1945年黨的七大會上,毛澤東惋惜的說：“鄧乾元是個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鄧乾元有何功績？讓毛澤東如此記掛。

鄧乾元

參加秋收起義拉起一個團

1928年8月18日，毛澤東回到長沙，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參加了改組后的湖南省委會議。會上討論了秋收起義的有關問題，制定了秋收暴動計劃，確定長沙周圍的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安源、岳陽等縣于9月11日同時暴動，并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同時，指派鄧乾元為中共醴陵縣委書記。

9月初，鄧乾元參加了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主持召開的軍事會議，部署秋收暴動，決定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第二團由安源煤礦工人糾察隊和我黨掌握的部分礦警隊及萍鄉、醴陵、安源、蓮花等縣的農民武裝組成，王新亞任團長，鄧乾元為政委。會議還指定二團自安源一帶出發，經東門市進攻萍鄉、醴陵，向瀏陽前進，然后逼近長沙。

會后，鄧乾元回到醴陵，立即決定在西一區雷缽山召開區委書記和各區、鄉農運特派員會議，傳達省委決定，部署秋收暴動。由于許克祥反動部隊在醴陵的大屠殺，此時醴陵黨組織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就在這種情況下，鄧乾元緊緊依靠幸存的五百多名黨員，深入群眾，秘密串聯，層層發動，很快發展了六百多名新黨員，全縣有十三個區先后恢復、建立了黨團組織和農民武裝。

隨后鄧乾元組織秘密籌集武器，偵察敵情，部署武裝力量。僅幾天時間，就搜集到梭鏢七百多支，駁殼槍七支，步槍三十多支，機槍一挺。同時，摸清了敵軍在醴陵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裝備；鄧乾元還派人深入敵巢，進行策反，爭取到偽警備隊在暴動時保持中立。

為了配合革命軍合攻醴酸縣城，還組織了二百余名黨員和武裝農民；并計劃于部隊攻城時劫獄、組織出獄的同志參加戰斗。

9月11日晚上8時,全縣四鄉農村掀起總暴動。12日下午，農民武裝緊密配合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向守城頑敵發起猛烈的進攻，一舉攻克醴陵城。

秋收起義失敗后，1928年春，鄧乾元離開醴陵來到井岡山，擔任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秘書長。同年十二月，湘贛邊界特委改組，組成了以鄧乾元為書記，滕代遠、陳正人、宛希先、朱昌偕為常委的湘贛邊界特委。

1929年1月4日，毛澤東在寧岡柏露主持召開了前委、特委、紅四軍與紅五軍軍委及各縣縣委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贛南進軍，紅五軍和紅四軍三十二團在湘贛邊界特委領導下堅守井岡山。

在鄧乾元的帶領下，邊界軍民堅持斗爭，開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逐步地恢復和發展了邊界各縣的紅色政權。永新、寧岡都有公開的蘇維埃政權存在，蓮花、茶陵、酃縣、遂川有公開的割據區域;永新還有秘密的蘇維埃政權。

湘贛邊界在沒有正規紅軍的情況下，經過艱苦奮戰，先后恢復了井岡山、九隴山兩個重要軍事根據地。牽制和打擊了大量的敵人，為紅四軍主力順利地進贛南、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并使其發展成為以瑞金為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組織大冶兵暴參與創建紅八軍

1929年10月，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以柯慶施為書記，鄧乾元、石仲偉為委員組成武漢軍委，領導湖北、湘北、豫南地區的軍事組織工作，開展游擊斗爭。

1929年11月，經黨員趙品三聯系，共產黨員，國民黨獨立十五旅排長程子華在漢口的一個旅館里會見柯慶施、鄧乾元、石仲偉等人。程子華匯報說，獨立十五旅奉命將開往大冶、陽新一帶去打紅軍，他們準備趁機在大冶舉行兵暴，組織前線起義。柯、鄧、石聽了當即表示完全贊成，鄧乾元隨部隊前往，負責溝通鄂東南特委和紅軍同起義部隊的聯系。鄧乾元經過許多周折，打通了同鄂東南特委和紅五軍第五縱隊的聯系。

程子華

紅五縱隊隨即開到興隆鋪、曹家院一帶。大冶中心縣委與五縱隊負責人還召開了擴大聯席會議，討論和制定兵暴的戰斗部署，決定程子華率起義部隊在城內暴動，五縱隊在外面攻城，并規定了有關的暗號。

12月14日晚，大冶兵暴的槍聲打響了！程子華帶領五、六連的黨員同志，按照預定的計劃，干凈利落地干掉了連里的一些反動軍官，喊出了“兵暴，當紅軍去”的響亮口號。

紅五縱隊緊密配合，向城內敵軍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里應外合，很快打垮了敵人的反抗，一舉攻克大冶城，勝利實現了兵暴計劃。這一仗，我軍俘敵千余名，活提敵營長和偽縣長，繳槍九百多支。

