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處輝

南開大學

社會學院

教授

朱焱龍

西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副教授

谷莎

江蘇科技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

講師

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四十五年之進路

——成績、問題及未來使命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6期

作者 | 王處輝、朱焱龍、谷莎

責任編輯 |黃燕華

恢復重建以來的中國社會學發展已歷四十五年。中國社會思想史作為中國社會學知識體系中最具本土性、基礎性的學科，相較以往更顯其重要價值。站在四十五年后的新起點，本文在重新審思學科研究意義與使命的基礎上，評析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及發展成就，并從多個角度探討未來的研究進路。四十五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通過六個面向的具體研究工作極大地推動了學科發展和范式成熟。未來的研究可從八個方面著力，在提升學科發展自性的同時，為中國社會學理論構建和中國社會轉型及治理實踐做出這一學科的獨特貢獻。

一、導言

自1979年恢復重建以來，社會學這門以個人與社會關系為基本問題、以構建良好社群互動生態和良性社會秩序為要旨的現代之學、現實之學，在我國的發展又歷經四十五載。中國社會學在這四十五年間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當前中國社會學還是以西方理論及話語為主導，不僅在代代學人矢志追求的學科自主性建設上不盡如人意，而且在運用西方理論及話語解釋中國現實及實踐時也存在效力不足、捍格不通的問題。這或許才是社會學本土化議題被長期論爭的真正原因。中國社會思想史這門社會學知識體系中最具本土特色的基礎性學科（王處輝，2000），與社會學專業的重建及發展步伐同頻共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事實和背景下，國家正式提出“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指出要“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習近平，2023）。不久前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不僅再次強調增強文化自信、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而且指出“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將中國社會學發展置于如上語境分析，不難得出以下認識：形成以中國社會秩序建構理念為基礎的社會學理論及話語系統是中國社會學走向成熟的標志，而解釋中國社會諸現象、諸問題有賴于契合本土語境的社會學理論建構實踐。而中國社會思想史這個社會學知識體系中最具本土特色的理論社會學分支，恰是實現如上目標的潛在基底和重要依憑。

社會學是以研究現實社會為核心旨趣的學科。無論是社會學在西方的誕生淵源，還是當初我國引入這門學科的初衷以及它恢復重建的緣由，現實的需求及召喚都是重要動因（費孝通，1980）。當下中國社會已發生深刻變化，轉型中出現亟待應處的新問題，變遷中產生需要解釋的新現象，發展中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在找尋新問題、新情形的應處之方和解釋之道時，“早熟”的中國社會思想及文化（王處輝，1996：2）被給予越來越多的期待，挖掘中國社會思想資源并以此建構能夠適應當前及未來社會的理論，成為有效解釋及應對現實問題的基礎。

正是在這種不同以往的學科發展語境和現實下，本文將對中國社會思想史自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至今的研究及發展進行系統回顧與評價。我們將首先討論新起點上推進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及使命，繼而對四十五年間學科研究及發展情況進行評析，最后抱持未來視角，從多個方面瞻望并分析該學科未來的研究進路。本文重在探究四十多年來學科研究及發展的點、面及其關系和特征，至于特定面向或理論內部的細致研究，則需另文專論。

二、在新起點審思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意義

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的研究及發展意義何在？這實在是關乎學科“立身”和合法性的重要問題。一種學問成為獨立學科，“必須有不可取代的目的，也必須有值得永遠努力以赴的理想”（韋政通編，2009：2）。中國社會學界明確意識到中國社會思想史在社會學學科建設中的意義，與“第一波”社會學中國化倡議息息相關。20世紀30年代前后，中國社會學總體呈現“清一色”西方教材、西方理論及西學背景學人的“西化”面貌。為改變這種狀況，在1931年改組后的中國社會學社召開年會時，孫本文就指出“今后之急務”是“整理中國固有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制度”，“綜合而成有系統有組織的中國化的社會學”（孫本文，2014）。此后他又表明中國社會思想是“研究中國社會學者必須研究之材料”（孫本文，1935：648）。當時，前輩學人在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研究上也進行了具體探索，不僅產生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設置了相關課程。雖然“抗戰”初教育部就將中國社會思想史列為社會學必修課，但專業教師和教材都很缺乏，專門著述“尚無一本完全者”（龍冠海、張承漢，1983：初版序）。一些教材性質的專著也在“抗戰”前后出版，例如郭真1929年出版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和程伯群1937年出版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只是論述多不系統，詳略安排亦有失恰當。相關專題研究已能自覺接洽社會學話語系統，得出創造性結論。潘光旦圍繞其人文優生學框架建立的以“人倫”“位育”概念為統領的思想體系就可視作以儒家思想為基礎進行的社會學研究；李安宅（1931）則更明確援用社會學視角從文化、宗教、社會組織等不同方面對《儀禮》《禮記》進行了解譯。可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甚至社會學重建前，學界已對這門學科的價值特別是其對社會學本土化的意義有了深刻體認，但學科研究及發展總體處在起步階段。

自1979年學科恢復重建至今，學界對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經歷了一個愈益確信的過程。當下，人們不僅認識到中國社會思想史在體認本土社會、增強理論解釋力方面的重要意義，還將開發中國社會思想置于提升社會學話語權、促進社會理論創新的高標地位（鄭杭生，2011）。在社會學傳入中國百二十余年、學科重建經歷四十五年的今天，中國社會學已不滿足于用中國經驗證實或證偽西方理論，而是謀求提升學術自主性、構建自身的話語體系（李友梅，2016）。實現此一目標的最終依憑指向本土概念及理論的創新與構建。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天然”具備達成此項宏偉使命的學科稟賦，因為學界可“通過對中國社會思想的‘適切研究’，發掘出具有中國社會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質的概念和理論”。如果忽視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思想及文化積淀，中國社會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便失了傳統根底（王處輝，2000，2015）。

