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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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漢銀印“朱廬執刲”現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館，此印是《漢書·地理志》所記“朱盧”縣的實證依據。一直以來，關于“朱廬”地望研究有“不在海南”和“在海南”兩類觀點，在認為縣址在海南的觀點中，又分為兩種：其一認為在海口，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朱盧即珠崖，縣址在三亞崖城。本研究借鑒傳統訓詁學方法，同時從黎語、地名學、歷史學等多個角度分析，得出歷史地名“朱廬”或“朱盧”即見血封喉樹的黎語音轉這一結論，進而推斷“朱廬”縣址在今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

關鍵詞：“朱廬執刲”印；海南；樂東志仲；見血封喉樹；黎語

1983年夏，今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譚培村民在地里挖出了“朱廬執刲”銀印。1985年1月，史樹青先生鑒定為西漢印，此后學者陸續發表研究成果。在涉及朱廬地望方面，楊武泉與譚其驤曾有過爭論，焦點集中在從漢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罷珠崖到蕭梁建置崖州以前大約六百年的歷史時期，即“島上是否有過由大陸王朝設置并直接控制而非羈縻的縣級政區”。譚其驤持絕對否定的觀點，這幾成定論。2009年，李勃再次延續楊武泉“朱盧在海南”的觀點。后又有趙志強發文研討，認為譚其驤的觀點更合理，“朱盧縣故址在今博白或玉林是很可能的”。2012年，孫慰祖從篆刻專業的角度考證，以為“朱廬執刲”是武帝開郡之際賜給當地內附漢朝的主要部族首領的封號。他認同清人周壽昌“今崖州即珠崖郡地”的看法，認為“朱廬先郡后縣，與珠崖本為一事”。經研究，筆者認為西漢珠厓郡治在今三亞市崖城，但罷郡后設置的“朱廬”縣就在銀印發現地——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

一、地名“朱廬”的音義辨析

譚其驤與楊武泉商榷時曾說道：“嶺南是古代越族之地，縣名很可能是由越語譯成漢字的，怎么能要求明其取義呢？朱盧這個縣名亦應為越語漢譯，二字不誤，還有文物可證。”

我們贊同“朱盧”是“越語漢譯”的這一觀點。“歷史地名所以具有史料意義，因為地名是各歷史時代人取的，必然反映一定的歷史屬性。它所能提供的資料，至少有三個方面”，其一為“有些地名反映取這些地名的人的族屬和使用的語言，即民族史、人類學的資料”。據此，我們深入探析海南島最早居民黎族的語言，考察歷史地名“朱廬”的黎語讀音與意義。

（一）歷史地名“朱廬”“石訟”“止訟”與“志仲”同義，是見血封喉樹的黎語漢譯詞

銀印發現地在志仲鎮譚培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區大典 海南省卷》記載了志仲鎮名稱的來歷：以前在志仲鎮的紅毛村，有一種植物叫“杜仲”（音譯），老百姓用其皮編織生活用品，后譯成“志仲”，因而得名。通過田野調查得知，地名“志仲”與音譯“杜仲”同指見血封喉樹，黎語哈方言稱zuushluengx[ts?11?u????]，黑土土語多稱zuusdhuengx[ts?11du????]。“地名命名不是隨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理據。一個民族最初給其居住地命名時，總是有意或無意地遵循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命名規則，即在命名時傾向選取他們身邊熟悉的事物或者選擇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作為命名的理據。”“志仲”這個地名不僅描述了人居的自然環境，還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的利用。見血封喉的樹皮特別厚，富含細長柔韌的纖維，是上古黎族先民制作樹皮布的常選樹種。見血封喉的樹液有劇毒，樹液可以制毒箭獵獸用，人畜中毒則會死亡。黎族百姓都熟知黎語地名bhaus（村）zuus hluengx即指“志仲”等漢譯地名，但因漢語語音發生了變化，后人望字生義，甚至曲解，因此有必要從語言學上進行辨析。

