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1965年1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升任國務院副總理。1966年5月又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文辦主任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接著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位地方大員，受到毛主席看重，一躍而為僅次于毛、周、林的中央第四號人物，可謂是震驚朝野，紅極一時，風頭無兩。

毛主席之所以重用陶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因為幾十年來，陶鑄在政治上擁護毛主席，緊跟毛主席，深得毛主席信任;二是陶鑄工作能力強，政策水平高，又愛好文藝。彭真、陸定一被打倒后，由他擔任主管問題多、影響大的文化藝術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和宣傳工作的中宣部長，完全能夠勝任;三是長期在地方工作，與劉少奇、鄧小平關系一般，可以信賴;四是陶鑄性格耿直，敢講真話。雖然在“社教”問題上，陶鑄和劉少奇沒有分歧，但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提出的三年困難時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觀點，卻遭到了陶鑄反對。他這門“大炮”，必要時也敢向劉鄧“開火”?？克苍S能保障“文革”順利進行，主席重用他不無這方面的考量。

可是，僅僅上位四個來月，陶鑄這位中央第四把手就被打倒了。究竟怎么回事呢？這得從文革小組內部說起。

陶鑄深受毛主席信任，自然也成為林彪、江青等人競相拉攏的目標。身為文革小組副組長、代組長的江青以為“陶鑄厲害”，拉攏他，想讓他對付鄧小平。不過沒過多久，江青就發現，陶鑄卻是個“?；逝伞保⑸倨妫｀囆∑?，也保王任重，是文革小組的對頭。

作為一個老革命，陶鑄的黨性原則很強，在許多問題上沒有按江青等人的意圖辦事，甚至抵制了文革小組的極端行為，從而引起了江青一伙的嚴重不滿。

說保劉少奇、保鄧小平很好理解。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黨中央的位次雖然有所下降，但他們的職務仍然保留，劉少奇仍然還是國家主席，鄧小平也還是總書記。陶鑄真誠地認為，劉、鄧即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對待。在新華社發的一組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中，依然有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照片，并且還特意安排了鄧小平的照片。陶鑄的做法，自然引得江青等人大為反感。毛主席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后，有人揣測主席意圖，要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陶鑄不贊成。1966年11月2日，陶鑄在中央組織部有關會議上重申：“不能把劉少奇同志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薄?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線錯誤，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正欲借毛澤東之手打倒劉少奇之時，陶鑄卻說出相反的話，后果可想而知。在對待造反派的態度上，陶鑄也與“中央文革小組”產生了分歧。對造反派的許多做法，陶鑄看不慣、不贊成，不時與江青等人發生矛盾。一個狂妄自大、頤指氣使、盛氣凌人，一個剛正不阿、寧折不彎、心性耿直，兩人曾為要不要支持一個造反分子而大吵一架，驚得林彪都不敢跟陶鑄這個老部下走得近乎了。

既然陶鑄不能為己所用，還處處作梗，就只有除掉他。于是，江青等人想盡千方百計地去攻擊他、抹黑他、陷害他。11 月27日，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根據江青的授意，寫信給江青。信中指責陶鑄：“陶鑄同志到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并參與了劉鄧路線的制定。陶鑄的說法，是直接同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臺戲的?！苯嗍盏叫藕?，立馬轉送了毛主席，想以此引起主席對陶鑄的不滿。

1966年11月28日，在全國文藝界大會上，江青講話時，把分管文藝工作且排名在陳伯達之前的陶鑄，排斥在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之外。她講到：“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唯獨沒有提陶鑄。這無疑是在向紅衛兵、造反派們暗示：陶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人們可以任意懷疑他并進而打倒他。

11月29日，江青召開科委系統萬人大會，主管科委工作的聶榮臻和陶鑄事先都不知道。陶鑄責備了一句，江青就厲聲威脅說道：“你發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

江青等人攻擊陶鑄保王任重又是怎么回事呢？王任重，曾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第一政委。因擅長黨務和宣傳工作，是個才子。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毛主席選為副組長。由于他在湖北工作期間，堅持維護黨的原則，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反對造反派的極端行為。因此，王任重被湖北省的造反派視為阻礙革命的“走資派”。造反派們要把他揪回武漢進行批斗。