應予承認的是，盡管我們已認識到傳統社會思想對建構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具有重大支撐價值，但四十五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在這方面的探索實踐仍然較為薄弱。當然，關于恢復重建后的社會學發展對思想傳統的忽略，學界并非未能覺察其弊。有研究便指出，在理解中國社會和塑造中國社會學氣質上，接續近代以來如嚴復、梁漱溟、瞿同祖等人的“社會學思想”傳統具有重大意義（應星等，2006）。這意味著當下我們對近代社會學人思想傳統的接續也顯不足，遑論遠涉數千年探究傳統社會思想史。誠然，“社會學思想傳統不同于社會思想史”（應星等，2006）。從社會學進入中國的歷程和第一代社會學者的為學經歷看，這樣的區分有其意義。然而，從利用傳統思想資源建構理論、形塑中國社會學特色和氣質的目的出發，如果將社會學研究應予接續的思想傳統局限在近代以來的“社會學思想”，便縮短了“思想傳統”的時間線。這既不符合史實，也不利于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或者說，若要推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就應將社會學思想傳統的時間線索向前延伸。

進入21世紀后，費孝通倡導擴展社會學既有界限時所錨定的“傳統”實則指向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乃至整個中國歷史文化資源。費氏結合一生的治學歷程反思道：“深入發掘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在實踐中探索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是中國學者對國際社會學做出貢獻的重要途徑（費孝通，2003）。用他自己的話說，這里的“傳統”是“包含著深厚的社會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的尚未認真發掘的寶藏。他還指出諸子百家、儒家道家的思想是認識中國社會的基礎知識，并強調理學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鑰匙”（費孝通，2003）。可以說，費孝通希望中國社會學者具備的“反觀自照”的文化自覺能力實質上源自對中國社會思想史及文化傳統的掌握水平及能力。其后人們的為學實踐也恰好說明了這點。或許最具說服力的事實莫過于許多社會學家在進入學術生命“中后期”或“成熟期”時，往往在治學方向上自覺向中國社會思想史偏移。在進入新千年后，學界對中國社會思想史教學與研究發出了更多呼吁，“補上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這一課”（田毅鵬，2005；田毅鵬、陳寧，2008）成為學人的共同心志。

當然，以上關于學科意義的認識和探索也需基于“現實”。這不僅是社會學作為現實之學的要求使然，也是檢視這一本土學科重要性、現代性程度的標準。當下，中國社會的轉型更加深入，民眾社會心理亦同時發生變化，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更重要的使命還體現在解釋新現象、回應新問題，以及為外部環境變化導致的諸多不確定性提供價值定位及文化自信。人們發現，社會現代化與社會傳統間并非二元對立關系，社會愈加現代，則愈需要傳統。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社會行動及其背后的社會價值取向并未發生大變動，而中國社會在劇烈變遷中之所以變中有常、變中有定，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社會思想的理念超前、價值合理、理性足備關聯緊密。中國社會思想深具“早熟性”，早在先秦就已形成穩健、成熟的思想體系，及至宋代理學則體系完全、格局已定（王處輝，1996：2），并一以貫之地參與中華文化及文明的演進過程。梁漱溟（2011：46）更將“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視為其學思歷程中的“沒有改變之根本觀念”。盡管中國思想及文化中有“發育不全”的一面，但是直覺體驗的那種先見性、超前性“使得它很早就體會和領略到別人沒有感覺的東西”（費孝通，2003）。尤其近年來在社會諸領域不確定性增多的情形下，中國社會思想所能擔負的價值指引、秩序整合功能愈受重視，人們對堅守思想及文化主體性的意義體認更加深刻。這門本土學科既往在人心安頓、群己互動、社會組織以及理想社會構想等方面的學術累積可為理解和應對新挑戰、新問題以及不確定性提供可能，深入發掘和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傳統的必要性及現實意義愈益突出。

綜上所述，從社會學恢復重建后四十五年的發展歷程看，學界更加重視中國社會思想史這門本土學科，并對其研究意義愈加確信。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四十五年后這門學科在社會學學科以及我國學術體系中依然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這種邊緣地位或許既有學科性格和研究方法上的抵牾因素，又與研究成果的影響力稍弱有關。在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及形塑下，社會思想史研究在其性相上深具哲思特征，與社會學側重對現實問題進行經驗研究的學科范式存在張力。而這種學科性格、形式以及范式上的距離不僅是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在社會學分支中地位不彰、較為邊緣的原因，也招致研究規范性不足且結論不夠“科學”的批評。然而，哲思意味濃重并不意味著與經驗現實割裂，這門學科仍以實證研究為特征，它本就是基于現實生產、生活實踐而產生的（王處輝，2000）。前文所述已足可證明作為現代之學的社會學需要社會思想史，而社會思想史之所以能夠滿足社會學的知識生產需要，關鍵在于其與社會學作為現實之學具有內在契合性。因此，中國社會思想史的邊緣地位是我們缺乏對傳統社會思想及文化的“解讀”“翻譯”能力（費孝通，2003）、缺少具有影響力的成果所致。不過，這些欠缺并不是質疑和否定學科重要性和生命力的理由。相反，正因對學科重要性和生命力愈加確信，才更加需要改進如上不足，使這門學科在理論建構、社會治理實踐中做出更大貢獻。