《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記“黎境山深地廣”，其中“由城東北嶺后迤入二百里村峒，凡四十有五······止強、止訟、屯配，與西黎交界”。“止強、止訟、屯配”分別是現今志仲鎮的志強、志仲、譚培村，清代的“止”和現代的“志”同記黎語zuus[ts?11]。黃思賢統計發現，在《黎漢詞典》中以[ts?2]為“前加成分”的詞高達250個，ts?2主要放在植物語素的前面，構成植物類名詞，詞典中記錄此類植物詞一百多個。他依據“漢語中的詞頭是由具有詞匯意義的實詞逐漸虛化而來”的一般原理，推測黎語[ts?2]源于實義詞樹木[tshai1]。依照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法，《崖州志》“止強、止訟”村名中的“止”zhǐ是上聲字，它在陽平聲“強”字、去聲“訟”字前變為半上21，此時與黎語前加成分zuus[ts?11]的陽平11調值極近似。除了用“止”“志”記錄黎音zuus之外，用漢字“指”“只”亦可。《崖州志》所錄黎峒村名為“只某”的頻率更高，沿用至今的如樂東黎族自治縣只久、只能等村。其中“只”記黎語植物類名詞的前加成分[ts?11]，“久”和“能”分別記嶺南山竹子和對葉榕的黎語。

繼續談“訟”“仲”二字讀音。郭錫良為這二字擬中古音為：“訟”做[z?wo?]，“仲”擬為[??u?]。由擬音看“訟”“仲”的古漢語聲母、韻母都不同，但韻尾都為鼻音。“仲”的古漢語擬音[??u?]與哈方言黑土土語dhuengx[du????]極似，聲母是舌面前濁塞音“?”與舌尖中濁塞音“d”，發音部位存在較小的不同。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調查顯示，哈方言黑土土語人群已不使用黎語聲母舌尖中清擦音hl[?]，代之為舌尖中濁塞不送氣音dh[d]，如譚培等村把“魚”hla說為dha，再如首村村委下轄南踏村的黎語村名為bhaus（村）nams（水）dha（魚）；又如把黎族自稱[hlai]說為dhai，黎語聲母hl[?]在黎族內部出現轉用現象。見血封喉樹的黎語名hluengx在譚培村等黑土土語人群中多稱為dhuengx，雖然聲母不同，但韻母仍然一樣。無論古今，由于黎語hluengx的聲母舌尖中清擦音hl[?]無法找到發音一致的漢字來記錄，因此我們看到地名中聲母不一的兩個漢字“訟”“仲”都記錄著同一植物——見血封喉樹。

古人用漢字記錄異族地名時，首先遵循了名從主人的基本原則，盡量做到音似。漢字“訟”“仲”二字古音韻母[?wo?]和[?u?]是帶鼻音韻母，與黎語見血封喉樹hluengx的韻母[u????]都屬于帶鼻音韻母，區別中存在一定的一致性。發展至普通話，二字韻母聲調òng完全相同。篇幅關系，在此不對不同時代地名記錄者的語言做更多的分析。筆者認為明代“石訟”、清代“止訟”是用官話記錄的，而現代“志仲”是由海南閩語人記錄的，不同時代分別選擇“訟”“仲”二字記錄同一黎語地名，都貼近當時當地的黎語。銀印“朱廬”之“廬”字與“訟”“仲”同指見血封喉樹，我們當然也看到“廬”字韻母[u]與黎語hluengx或dhuengx的韻母[u??]區別甚大，后文再做解釋。那清代為何不用“止仲”，而是用“止訟”來記錄黎語地名呢？

封建統治者在音似的基礎上，還會考慮漢字詞義。漢字“只”“止”都可記黎語前加成分zuus，粗略統計《崖州志》“只某”名的村峒有21個，但是“止某”名的村峒僅有3個：“止強、止訟、止浩”，全都位于今樂東境內。如前文所述，“止強、止訟”就是現志仲鎮志強村和志仲村。“止浩”是現樂東抱由鎮德霞村委第一、二生產隊所在地，“止浩”記黎語zuushaeus[ts?11ha?u11]，義為木棉。同樣以木棉樹命名的還有“環居樂安汛城”的“四差黎”村峒“只浩”，就是現在樂東大安鎮木棉村委。那么，“德霞峒”的“止浩”為什么不寫作“只浩”？《崖州志》記“德霞峒黎性柔馴，無盜竊風。田亦上上，米香馳名，約有千頃。凡五坊、八營······中營曰止浩坊”。用“止”而不用“只”是有意為之，因為統治者不希望黎境浩大。鑒于“崖州黎，其地大于州境，其人十倍之······屢為民害，而州之戶口日耗，膏腴田地盡為黎有”，“東峒則洋淋等”為最，“······大煙、止強次之”。止強一峒就有“抱雖、模邱、高地”等12個屬村組成，統治者自然希望這些地方是自覺接受管理且安定的。