隨后，起義部隊與紅軍會合，編為紅五縱隊第二支隊，程子華任支隊長。李燦擔任五縱隊司令員,何長工為政委，鄧乾元為五縱隊政治部主任，柯慶施為五縱隊政治部秘書長。五縱隊由一千多人擴大到六千多人。

何長工

1930年6月16日，紅五縱隊擴編為紅八軍，軍長李燦，政治委員何長工。七月，何長工任軍長,鄧乾元為政委。并將紅五軍和紅八軍編成紅三軍團，彭德懷為總指揮兼五軍軍長，滕代遠為總政治委員兼五軍政委。

7月3日，紅三軍團攻克湘北重鎮岳陽，切斷了長沙與武漢的水陸交通。7月中旬，部隊開到平江，軍團在這里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根據中央命令，決定紅三軍團與湘鄂贛邊境地方武裝配合攻打長沙。在這次會議上，鄧乾元發表與大多數人不一樣的看法，認為攻打長沙于紅軍不利，建議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

盡管客觀形勢有利于革命的發展，但就全國政局而言，大革命失敗后所形成的敵強我弱的狀況并未發生根本的改變。國民黨控制了全國政權和經濟，又與各帝國主義相勾結;各大中城市都有國民黨的重兵把守，其部隊人數眾多，武器裝備先進。在這種情況下，攻打長沙是徒勞無益的，是軍事冒險主義的行動，是英雄式的拼命主義;要奪取武漢，紅軍的力量也還不夠，倒不如在廣大農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積蓄力量，積極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做好準備。

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意見未被采納，只得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保留個人意見。但正是這次會議鄧乾元的發言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為日后被錯打成AB團埋下了伏筆。

被平白無故打成AB團分子死在長征前夕。

1930年7月28日，紅三軍團攻占長沙，但是在8月5日國民黨軍隊反攻下，不得不退出長沙，轉戰瀏陽、平江一帶。

紅八軍退出長沙撤到瀏陽縣城的當天晚上，軍團部和五軍也趕到瀏陽。軍團領導同志要八軍繼續前進三十里，讓五軍在瀏陽城宿營。由于連日作戰，指戰員們非常疲勞，都已就地宿營。于是，何長工要鄧乾元去軍團部請示，讓部隊休息至拂曉再走。經請示后，未獲同意。

由于何長工堅持要休息到翌日拂曉，因而八軍當晚沒有行動。軍團領導認為鄧乾元不執行命令，第二天，突然下令撤銷了他政治委員的職務，調任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科長，并派保衛隊繳了他的槍，牽走了他的馬。

何長工在《紅三軍團的建立與兩戰長沙》中所說:

“鄧乾元同志是大革命時期的縣級干部，后任湘贛特委書記，工作和思想都很有水平，到八軍任政委后，在維護軍團領導和五、八軍團結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雖然那天晚上和軍團領導吵了幾句嘴(以后才知道)，未堅決執行命令，是不對的。但軍團部當時也沒開什么會，把問題講清楚，就撤銷他的職務，并繳槍牽馬，此事處理得過于草率。以后并說，八軍當晚開會要和五軍分家等，我和健在的八軍幾位老戰友都不知道有這個會。”

8月15日，紅三軍團在平江長壽街召開五、八、十六各軍黨的代表大會改選前委。鄧乾元致信，肯定了攻打長沙在擴大紅軍等方面的成績，同時陳述了自己反對攻打長沙的種種理由，仍然堅持進攻長沙是軍事冒險的革命主義。因此，受到察看三個月的處分，并令其脫離紅軍，交給特委訓練。

毛澤東在回憶紅軍攻占長沙時，和鄧乾元的觀點基本一致，也指出:

“如果把第一次占領作為一種暫時行動，并不企圖守住城市，建立國家政權，那末這種行為也許可以認為是有益的，因為這在革命運動上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在蘇維埃政權在后面還沒有穩定的時期，企圖把長沙當作一個根據地，這是一種軍事和戰略上的錯誤。”

1932年初，鄧乾元調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1933年，在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下，鄧乾元被平白無故地打成 AB團分子，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一1934年長征前夕，被迫害致死。

1945年黨的七大作出決定：

凡被當作AB團誤殺的，給予平反昭雪，作為革命烈士看待。從而推倒了強加于鄧乾元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

鄧乾元作為我黨早期一個優秀的革命軍，始終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臨危不懼，一身正氣勇于同黨內的錯誤傾向進行理直氣壯不屈不撓的斗爭。

假如當時鄧乾元在處理上下級關系方面適當保持克制，受到處分后能適當隱忍不再發表意見，或許命運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