王任重身體本來不好，患肝炎、肝硬化，又受到武漢造反派不斷地圍攻，身體和精神每況愈下。陶鑄想給王任重解圍，便報告主席，建議讓王任重辭去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南局工作。目前的首要任務是治病。按毛澤東的批示，在王任重離開文革小組前，由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召開聯席會議，“給任重提提意見”。不料，會上，文革小組的成員在批評了王任重幾句之后，火力卻轉到了陶鑄身上。先是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著是張春橋、姚文元，最后是江青、陳伯達和康生，由小到大依次出馬，逐個對陶鑄進行批判。他們給陶鑄安的罪名是“中國最大的?；逝伞薄ⅰ皼]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炮火十分猛烈，差點把陶鑄擊倒！

12月30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說，陶鑄只是犯了對文革“很不理解”這條錯誤。陶鑄來中央后，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后，主席把陶鑄留下，又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批評江青，寬慰陶鑄，指點陶鑄。

毛澤東保了陶鑄，陶鑄的日子似乎應該好過一些。但接下來的一切，還是因為王任重而改變了。原來，江青等人見主席保陶鑄，無法從內部搞垮他。于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那就是從外部通過煽動造反派來打倒陶鑄。這個“法寶”，他們曾屢試不爽。

112月31日，專程來京的“武漢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把中南局的李一清書記抓為人質，帶來北京，要求陶鑄接見。在此之前，這些人在廣州未能揪到王任重（王任重被陶鑄安排在廣州一個隱秘處養?。瑲饧睌?，便趕來北京，找陶鑄“算賬”。到京后，他們設法與江青取得了聯系。為了擴大事態，刁難陶鑄，江青等人挑撥說，“王任重是中南局第二書記，長期協助陶鑄（第一書記）主持全面工作，他們就是一伙的”，還說陶鑄“死保王任重”。于是，武漢造反隊便聯合部分湖南學生兵要求陶鑄接見，并交出王任重。

原定第二天由陶鑄接見并講話，但這伙人迫不及待，要求當夜接見，并以絕食相脅迫。不忍心幼稚無知的學生因絕食而身體受損，陶鑄還是連夜來到國務院小禮堂接見他們。沒想到一見面，這伙人就瘋狂、暴烈地呼喊口號：“打倒王任重！”“斗倒斗臭王任重！”“陶鑄必須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陶鑄不革命，就叫他滅亡！”。陶鑄用誠懇嚴肅的態度勸說，“王任重同志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是你們采取揪啊斗啊的辦法，我們不主張……”。這伙人一聽，高聲怒吼：“陶鑄必須交出王任重！”“陶鑄你要保他，就絕沒有好下場！”前排幾個人甚至跳起來，在陶鑄面前揮動手臂，還有人手指著陶鑄的鼻子，大吼大叫，唾沫星子朝他臉上亂噴，十分狂妄、蠻橫、粗野。具有松樹風格的陶鑄怎么能忍受這般指責和羞辱？他大聲呵斥：“你們這樣強迫我，還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像你們這種作法，我提出抗議！”他話音剛落，對方又狂吼起來：“陶鑄抗議群眾，就是抗議毛主席！”“陶鑄抗議群眾的革命行動，就是抗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陶鑄！” 有人沖上來，拿走了事先為抓陶鑄把柄而安裝好的錄音帶，還有人商量著要抓走陶鑄。秘書見狀，趕緊告訴了在隔壁房間接訪的陳毅、李富春，警衛局的同志也火速報告了周總理?？偫磉B忙派人去做工作。在很多人的勸說下，造反派和學生兵們才肯離開。陶鑄整整被圍攻了6個小時。

圍攻陶鑄時，有人可能觸碰到了警衛衣服內的佩槍，當場就吼叫，“陶鑄想用槍鎮壓革命群眾！”第二天，謠言更是滿天飛：“陶鑄拍桌子抗議，手腕子都拍脫臼了！”“陶鑄昨夜拔槍鎮壓群眾！”“陶鑄夜里朝群眾開槍，制造了重大慘案，死人老鼻子了！”

196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江青、陳伯達和康生，背著周恩來和陶鑄，在會上公開攻擊陶鑄，說他是王任重的“黑后臺”。

江青說：“王任重的后臺是陶鑄！你們先不要去廣州，先在北京揪陶鑄！他是你們中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派！為了挽救他，我不遺余力，我對他很耐心，費了很大的勁去幫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劉鄧路線的新的代表人物！” 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是同他有關系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后來變本加厲。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中央。他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你們揭得很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江青又說：“他獨斷專行，是中國最大的?；逝桑?/strong>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幾乎昏過去！他鎮壓我，他還鎮壓中央文革！” 康生誣陷說：“他是叛徒！希望同學們把材料收集起來，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 在他們誣陷陶鑄給陶鑄定性時，陶鑄就在隔壁房間里忙著接訪，毫無所知。