三、四十五年間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評析

社會學恢復重建后，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專業恢復重建至20世紀末；第二階段為進入21世紀至今。在第一階段，學界因忙于引介西方理論和方法的“補課”，對這門本土學科的研究重視不夠，發展相對緩慢。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及發展取得諸多令人矚目的成績，標志性成果或事件包括：中國社會思想史在1999年被確定為社會學本科教學主干核心課，中國社會學會社會思想史專業委員會于2007年正式成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社會思想史》在2021年正式出版使用，一些新研究機構如“中國古典社會學（群學）研究中心”相繼成立，等等。當然，專題研究及其代表性成果反映了研究的具體面向、水平及特征，這構成我們評估學科發展情況的主體內容。

（一）不斷拓展研究廣度和深度，推動精英社會思想研究的精細化和多元性

古代精英社會思想研究是這門本土學科的既有傳統。中國社會思想早熟的重要表現是其在先秦時就體系完備且基本格局已定。因此，研究先秦社會思想具有奠基性，是了解其后歷代社會思想的基礎。孟天運經多年累積在2021年出版的《先秦社會思想研究》是國內學人在這個專題研究上的力作。而在此前，晁福林（2007）的同名著作也已出版，該著特點是史料豐富，與同類哲學式研究頗不相同，但不足是缺乏社會學視野。也有學人擇取特定思想對象進行專門探索，如對周秦“勢論”的系統探討（桂勝，2000）。對古代精英思想家的社會思想做出獨具社會學特色研究的當屬王處輝（1996）的《中國社會思想早熟軌跡》一書。該書在中國社會思想“早熟性”這一核心特征提領下，從個人與社會關系思想、社會角色與修身思想、處世思想與社會規范、社會問題與社會控制等十大專題，系統呈現先秦諸子直至宋明理學的社會思想，不僅闡明了中國社會思想與同時期域外社會思想相較具有早熟特征，而且以社會學專業議題為話語經緯的思想聚焦方式突破了慣常以思想家為綱領的思想史書寫方法。這既將社會學核心概念與學科理念融匯在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史敘述中，又有效融貫了社會學中個人—社會、行動—結構、微觀—宏觀等元理論和元視角，在體現一般思想史風貌和樣態的同時，顯現出鮮明的社會學學科特質。

除綜合研究外，傳統社會思想研究還展現出精細化特點和多元性取向。由于中國社會思想具有復合性且與政治思想多相混合，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往往需要進行抽取、分類工作，以與社會學議題關聯并體現社會學性。學界在這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在理想社會思想研究方面，有學人對大同思想（陳正炎、林其錟，1986）和先秦時期儒家、道家、墨家的理想社會思想（胥仕元，2018）進行了專門研究。在社會福利思想研究方面，田毅鵬（1999）就古代社會福利思想史進行梳理并出版專著。在社會控制思想研究方面，可從《秦漢社會控制思想史》（李禹階主編，2017）中窺見最早的大一統帝國時期的社會控制及治理思想；還有學人對同處軸心時代的荀子與亞里士多德的社會控制思想進行了對比研究（孟天運，2019）。在社會秩序思想研究方面，王興周（2006，2009，2012，2016）先后發表四文就重建社會秩序的先秦思想、孔孟思想、荀子思想以及墨家思想進行探討；景天魁（2017a，2017b，2018）及其研究團隊則繼承嚴復等前輩學人觀點，認為荀子開創了中國古典“群學”，并將其細分為合群、能群、善群、樂群四層次，繼而又將四群說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應，致力于發掘古典“群學命題”，取得了顯著成果。以上分析表明學界已然具有根據社會學專業議題開展社會思想研究的自覺，并再次證明社會學中那些重要論題在中國古代思想家那里早已得到關注與探索。更重要的是，無論從哪個面向評斷，以上研究均體現出聯結經驗現實的問題意識，與社會學學科旨趣頗為一致。

（二）突破精英社會思想研究視界，探索民間社會思想研究新課題

傳統精英社會思想研究在認識民眾生活實踐與精神世界、探索“常人”行動邏輯上存在局限性。如果重視“民間”本身應被視作社會思想研究的內在要求，那么直接研究民間社會思想更有助于認識歷代中國民間真實社會生活秩序。有學者指出，精英思想與大眾認知之間往往存在距離，落到現實中需要“降一格”，研究必須關注精英思想“下滲”到生活世界并擴散、變異的過程，及其變為行動資源進而影響歷史的方式（王汎森，2018：7、20-21）；思想史研究不應只關注精英和經典，那些支持人們社會生活的“普遍的、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也應成為關注對象（葛兆光，2013：7）。相對而言，社會思想研究者更應具備這種“降格”意識，深入研究民眾在生產生活秩序建構中實際操持且行之有效的理念。或者說，關注精英思想與民眾生活發生關系的方式、機制及其如何影響民間社會，應是社會思想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進入21世紀后，探索民間社會思想研究的可能方面及研究方法成為學界努力的新方向，取得了豐富的成果。