然而在封建社會的現實中，由于貪官酷吏的盤剝，黎族百姓常常無法生存。“從明洪熙元年（1425年）定安黎揭竿至清末光緒三十四年（1908）崖州黎最后一次起義，480多年間起義凡63次（其中明代37次、清代26次）”。《崖州志》記載，清代咸豐六年（1856），“止強黎酋張那光因署知州盧鳳應勒索，負重債難賠，遂殺債主作亂”。而止強峒之“止強”地名早在明朝就已震動朝野。《明史》記載：“嘉靖二十八年（1549），崖州賊首那燕等聚眾四千人為亂。”這是一場“歷時二年零四個月”才被鎮壓下去的起義，“在黎族人民革命斗爭史上是空前所未有的”。時任兩廣軍務兼兵部右侍郎的歐陽必進“調諸路官兵十余萬”，最后起義隊伍被“斬首五千三百有奇”，他在奏疏中稱“止強石訟賊首那燕”。那燕最后也是在“石訟”被捕的，明朝的“石訟”即清朝的“止訟”。《說文解字》記“訟，爭也”，“止強、止訟”字面意義是停止強大、停止爭端。“止訟”之后將如何？《焦氏易林》“噬嗑之遁”：“內執柔德，止訟以默。宗邑賴德，禍災不作。”又有“無妄之咸”：“內執柔德，止訟以默。宗邑賴福，禍災不作。”漢譯地名在用字上從明朝的“石”到清朝的“止”，雖也可用“只”來記錄，但卻非要用漢字“止”，封建統治者在記錄黎語地名上的用心可見一斑，止訟就不會有禍災。

然而，并非只有明清兩朝才會精心選擇漢字來記錄異族地名，這種良苦用心可追溯到漢代。從西漢平定南越國后在海南開郡所設的“珠厓”，以及罷珠厓之后的“朱廬”縣等漢譯地名，都寄托了統治者綏服海島的愿望。“朱廬”是有實物銀印可證的“越語漢譯”縣名。作為專有名詞，“朱廬”通過漢字諧音方式記錄了見血封喉樹的黎語[ts?11?u????]。它是漢廷在罷珠厓后慕義欲內屬的bhaus zuus hluengx，即“見血封喉樹村”，也是方志中明代“石訟”、清代“止訟”及現代“志仲”等的前身。筆者結合田野調查結果分析并推測，漢代的“朱廬”在當時已是地域較廣、勢力較強的黎峒，其大致范圍就在今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

（二）《漢志》帶“朱”字的地名通常采用漢字本義，指樹木

通過查詢古音小鏡網可以發現，各語言學家對“朱”字的上古與中古讀音構擬存在差異。如高本漢擬音為[??u]、[t?i?u]，王力的[??w?]、[t??u]，李方桂的[tjug]、[t?ju]，董同龢的[??ug]、[t?juo]等。從構擬轉寫的國際音標看，“朱”字上古音的韻母各異，聲母更傾向于舌面前清塞音?，但到了中古讀音就比較一致，韻母多有后高元音u，聲母多是舌面前、不送氣、清塞擦音t?。這與黎語表前加成分[ts?11]的聲母ts同為清塞擦不送氣音，區別在于發音部位的微小不同，聲母ts用舌尖前頂齒發音。王力先生認為“中古漢語的語音，以《切韻》系統為標準”，“一般所謂《切韻》系統也就是《廣韻》的系統”。他給《廣韻》“精”“章”兩個聲母擬音為ts和t?，同屬于齒音。《康熙字典》釋“朱”字讀音，記《唐韻》“章俱切”，引《集韻》《韻會》“鐘輸切”，又引《正韻》“專於切，音珠”。國際音標轉寫普通話“朱”為t?u??，暫且不論聲母變化，擬“朱廬”之“朱”音為[t?u]。此音的韻母u與黎語[ts?11]的韻母?舌位高低一樣，都是后高元音，區別在于u圓唇，而?不圓唇。從語音角度來看，漢字“朱”與黎語前加成分的聲母、韻母已是比較相近。對于非黎語使用者來說，[t?u]與[ts?11]在音感上區別不大。

從漢字造字法的角度而言，“朱”原本所指的就是木。東漢許慎說：“朱，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南唐徐鍇注釋“朱”就是“赤心木之總也，一者記其心，棗木亦然。此亦與本末同義，指事也”，并指出“朱”與“本末”一樣，都是指事字。清朝段玉裁解釋說：“朱本木名。引申假借為純赤之字。糸部。曰絑，純赤也。是其本字也。”從語義上看，漢字“朱”本義表示“赤心木”，與黎語從實義詞樹木tshai?3虛化而來的前加成分[ts?11]十分貼合，“朱廬”直譯即“木+見血封喉名”。從語法結構上看，“木+木名”的結構在上古漢語中很活躍。例如《詩經·衛風·投我以木瓜》中就有“木瓜”“木桃”“木李”等。清朝俞樾對《禮記》“魚鮪”、《左傳》“鳥烏”、《孟子》“草芥”、《荀子》“禽犢”等語言現象進行研究，將這種語法構詞稱為“大名冠小名”。邢公畹通過對漢語和臺語“大名冠小名”構詞法進行了比較，推測原始漢語和臺語之間存在“同源關系”。孟蓬生認為“大名冠小名在上古漢語中是一種常見的語序，同時也是一種走向消亡的語序”，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秦漢兩代為“大名冠小名語序消亡的時期”。綜上所述，漢譯地名“朱廬”就不僅僅是語音記錄，還記載了上古漢語中常見的大名冠小名語序。

《漢書·地理志》中與合浦郡“朱盧”縣相似的另外4個以“朱某”為名的縣分別為：“瑯琊郡朱虛縣”“犍為郡朱提縣”“交趾郡朱×縣”“日南郡朱吾縣”。首先談談“朱提”縣。根據考古出土的漢代銅洗，如已著錄的“漢安朱?堂狼洗”“漢永建朱?洗”“漢永和朱?洗”“陽嘉二年朱?造”等，表明“朱提”又寫作“朱?”。有學者推測“生產朱提堂狼銅洗的作坊，既有可能是地方工官，也應該有私營作坊”。陳直認為：“漢洗皆作朱?，?字從木。而《封泥考略》卷五第三十二頁有‘朱提長印’封泥，提字從手，與志文合。”再看《漢志》注解：“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蘇林曰：朱，音銖。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朱提縣的治所在今云南省昭通地區，“彝族自古以來就是昭通地區的世居民族”，漢武帝開設的“朱提”當來自彝語。

筆者認為“朱提/?”與“朱廬”的語法結構上相同，皆為上古漢語大名冠小名的常見語序。其中，“朱”“提”在彝語中是表植物語義的詞匯。銅洗銘文使用了從木的形聲字“?”，這恰好表明它是一種樹。《漢志》記錄地名雖用從手的“提”字，但“提”所讀之音還是西南夷之“音時”。或許由此可推測朱提縣因朱提山得名，而朱提山是因為山上的“朱?”而得名，還可猜想那些銘文寫作“朱?”的銅洗可能出自私營作坊，民間用字更貼近自己生活的環境。有研究表明“昭通3000多個植物地名中蘊含著豐富的環境信息，記錄了數百種植物類別”。以“朱廬”記錄海南的見血封喉樹為依據進行類推，“朱?”應當是在昭通常見、用途廣泛且價值較大的喬木。在對諸多詞匯語料進行研究后，筆者認為音“銖時”的“朱?”是彝語中由兩個植物語素組合而成的復合名詞，可能是表示松柏屬的總名[?u]與表杉樹的種名[zw??]的組合之意，即“朱?”為杉木之義。朱提山也就是杉木山，縣治因山得名。