不同于精英社會思想多以抽象概括及個體感悟的“思想”為呈現形式，生活世界的觀念及價值多蘊涵在人情世相之中（胡翼鵬，2011a）。若從儒家“修齊治平”這一由近及遠、由小及大的理想進路看，民眾及民間觀念更多處于該路線“前端”。有研究即從齊家層面討論宋代蒙養教育與其時社會需求間的關系（王處輝、宗新華，2016），也有研究以《名賢集》為例探究傳統社會生活理念（夏當英、王處輝，2007）。此外，探掘“小傳統”中蘊藏的社會思想可謂近二十年來學科研究的亮點，所涉主題廣泛，拓展了學科的研究空間，家訓、鄉約、小說、戲曲、諺語等史料均被作為研究材料與專題類別，取得了諸多反映民眾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成果。比如，基于《水滸傳》對傳統中國下層民眾社會理想的研究（王處輝、胡翼鵬，2007）、對民間諺語反映的理想社會思想和生活秩序思想的探索（婁章勝，2004），以及選取諺語、戲曲素材對本土性概念“氣”的研究（應星，2010）便代表了這種轉向。運用家訓、族規對鄉土社會控制問題的探究（鞠春彥，2008）亦屬此類。近年來民間社會思想研究的另一面向是探究地方社會思想及知識與地區秩序間的互構關系。比如，對“陰騭”思想與民族地區社會秩序關系的探析（熊開萬、桂勝，2018）便希望揭示民間社會思想在地方秩序及文化建設中的作用機理。特別是胡翼鵬（2015a）以晉陜蒙冀毗鄰區域的喪俗儀式“叫夜”為例，對社會思想的民間形態及闡釋理路進行的深入探索，具有方法論上的示范意義。如上研究深化了我們對中國社會思想民間性、生活性、社會性的理解，在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上做出了新嘗試，反映了社會思想研究轉向及新范式形成的可能。

（三）堅持現實取向，挖掘傳統社會思想的現代性及其機理

從社會思想的現代性出發確定研究主題及問題是學科研究的重要指導原則。現代性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指啟蒙時代以來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還指人類形成的一系列持續進步且不可逆的推進民族國家文明發展的觀念、機制及建設，以自由、民主、平等價值理念為核心。然而，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不同，因此各國現代性表現也有所不同。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習近平，2023），這決定了中國社會思想與中國現代性具有自身特點。因此，發掘傳統社會思想的現代性及其機理成為這個學科的重要歷史使命，也成為社會思想史界的重要課題。2009年召開的中國社會思想史第七屆年會以“中國社會思想及其現代性”為主題，就中國社會思想與當前社會結構的關系、中國社會思想與社會建設等現實議題進行討論。在具體研究上，中國香港社會學家張德勝（2008）對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的現代詮釋，以及基于義利關系對儒商與現代社會關聯的研究（張德勝，2002）可謂代表性成果。根據特定主題論析思想家的觀點及其現代價值是學科研究的重要取徑，如對不同時期思想家的“小康社會觀”及其對小康社會建設啟發的研究（王處輝、宣朝慶，2004）就是如此。

這方面的研究還通過與西方理論建立對話關系來增強結論解釋力。比如，杜維明（1997）將儒學傳統與西方理論結合起來，對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的關系進行了多方面論述；韓國學者宋榮培（2003）的著作則專門探析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的關系。當然，社會思想的現代性研究只有建立在機制或機理分析上才能獲得可靠解釋，學界過往在這方面的探索以社會價值觀研究作為抓手，可謂找準了根本。有研究聚焦中國社會價值觀特性及構建路徑，對當前主導性社會價值觀建設問題進行探討（王處輝、梁官宵，2019a）。在傳統社會思想的現代性被更多經驗研究確認的情形下，探究社會價值觀對心理、行動及現象的形塑機理繼而成為重點。關于“人情”“面子”的研究成果便頗具代表性（黃光國、胡先縉等，2004；翟學偉，2021）。此外，中國港臺學者運用社會心理學路徑對國人價值觀及行為理念的諸多探究（文崇一，1989；楊國樞主編，2013）也能為社會思想的現代性及其機理研究提供理論與方法借鑒。

（四）研究的理論性漸強，依托特定社會思想進行理論建構成就顯著

愈至近期，學界對特定社會思想的運作方式、作用機制的探究漸趨增多，基于社會思想構建本土社會理論的意圖更加明確并取得顯著成績。同時，隨著學人對研究方法的不斷熟悉，研究過程更符合社會學理路，與既往以闡釋、尋繹為主的研究路徑大不相同。比如，翟學偉（2019）對“孝”的研究以《孝經》建立分析框架、以《二十四孝》故事作為素材，力圖通過探討孝的運行方式來揭示“儒家思想轉化為中國人的行動并對社會產生真實的影響和建構”的過程及機制。實際上，聚焦思想與社會的互動并嘗試對特定思想進行理論化是最近十多年社會思想史研究的明確取向。比如，關于“倫”（翟學偉，2016）和“報”（翟學偉，2007）的研究也遵循此一取徑，社會學理路和理論建構意圖更明顯。此外，應星（2010）利用民間諺語和傳統戲曲材料對“氣”進行研究，這在社會思想從“抽象的本原性范疇”轉化為“日常行動范疇”的探索上具有代表性。既往關于“忍”（李敏龍、楊國樞，1998）以及近年有關“理”（王處輝、梁官宵，2019b）的研究亦是如此。

此外，那些最可能產生本土社會理論的關鍵問題和范疇受到重點關注，包括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國人的行動倫理等頗具本土特色的基礎問題。為深入理解“差序格局”這一用以解釋中國人社會關系和中國社會結構特征的典型概念，周飛舟（2015）以《儀禮》及后世學者注解的喪服制度文本為依據，回到差序格局概念產生的思想環境，提出作為中國社會結構基本原則的“親親”和“尊尊”背后真正發揮作用的是以愛為主的“仁”和以敬為主的“義”兩種核心價值觀。遵從類似理路，他從中國“關系社會”現實出發，認為仁與義為基礎構成的“行動倫理”是中國人行動的基本邏輯（周飛舟，2018）。這說明對諸如社會結構這樣的基礎性問題的探索也需回到社會思想內部。延續對社會結構的關注，周飛舟（2021）以“家”在中國社會的特殊重要性為起點，認為中國社會結構基礎是“一本”與“一體”，“一本”即指“父母為本”，其中“一本”之說源出《孟子》，“一體”之語出自《儀禮》。如上探究表明社會思想研究對構建中國社會理論具有基礎意義。可以說，依托特定社會思想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多年來學科研究的又一亮點，其核心旨趣在于挖掘中國社會思想及文化資源中蘊含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在這方面，下述景天魁及其團隊對中國古典“群學”的系統研究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成果更具代表性。