從以上辨析結果再來看交趾郡“朱×”和日南郡“朱吾”兩個地名。“朱廬”之“朱”記表植物義的黎語前加成分，且“朱提”之“朱”記彝語表含有杉木的“松柏屬”，類推同時的“朱×”“朱吾”之“朱”也和樹木有關。現代越南語常用的、表樹木總稱的名詞是cay，另有th?也表樹；與cay的廣泛性不同，th?就只用于c?th?（古樹）這個固定搭配中。如越南語將“古茶樹”說為cay trà c? th?，直譯即“樹茶古樹”；詞尾th?與cay看似語義重復且冗余，但卻不能刪去th?。再如“一棵老榕樹”，越南語說m?t cay ?a c? th?，固定搭配c?th?義同形容詞“古老的”，但只用于修飾各種樹名。th?還用于人名，仍是樹之義。表“樹”義的漢越音語素“th?”是咸雪蔓研究并確定的漢語越南語關系語素之一，并分析它的“中古聲韻調”為“禪遇合三虞去”。據此，轉寫國際音標為??u。前提到東漢蘇林注“朱提”音“銖”“時”，查郭錫良構擬二字的古音都是“禪母”，其中“銖”的中古音如“??u”。暫不論其他，也暫不知“×”“吾”是何種樹名，僅就漢越音語素“th?”和“銖”的中古音相同這點來說，我們充分相信“朱×”“朱吾”之“朱”記漢代交趾郡和日南郡人的樹木讀音。加之，“在語言鏈條里，地名是孤立的片段。但在地名的大家庭里，它又有自己嚴密的系統。在一定的時代，一個地區的地名構成一個共時平面”。雖不知“朱虛縣”具體何義，但它所屬的“瑯琊郡”曾是古越人生活之地，“朱虛”或是古越語遺存，或就如其他“朱某”地名之“朱”即用漢字本義，表樹木。

“地名比較穩定，保持久遠，是獨特的歷史文獻，為我們研究歷史文化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可稱為文化化石。”[33]我國自古以來便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漢字作為族際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漢譯地名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從“朱某”這類地名中，我們讀到漢朝無處不在的宏大壯闊氣象。任它山川遼遠，言語各異需重九譯，漢代均統一使用漢字來記錄各種語言的地名。前文提到，統治者用漢字記錄異族地名，首先要做到音似；其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漢字記錄地名要表達一定的意義。漢代這個大一統的王朝為構建統一共同體做出了諸多努力，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同音字的使用以及漢語語音的變化，后人往往誤解地名的原本含義，也常常誤判歷史地名的位置。如西漢“朱廬”即今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的“志仲”，它不是珠厓，不在崖城，不在海口，更不在海北。

二、“朱廬執刲”印的用字探究

漢語聲母沒有舌尖中清擦音hl[?]。印章用漢字“廬”來記黎語hluengx的讀音，首先是因為聲母[l]較為相近。“廬”是來母字，但廬的韻母[u]與黎語韻母[u??]區別甚大。上古漢語冬韻、東韻與黎語韻母[u??]更為接近。查閱《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其中屬來母冬韻、東韻的漢字有隆癃、籠瓏瀧等兩大類。為何漢廷不從這些漢字中選擇一個來記錄黎語hluengx？如今我們無法確認其原因。“地名是歷史現象”，“只有保持穩定才能發揮其社會職能”，但也有變化，且它的“變化發展與國家行政管理相關”。歷史地名“朱廬”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在盡力保留黎語地名的讀音的同時又有所變化。我們對其中的變化進行辨析，發現“廬”字的變形記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這種用心還體現在印章中的“刲”字上。

（一）朱廬之“廬”因避諱而起，又表寄托之義

若將地名擬為“朱隆”，會比“朱廬”更貼近黎語發音，然而為何棄而不用？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我們認為漢譯地名在盡力音似音近之后，出于統治的需要，還會考慮漢字詞義等方面的內容。從字面意義上看，用“龍”類字來記錄多次發生動亂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地名似乎并不妥當，隆癃窿等字也存在不可行的原因。

首先，避免使用“隆”字乃是出于對隆慮侯等人及相關事件的避諱。西漢隆慮侯有周、陳兩姓。公元前201年，西漢開國功臣周灶被封為隆慮侯。《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與《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均載有周灶事，司馬遷稱周灶為“隆慮哀侯”，班固則呼其為“隆慮克侯”。周灶是善戰將軍，然而即便如此，也無法做到常戰常勝、事事如意。《史記》記載趙佗自號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灶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歲余，高后崩，即罷兵。”研究認為，漢廷未能擊敗南越國原因有三，除氣候環境不利之外，另外兩點與主帥隆慮侯周灶有關。首先，周灶對呂后臨朝稱制心存不滿，故而消極作戰。其次，趙佗與周灶彼此相識，他們本不想開戰，于是屯兵對峙，還互通書信，如“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但不論出于何種原因，漢朝先罷儋耳，再罷珠厓，與隆慮侯周灶罷兵南越有相似之處。雖此事已過去百余年，但失敗之事理應諱言。

“劉邦在關東分封諸侯王的同時，定封功臣為列侯。列侯以封地為號。”周灶的食邑具體位置不明，其侯國“隆慮”屬河內郡，即今河南林州。周灶去世后，由其子周通承襲爵位。公元前149年，周通“有罪，國除”。此后不久，漢景帝中五年（前145），陳蟜被封為隆慮侯，陳蟜另有同母兄弟陳須，又名陳季須。元鼎元年（前116年）為母服喪期間，兄弟二人爭財產，“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奸，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以漢字“隆”記黎音“hluengx”，可謂極為相似。然而，由于周姓和陳姓的隆慮侯皆不得善終，理應加以避諱。再者，隆慮侯陳蟜母親是漢文帝之女——館陶公主劉嫖，父親是堂邑侯陳午。陳蟜乃是漢武帝陳皇后的兄弟，他的妻子隆慮公主是漢景帝女兒。若以公元前46年罷珠厓為朱盧設縣的時間來算，這距離陳蟜自殺也不過70年，記憶猶新，更應避諱提及“隆”字。

其次，來看“廬”字的音義。《說文解字》解釋：“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段玉裁注釋尤詳，他從《詩經·大雅》說起，記東漢鄭玄箋注說農人在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綜合而言，“凡寄居之處皆曰廬”，廬字“從廣，盧聲。古亦與盧相假借。力居切”。最后一句音注很好地解釋了文獻中“盧”“廬”二字混用的現象，因為廬字讀如“盧聲”，且二字相互假借。唐代顏師古注釋《漢書》“遣隆慮侯灶將兵擊之”這句話時說：“慮，音盧。”這一音注就是有力的證據，漢廷為避諱“隆慮”的人與事，轉而使用了與“盧”相假借的“廬”字，頒受官印“朱廬執刲”便是如此。公元82年，除“八表”和《天文志》外，班固初步完成《漢書》，此時距漢罷珠崖已過一百二十余年。也許是為了書寫方便，班固去“廣”字頭寫作“盧”，即“朱盧”。因官方修史的緣故，《漢書》及以后的正史寫作“朱盧”的頻率更高；當然也有與官印“朱廬”記錄一致的文獻，如南朝宋袁淑俳諧《驢山公九錫文》的記載。

細析“廬”字的詞義，能夠更加清晰地窺見統治者精選“廬”字來記錄黎語地名的用意。“廬”字有“寄”“寄居”“寄存”“寄放”之義。漢罷珠厓郡實屬無奈之舉。即便如賈捐之言，雖然中原封建統治者對駱越之人極端鄙視，且珠厓遠在南方萬里之外，但是王者無外，海內皆臣，漢朝作為大一統國家著實不情愿放棄這片土地，可時運不濟，也只能暫且如此！官印擬地名為“朱廬”，似乎還有言外之意，那是統治者盼望早日恢復對海島管理的期許。《說文解字》解釋：“寄，托也。”只有將珠厓舊地寄托、委托、依托、托付給既有力量又有管理駱越民能力的人，才可能實現上述主觀愿望。漢朝罷珠厓后，仍期盼著繼續對該地進行國家管理，最好的辦法是沿襲趙佗和輯百越的政策，實施越人治越。連年叛亂使得統治者在今崖城附近無法找到臣服之人，當向南面朝大海而別無選擇時，自然就會翻山越嶺向北尋找仰慕大義、歸附大漢的駱越民眾。為此，漢廷在彼時黎峒zuus hluengx，也就是現在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設置朱盧縣。

（二）再論“執刲”與都尉治

孫慰祖認為，若要探究“朱廬執刲”在漢代南越舊地存在的原因，僅泛泛而論地考定其屬楚爵是不夠的。“朱廬執刲”是舊制孑遺，漢朝中央政府頒賜印章之時，需要聯系“四夷”官印制度的立意以及平定南越的背景加以考慮。筆者認為，“執刲”與漢字“朱廬”記黎語地名一樣，在繼承中也有適應統治需要的變異。

許慎說：“刲，刺也。從刀圭聲。”段玉裁認為：“圭，剡上，故從圭。形聲包會意也。苦圭切。”在段玉裁看來，漢字“刲”的“圭”聲不僅是聲符，還是一個聲符兼義。“圭，瑞玉也，上圜下方。”有研究表明，楚爵“執圭”或“執珪”是因為“圭以區分爵位等級，使持圭以朝，故名”；并統計《戰國策》，發現楚爵位“執圭”出現2次，“執珪”有3次。賀旭志等人指出，在東周、秦、漢初也稱上執珪，寫作“執圭”。從“圭”“珪”到“朱廬執刲”之“刲”，恰恰印證了“語言使用者傾向于靈活運用一個范疇，并不斷擴展其意義，定義只是可使我們的認知變得更加容易、自然、經濟、高效。“執刲”與“執圭”類似，然而“刲”字從刀，與“圭”的義符不同，兩字蘊含著義符的變化。“執刲”不單指爵位，還包含更多的內容。