（五）在發掘“群學”傳統及古典社會學建設上，學科價值更加凸顯

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的價值還在學界近年追尋中國“群學”傳統、延展中國社會學史的實踐中得到凸顯。劉少杰（2006）曾基于費孝通擴展社會學傳統界限的思想進行反思，指出哲學、文學、歷史、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等都把自己的學科史追溯到古代，“為什么社會學的歷史只能從現代談起？”那么，如果中國確有本土社會學傳統并須發掘、闡明，對提高學科發展自主性無疑意義重大。在這方面，景天魁及其學術團隊的努力功不可沒。他將中國社會學歷史推向荀子開啟的“群學”傳統，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具體而言，從建設社會學概念體系是取得社會學話語權的基礎工作和推動中西社會學會通的必要前提這一認識出發，他通過“史海拾貝”的方式，以“合群、能群、善群、樂群”作為群學要義，精選34個概念構成中國社會學概念體系，其中包括群、倫、仁、中庸這四個基礎概念和分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個層次下的30個基本概念（景天魁，2017a，2017b），為中國社會學久已存在的事實尋根和正名。

在概念體系基礎上，景天魁還帶領團隊構建群學命題系統，最終形成“中國古已有之的社會學或曰中國古典社會學”知識體系（景天魁，2018）。上述系列研究也將中國社會學史的起始推展至戰國末期，表明中國社會學擁有自己的傳統源流。當前，由景天魁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社會學史》已陸續正式出版，為書寫中國自己的社會學史、構建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做出新貢獻。在中國社會學發展整體上“西風勁吹”而“中學邊緣化”（田毅鵬，2017）的情形下，這些努力可謂苦心孤詣，自應肯定。而從以上努力及實踐看，無論是構建群學概念體系及命題體系，還是據此書寫中國社會學歷史，所依托的基礎資源都與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內容具有頗多關聯，甚至幾乎一致。顯然，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的價值在追溯中國社會學傳統及書寫學科史的努力中得以顯現。

（六）在研究方法上多有思索，學科自性和范式成熟的基礎增強

如果說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與既往研究樣貌的區別愈至晚近就愈凸顯，那么方法上的自覺及規范是形成該區別的重要原因。面對相同的思想文本，這門學科的研究如何與哲學、文學等形成差異？除了問題意識外，這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研究方法層面。尤其在社會學范式下開展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或許更該追求的是“文有定法”。在專論研究方法的問題上，胡翼鵬用力較勤。他認為中國社會思想史內在地具有社會學品格（胡翼鵬，2011b），學科研究方法應從“描述性解讀”向“詮釋性理解”過渡，“把過去世界存在的意義轉換到現在的世界之中，最終達成文本、作者、閱讀者共同的意義體驗”（胡翼鵬，2011a）。胡翼鵬（2011c）還將確立中國社會思想史的恰切“寫法”置于扭轉學科邊緣位置的意義上。在他看來，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之所以處于邊緣位置，其根源在于“方法或寫法的效度不夠”，改變此一不足的途徑則是形成社會學思維模式和多維綜合的研究格局。

在此之前，王君柏（2007）也指出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需要追求“立體表述”，組織材料的正確方法應以思想因緣流變的“線”為主，而非以思想家這個“點”為主。田毅鵬、陳寧（2008）亦曾對學科研究方法及寫法創新問題進行反思。其實，研究范式對學科發展似乎總是一把“雙刃劍”：既是學科發展走向成熟、形成自性以及同行評議的共識前提，也可能導致研究陷入“套路”。然而，相對成熟的研究范式對學科發展不可或缺，因為它是學科研究及發展自性的重要標志之一。可以想見，在社會思想研究領域形成方法共識相較于其他學科會更難些，但這種方法探索及范式凝練的努力仍意義重大，包括改善研究結論的碎片狀態、研究章法上的紛亂情形，以及借以促進學術共同體建設等。從前述代表性論著和專論方法的思索來看，雖然諸多論著的方法使用難說真正規范，但是學人們在具體研究中對社會學范式的運用明顯更自覺，探究學科研究方法及范式的意愿更強烈。這些努力為形成成熟的學科研究方法、提高學科自性及影響力打下基礎。

綜上所述，無論在學科基礎建設還是各方面的專題研究上，四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及發展可謂進步顯著、成就豐碩。然而，與成績相伴而生的一些問題也逐漸暴露，對學科認可度及影響力提升造成一定制約。

在肯定成就的同時對相應問題予以“診斷”，無非是為促進未來這門學科的發展與精進。當前，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不足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研究質量及水平還有較大提高空間。過去的四十多年間，學人出版或發表了諸多成果，但既能熟練運用社會學研究范式、又能以社會思想為研究對象、還能聯結社會現實并將三者恰切結合的成果還較少見。第二，研究規范性不足且相對分散。這毋寧說是上述所論研究質量及水平現狀之“因”。當前，學人雖凝聚在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范疇下，但多圍繞自己的興趣“開花散葉”，成果亦以描述、介紹及闡釋性研究居多，尚未形成規范的研究理路和話語系統，這對提升學科認可度和影響力形成掣肘。第三，在社會學“味道”增強的同時出現理論建構“新風險”。如果翻閱最近十多年的論著，便可發現以往研究中并不顯見的社會學概念和范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字里行間，社會思想史研究較之以往社會學意味愈加濃厚，并且在中西對話基礎上建構本土理論的意愿更顯增強。然而，應盡早警惕的是：如果與社會學概念和范疇的對接并未實現社會思想研究的實質創新與轉化，反而造成思想內涵的曲解及對社會思想本身完整性的破壞，那將是令人遺憾的。如果在中西思想及理論對比和差異基礎上構建本土理論的努力像梁漱溟曾提醒的那樣在既不完全懂“西”又不完全懂“中”的情況下進行（梁漱溟，2015：51），那又是需要盡力避免的，因為如此構建而成的理論終難保證效度并真正具有現實解釋力。

四、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未來進路

以上對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情況的系統評析為我們找尋這門本土學科的未來研究進路、拓展其研究空間提供了根據。需要指出的是，以下的進路分析并非僅針對某個特定的研究主題及問題所論，并且只能涉及最重要的方面，每個方面亦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聯系的，學人們在研究中自能交叉運用。同時，目前每個面向的論釋又都是扼要精簡的，有賴于學界結合特定議題進行更深入細致的探索。

（一）自覺深入民眾的生活世界，不斷塑造社會思想的“社會學性”

社會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學性”是確立學科身份并區別于其他思想專史的根本。失卻了社會學性的社會思想史研究不僅可能淹沒于其他學科，而且很難獲得社會學界的認可。接駁社會學術語和范疇固然必要，但只能使研究獲得社會學性“其形”，真正而內在地賦予社會思想史研究以社會學性的是民眾的日常行動及生活世界。社會思想的生成和發展根植、蘊藏在豐富的民眾生活實踐中，“我們不應當首先用社會思想說明社會生活，恰恰相反，應該首先用后者說明前者”（王處輝主編，2015：12）。社會思想亦并非僅記錄在典籍里，而是更多寄寓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日常行動中，以習焉不察的“被遺忘的傳統”形式存續（胡翼鵬，2015b）。王處輝在對社會思想的定義中之所以使用“觀點、理念或理論”的說法（王處輝主編，2015：11），更多也是出于這種包容性考量。在這個意義上，詮釋、發現思想家和典籍中的社會思想就只能構成研究的一個方面，進入民眾生活世界探究社會思想及其運作機制則能賦予研究以更大空間及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現代性和生命力是由社會特別是民間社會賦予并決定的，進入民眾生活的社會思想研究更契合中國社會思想史的學科屬性，并能使研究更接地氣、更具生氣。未來研究需要學人著力將那些具有草根性和生活化的理念和認知理論化、系統化，在史料運用上則可嘗試擴展至話本、小說、民謠、方志、家訓乃至邸報、檔案等。這其中必然需要經歷王汎森（2018：7）所說的“降格”過程，而后再通過“提質”滿足理論建構需要，在賦予研究社會學性的同時使據以建構的本土理論獲得更高效度。

（二）重視原典文本的解讀與詮釋，勉力揭示民間社會思想的傳統根脈

社會思想以民間性和生活化的形態存在，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它與官方、士林思想隔絕；相反，三者相互影響、滲透。雖然中國文化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觀念大都必須經過廣大群眾的選擇與接納方能真正落實到社會現實層面，但這些觀念特別是新觀念多是由少數大思想家創造的（參見韋政通，2003：304）。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構建本土概念及理論的努力，還是為理解民間及生活化社會思想提供根據，對原始“經”“史”“子”“集”文獻的研讀及整理不僅不可或缺，還應被置于基礎位置，否則便可能減損研究信度甚至產生不必要的錯訛。中國社會從傳統形態邁向現代形態，傳統思想文化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現代化進程，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底蘊相當程度上是由優秀文化傳統的賡續和綿延所造就。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下中國社會，就有必要追溯傳統優秀社會思想的現代價值。在當下民間社會思想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活著的過去”，這部分“過去”則是傳世經典中的思想觀念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下沉”或“降格”。中華原典與傳世經典承載著中華民族一脈相傳的文化本根，是深入揭示民間社會思想傳統根脈的管鑰。由此，深入日常生活世界探究民間社會思想，除了基于田野進行觀聽和體悟，同樣離不開對原典和經典的解讀與詮釋。客觀地看，這方面的工作還有較大改進空間。在目前行世的研究成果中，能從原始著作汲取資料者仍然較少，相當部分著述是利用二手資料，因此研究視野受到極大限制（王處輝，2000）。這或許也是學人建議社會思想史研究者加強史學修養的原委（劉集林，2004：232）。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需要根據特定研究主題及問題，盡力回到經典或原典中去厘清思想產生的歷史語境，并基于思想的真實意涵進行創造與轉化工作，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化社會思想，也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強的信度和效度。