“刲”除了刲刺，還可組詞“刲宰”“刲剔”“刲刳”等，含有屠殺、宰殺、剖解、剖割等義。《儀禮·少牢禮》記“司馬刲羊，司士擊豕”，鄭玄注釋：“刲，擊皆謂殺之。”《禮記·內則》載：“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廣雅》卷三記：“刲（苦圭）、刳（看姑），屠也。”卷五又記：“刲，苦擕反，刳也。”“刳”即從中間破開，再挖空。另外，《易·歸妹》卦辭“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一句中，有注釋“刲，割”。“刲”做割義，人們最為熟悉的當是“刲股”一詞。刲股，即割大腿肉。割股療親，古以為孝行，如《新唐書》記載：“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割股祭祀，表示崇敬之至，如《新唐書》記烏重胤“既歿，士二十余人刲股以祭”。綜上所述，“刲”之詞義為：“刲”字從刀，用尖利的東西刺、扎入，這不僅與圭的形狀有關，也表明執印人的身份地位，還突出了朱廬峒首領所擁有的武力，并且表達敬意。

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尊崇儒家的漢廷認為天下一統乃是天地之間的永恒原則，是古往今來的共同道義。漢廷欲使天下蠻夷歸服，其手段不外兩種：其一為修文延德，其二則是武力征伐。對于罷儋耳、罷珠厓之后才設置的“朱盧”，偃武修文肯定不是上策之選，必定需要武力才能保障的安全。可知“朱廬執刲”印是漢廷頒賜給掌握地方力量之人，或說是持有武力，甚至是能夠使用暴力的政權首領。

《漢書》記有“合浦郡······縣五：徐聞，高涼，合浦，臨允，朱盧”，并指出朱盧屬“都尉治”。尤佳指出，“在中國古代的民族管理實踐中，中原王朝的統治者經常向周邊民族和政權首領賜予各類官爵名號。從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來看，對邊疆民族首領的封賜始于先秦，秦、西漢時期逐漸體系化，東漢魏晉時趨于完備”，而漢王朝在封賜民族首領時，經常選用的內臣職官是“都尉”。錢穆先生論述西漢地方官制時說：“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朝沿襲秦朝制度，漢景帝中二年（前155年）后改“郡尉”為“郡都尉”，“郡太守缺，都尉行事。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

那么，為何不用地望“朱廬”加上職官名“都尉”來封授呢？李文學研究漢魏外封武官制度時指出，“對于大多數民族部落的體制實行兵民合一，我們很難將爵位跟武官分開”，“西漢朝廷對不同地域民族是因勢因俗而封”，“并沒有刻意尋求一個較為統一的封授職官體制。或者說，西漢還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具有一體化特征的對周邊民族及政權首領的職官封授體制”。所以，“朱廬執刲”之“執刲”就不單單是爵位，還指官職。李文學還認為，漢廷都尉的外封主要見于西域。對于受封的朱廬縣民族首領及其部眾而言，他們可能更熟悉南方楚國的爵位號“執圭”。這種封授類型可歸到尤佳說的“官爵雙授”，即受封者可獲賜兩項（或以上）的官爵名號，“統治者希望通過官爵雙授顯示朝廷對受賜者的特恩優寵，以撫循懷柔之”。然而，“朱廬執刲”在文字上不是顯性表達，而是隱性的，這種隱性還體現在銀印制造材質的選擇上。

《漢書》載：“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東觀漢記校注》載：“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對于“秩比二千石”與“秩二千石”的不同，閻步克解釋為：“戰國以下，官分文武。漢代文官和武官即有清晰區分，而且體現在官階上了：武官都被列在‘秩比’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帶‘比’字的秩級。”在討論軍功爵變成身份性品位序列的官階時，閻步克認為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把秦漢“二十等爵，視為國家權力構建身份體制的一種手段；面對爵制所體現的公權力，豪強地主也是‘民’。這段闡述是很精彩的”。他還指出，漢代二十等爵制“是一種功績制，體現軍事領域中仍依軍功授爵上”，同時又是身份制，體現在構建社會身份之舉的賜官爵措施上。