（三）加強與西方理論的會通，同時警惕機械式的話語比附

前文已述，強化與西方社會理論的對話及橋接，是由社會思想的理論屬性、社會思想之于社會理論構建的意義、學科研究及發展的內在需求共同決定的。這種努力還具有賦予學科以立身之基和發展空間的意義。雖然西方社會理論是在歐美文化背景、思想傳統和社會事實綜合作用下建構生成的地方性知識，但由于這種知識是經過高度抽象概括而成的一般性知識，內蘊超越地方性文化和具體社會情境的特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作為解析本土社會現象、詮釋傳世經典文本以澄明中國社會思想樣貌的工具。實際上，社會思想史作為社會學領域內的基礎理論學科，“需要用社會學本身的范疇和概念體系以抽象的理論形式再現它的歷史發展過程”（王處輝主編，2015：13）。中國傳統思想及文化與作為西學的社會學接軌，也需要在后者的既成框架下對中國思想觀念、心理意識和理想社會企求等進行解說和詮釋（鄭杭生、胡翼鵬，2009）。然而，必須指出，這種與西方社會理論及話語的溝通與接榫應是知識原理、方法準則和理念宗旨等方面的融會貫通，而非望文生義式的詞語嵌套，應成為真正意義的創造與轉化而非刻意對后者的機械比附。如其不然，就可能適得其反地加重學科發展中本來希圖擺脫的依附性而非提高自性了。在未來的研究中，學人應熟稔西方社會學概念及理論生產的語境和內涵，同時還應在交流與溝通中始終抱持主體性意識，如此則既能擺脫“自說自話”的限制，又有助于構建能恰切解釋中國社會現象的本土概念及理論。

（四）深化與相鄰學科的互鑒，拓展社會思想研究新視界

社會學是一門開放包容的學科，特別擅于將友鄰學科的知識成果甚至名家思想“拿來”為己所用。作為社會學的基礎構成部分，社會思想史同樣應具備這種海納百川的胸懷，在堅持社會學學科原理的同時積極借鑒友鄰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明確己身的研究對象并尋求發展自性固然重要，但以開放姿態借鑒其他學科尤其相鄰學科的視野和方法亦極有必要。社會思想史研究者主動借鑒并追求多學科知識是很值得鼓勵的做法。比如，在厘定思想意涵時，采用訓詁學方法回到思想語境中辨明涵義就相當必要。如果我們在古文本意及思想意涵上都含混不清，那就難以保證據此建構的理論的質量。再如，超越哲思尋找思想呈現的事件及形式時，歷史學注重循證的學科性格就值得借鑒。作為深具傳統性的學科，社會思想史研究需要社會學想象力，同時更需具備歷史穿透力，使研究結論經得起時間考驗。又如，在探尋思想棲居的民間社會基礎時，歷史人類學的實踐經驗就可提供參考。社會思想多以某種文化載體或人們的行動取向得以留存，而探究社會思想生發邏輯及社會事實文化意涵的首要工作，則是了解該思想或意涵形成的社會基礎。還原某種文化載體或現象的形成過程是歷史人類學的任務，但這對社會思想史研究來說只是第一步，解釋該傳統背后的思想基質和價值取向的生發及機理才是重點。歷史人類學的工作能為開展社會思想研究提供基礎索引。可見，借鑒友鄰學科的視角與方法有助于彌補社會思想研究的“己之不足”，為擴展視界和探索方法帶來諸多啟思。

（五）緊扣時代議題，為解釋現實問題提供社會思想智識

傳統社會思想源于當時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來自先人在自己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對現實社會的體悟與反思，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社會思想與現代社會完全隔絕。無論是古代社會思想家還是當代社會學研究者，都致力于解釋社會現實、回答時代問題、履行社會責任。尤其在古代中國社會思想中，儒家思想更以經世致用為鮮明特色，歷史上的杰出儒者“與社會制度之間的因果關系極為顯著”（韋政通編，2009：13），如最具中國社會特色的“禮治傳統”，實際就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費孝通，2015：53、55）。當前，處在深度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所遭遇并需要應處的社會問題較以往大為增加。雖然治理手段升級、政策工具箱的不斷豐富提高了我們應處問題的能力，但所謂“禮失求諸野”“鑒古可通今”，社會思想所蘊含的經歷代先哲累積而成的社會問題調處智慧及治理經驗可為時代性問題的解釋與應處提供諸多智識支持。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正是希望通過回到“過去”來揭示社會生活的內在走向以及當代人價值理念與傳統文化的關聯，為矛盾化解和社會建設提供精神動力（鄭杭生、胡翼鵬，2009）。因此，不論是發掘傳世經典或原典中的社會思想，還是致力于揭示民間社會思想的傳統面向，社會思想史研究的終極關懷都在于滿足現實或現時需要，以認識當下社會情狀、解答時代問題為要務。特別在社會不確定性愈益增加的當下，這門學科對社會秩序始終如一的理論關懷更顯現其現實意義。這樣的社會思想研究還有助于彌補主流社會學研究無意中形成的歷史縱深不夠和理論解釋連貫性不足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無法聯結過去的理論亦有很大可能無法恰切地解釋現實，我們更無法指望其錨定未來。總之，對接時代議題且能聯結過去的研究應成為今后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發展的重要方向。

（六）從思想與社會的互構出發，探究中國社會運行的內在邏輯

如果說過去四十多年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特點是突出社會之“然”和時代之“變”，那么最近的顯著動態則是揭示社會現象的“所以然”和巨變中的“不變”之內在邏輯。人們愈加意識到：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并未完全消解其傳統底色，那些巨變中的“不變”才是理解中國社會的主軸或關鍵。長期從事社會調查的學者的反思亦可支持這種判斷。如有觀點認為，中國社會中由觀念、習俗和倫理構成的那種自發保存且具備穩定性的“恒常”對社會運行及發展持續發揮作用（楊善華、孫飛宇，2015）。而恒常的內在、核心的元素則大部分沉潛在歷經時間滌蕩承續下來的社會思想中，尤其寄寓在居于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社會價值觀中（Schwartz，1985：296；王處輝，2008）。這意味著從思想與社會互構視角出發解釋現象、認識社會極為重要。溝口雄三（1991）曾就儒教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指出：“不僅要從儒教的角度觀察社會，而且要從社會的角度觀察儒教”。其實不惟儒家，包括道家、釋家等在內的歷代各派社會思想對中國人社會生活和理念的影響已滲透、沉淀和融化進中國人的社會文化性格中，只有對中國傳統社會形成的“三教融合，以儒為宗”和“以儒為主，多元并存”的社會思想性格有深入理解，才能深刻闡釋中國社會事實（王處輝，2000）。未來我們不僅需要強化對儒家社會思想的社會學研究，更應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以及中國社會特征與運行邏輯間進行貫通性研究。這些努力將使得對中國社會諸現象的解釋更具說服力、更抵實質本根。

（七）在文化及文明溝通中進行比較研究，追求學科的超越性貢獻

如果說在古今之變的時間線中探索社會思想及其現代性是視野向內的學問，那么超越內部視界、在文化比較與文明互鑒視角下探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則能在中外社會思想的溝通中明晰中國社會思想“己身”的位置及優劣所在。費孝通晚年提倡“文化自覺”并對中國傳統思想及文化的價值寄予厚望，也是他將中國社會思想及文化傳統置于全球化和全人類的宏闊視野、從文化競爭力角度作出判斷的。文化總是指向集體的、大群的人類生活，體現某一社會或民族“大群”的人生及生活各方面的綜合（錢穆，2012：4）。而在文化及文明比較中，社會思想以及作為其內核的社會價值觀占據重要地位，尤其后者構成民族文化核心，“對制度和行為發生著持久而穩定的影響”（蘇國勛，2005：207）。正因如此，在文化比較視野下以社會價值觀為核心加強中外社會思想比較研究，可使我們對中國社會思想形成、演變及承續過程有更全面的認知，同時也能使我們從本質上理解中西方社會在組織、行動、制度及價值取向等方面既有同又有異的“奧秘”。更為重要的是，在特定時空坐標中進行社會思想比較研究還有助于打破任何形式的西方文化中心論，降低理解和溝通中可能產生的局限甚至偏見，有助于切實增強“第二個結合”的信心，真正提升文化自信。可見，無論是明晰中國社會思想自身的內涵、結構及優勢，還是實現費孝通晚年著重關注的以中國傳統思想及文化寶藏貢獻于普遍知識生產的目標，都有賴于學人循此進路進行長期且持續的探索。

（八）凝練研究方法，形成更成熟的學科研究范式

相對其他思想專史對方法的探究，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以往在這方面的討論并不算多，因此未來除了吸納相鄰學科的適宜方法外，更有待于在學科內就既有經驗進行提煉并深化研究，形成相對成熟的研究范式。或許規范、成熟的方法體系的真正形成還需時日，但與社會學經驗品格接榫、摒除思辨尋繹的研究套路應成為基本遵循。具體而言，其一，在繼續推進與社會學方法對接的同時，開發更科學化的社會思想史研究新方法、新視角。如果說社會學具有人文性已成學界共識，那么作為社會學體系中基礎學科的社會思想史相對地更富人文性格。盡管如此，相關研究仍應契合社會學理路，推動社會思想史研究的客觀化、科學化，注重探索解釋中國社會現象的新視角、新維度。比如，近年來更多學者在解釋社會現象時除了像以往那樣訴諸制度邏輯，似乎也很關注其中的“情理機制”，并發現后者頗具解釋效力（凌鵬，2022）。其二，注重經驗素材使用，擴展經驗材料的來源和范圍。無論是闡釋特定概念、理念或社會價值取向的內涵與結構，還是論析其適應場域及發展變化，應盡力輔以經驗資料作為驗證，同時擴展史料來源種類，思想文本、史實材料甚至文學素材等均可納入經驗材料范圍。其三，及早探索克服前述理論建構“新風險”的方法，通過方法規制提高研究質量。熟稔西方社會學概念和話語為人們研究社會思想提供了更多視角和工具，但是如果研究對西方概念及理論使用不當、對本土思想內涵理解不明，又勢必減損研究結論及理論的質量與效度。方法及范式規范是改進如上情形并提高研究質量的重要基礎。總之，旨在“利其器”的方法探究應服務于使學科研究愈益貼合經驗現實、更具社會學“味道”以及增強理論解釋效力的目標，而這需要我們在既有經驗上循著以上幾點繼續深化探究，最終形成更成熟的研究范式。

五、結語

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及學科發展伴隨社會學恢復重建步伐已歷四十五載。本文以當前學科發展新時期和社會轉型新現實為雙重背景，全面評析了這門本土學科過去四十五年間的研究與發展成就，并對新時期推進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進路進行了展望與分析。客觀地看，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在四十五年間所成績豐碩并值得肯定，未來的研究及發展路向亦明確可行，研究中暴露的一些欠缺或不足同樣有望在學科發展中得到改進。以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作為學術資源拓展社會學界限、建構本土社會理論，與其說是為這一本土學科尋找立身之基，不如說是中國社會學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的必然選擇。使優秀傳統社會思想適應現代社會并煥發生機端賴于此，使傳統社會思想通過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而更具理論屬性也端賴于此。對具有深厚文化積淀、悠久文明歷程的中國而言，欲求對當下乃至未來諸多社會事實形成真正具有深度的理解，確需承繼優秀傳統社會思想并從中獲得啟思、尋求規律，構建能夠恰切解釋當下及未來中國社會現象的概念與理論。本文對四十五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史這一學科的研究歷程、成績及進路進行評析和探索，初衷當然是為厘清“來路”，但卻更為開拓“前路”，有志從事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學人可在過去取得的成績基礎上思考研究的得與失，并沿循如上各種路向開展研究，通過共同努力使這門本土學科的發展更有質量、更具服務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及未來發展的潛能，為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