西漢“朱廬執刲”印具有以下幾點含義：第一，印紐造型為月鱧魚，采用南越官印中最低一級紐式——魚紐，這明確表明朱廬人與南越有相同之處；第二，“執刲”官爵承襲漢代二十等爵制且有變異，突出了對首領軍功的獎賞；第三，“秩比二千石”銀質官印不僅是身份的榮耀，朱廬首領擁有替代中央王朝行使管理的特權，同時也強調他仍是漢廷之民。通過對“朱廬執刲”印的分析，我們更能體會到漢罷珠厓后設置朱盧縣的用意。面對無奈罷棄郡治這一實屬國力不允許的客觀現實，漢廷在主觀意愿上仍未放棄，皆因漢王朝秉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念。

余論

“朱盧”縣名在正史中出現3次，都隸屬于合浦郡管轄。《漢書》是第一次記錄，之后《宋書》載：“朱盧長，吳立。”《南齊書》列有“朱盧”。三國吳立的朱盧縣長官稱“朱盧長”，南朝劉宋（公元420～479年）沿襲前制，甚至到了蕭齊（公元479～502年）時期依然如此。徐雪考察三國吳簡時發現，吳簡中除了“縣令長”之外，還可見“令長侯相”“縣令長丞”等合稱。另外，僅見“縣名+長”，例如“安成長”“吳昌長等”，并將以上歸入“職務綜合性強，或職責繁雜”的職官稱謂類別之中。清代洪貽孫在分析曹魏職官時指出“諸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第六品。其次六百石，第七品。小者，置長。三百石，第八品”，并說“吳同”。由此可見，從公元前46年西漢罷珠厓到南朝蕭齊的五百多年里，朱盧縣地方長官從軍事職官“都尉”變為綜合類職官“朱盧長”，官階也從中高級“秩比二千石”變到“第八品”的較低級別。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央王朝在朱盧縣實施的越人治越的民族政策發揮了作用。沒有無良吏卒的盤剝，就沒有起義叛亂。再加上朱廬峒首的存在——象征國家管理的代理人，包括朱盧縣在內的海南島整體穩定，不再出現西漢時期數年一反的現象。因此，自東漢以降的史書就沒有關于海南戰亂的記錄，而區域性承平無事在地方文化史上也有所體現。

全洪依據考古資料指出，“海南俚人文化與兩廣相同的遺跡遺物多見于海南南部沿海”；“以往關于海南島東漢遺物的推論因洛湛鐵路的考古發現而得到修正”，系南朝遺存；海南南部俚文化遺存“是外來文化的強烈影響甚至有一部分是移民帶來的”。移民與原住民之間會有矛盾，然而他們的沖突并不會對地方管理產生動搖。之所以能持續移民且和諧共存，因為他們后來成為操持侗臺語族各語言的兄弟民族，語言相同，習俗相似。所以，我們認為李勃關于“該印主人曾率兵至該地巡視或鎮壓叛亂而被當地土著居民殺死”的推測難以成立。“朱廬執刲”原本是中央王朝封授的官印，兩漢時期有著嚴格的公印管理規定，公印不歸私人所有，更不能任意隨葬。即使中央王朝罷郡后對海南并無實際管理，即使朱盧縣官的特權在歷史長河中會被逐漸稀釋，但這些并不妨礙銀印成為朱廬黎峒首領的身份象征，并將其代代相傳；也不妨礙黎族先民對擁有官印的朱盧縣的信任，因此銀印在樂東黎族自治縣志仲鎮被發現也就合乎情理。

目前的研究大多認為西漢珠厓郡的治所在海口市，然而“在海南省進行的幾次文物普查及考古調查中，均沒有見到與漢珠崖郡相關聯的文物與遺跡，更未發現修建漢珠崖郡治所的城址所在地”。筆者經過研究認為，珠厓郡治就在今三亞市崖城，西漢罷珠厓后在距離崖城不足百里的地方設置朱盧縣。“珠厓”和“朱廬”都是因植物而命名的黎語地名。珠厓郡因黎族上古的抱懷城diengs bhaus vaeix而得名，這一點將在另外的文章中進行論述。

作者：賀雨婷

來源：《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024年 第1期

選稿：耿 曈

編輯：劉 言

校對：朱 琪

審訂：耿 曈

責編：歐陽莉艷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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