當天（1月4日）晚上9點，北京街頭忽然傳出陣陣“打倒陶鑄”的口號聲，印著“中央文革小組首長講話”的傳單到處散發，“打倒陶鑄”、“揪出陶鑄”的大標語，已經貼滿了大街小巷，倒陶狂潮迅速在北京掀起。1月5日凌晨2點多鐘，得知消息的周總理急忙給陶鑄打電話。言說江青他們那樣做自己才知道，主席可能還不清楚。勸陶鑄沉住氣，不要驚慌。1月7日凌晨一點，周總理接見了所謂“批判陶鑄聯絡站”代表，鄭重地向他們宣布：“陶鑄同志是中央常委”,“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恰當，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你們開會我們不能參加！”1月23日夜，周總理在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又當著陳伯達、江青的面，告訴群眾：“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呀！”但總理的保護，架不住江青等人接二連三的惡毒煽動。全國到處都喊出了“打倒陶鑄”的口號。“紅衛兵”甚至在江青的指使下沖擊陶鑄的住處。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行為很不滿。2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嚴厲地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

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毛澤東也保不了陶鑄了。作為黨內“第四號人物”的陶鑄，還是被打倒了！陶鑄被宣布打倒后，解除了一切職務，但中央并未履行任何合法手續。陶鑄從此成了和劉少奇、鄧小平并稱的要被打倒的"劉鄧陶"了。

對陶鑄，毛主席是保不了啦，也是不想再保了。因為在這之前，在怎樣搞"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陶鑄和毛主席已經產生了分歧。尤其是在要不要把"文革"擴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問題上，陶鑄和毛主席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組有了尖銳沖突。毛主席認為，工礦企業也要搞"文化大革命"，光是學生不行。造反要靠學生，奪權還得靠工人農民。他的這種思想，在當年5月份跟外賓談話時闡述得非常清楚。他說，“工農兵實際上只不過是工農，因為兵只不過是穿軍裝的工農。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廣大工農兵做主力軍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轉變覺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陶鑄呢，并不是反對在工礦企業搞"文革"，但他認為在工礦企業搞"文革"，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驟，要"抓革命、促生產"，千萬不能影響和妨礙生產。作為長期在下面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對革命和生產二者之間的關系，有著切身的體會。在經歷過1957至1959年間政治運動沖擊生產之后，陶鑄更是一直強調“ 抓革命，促生產”，落腳點在促生產上。

1966年9月7日，他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革命和生產兩不誤”。11月10日，再次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結果，這都成了陶鑄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狀。

1966年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中央安排谷牧、余秋里于11月16日主持召開的“關于工交行業開展文化大革命”座談會的情況匯報，并討論通過《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由于座談會提出，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要按分批分期進行，不搞串連，要堅持8小時生產，堅持業余鬧革命。林彪氣急敗壞，說座談會開得很不好，“用生產壓革命”，把這個座談紀一棍子打死。文革小組的一些人借機攻擊陶鑄。王力他指著陶鑄說：“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這篇社論。主要的就是講生產，寫得很厲害，批評得很兇，這些詞句都是陶鑄同志堅持的?！蓖趿€說：“陶鑄同志很堅持要黨委統一領導工廠的‘文化大革命’”。“統一領導就是鎮壓革命?！蔽母镄〗M顧問康生插話：“工廠究竟有沒有階級斗爭?有沒有走資派?”弄得陶鑄不得不作“檢查”。他說：“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兩篇社論。”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

12月24日，在文革小組碰頭會上，江青質問陶鑄：“為什么不許批斗余秋里、谷牧?”陶鑄說：“明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要訂，是我不讓斗?！苯?、張春橋聽后，一起狂叫：“黨內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鑄!”陶鑄大義凜然：“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

陶鑄的許多做法跟毛主席想的不一致，所以，不再受毛主席信任和重用了。12月中下旬，陶鑄基本靠邊站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有時都不通知他參加了。1967年1月，陶鑄被公開打倒。接著，對他大肆進行批判，以肅清流毒。

1967年９月８日 《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中學語文課本里有選文，我覺得寫得很好），一連給陶鑄列出數十余種罪名，其中包括：“漏網的大右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和宣傳者”、“資產階級的忠實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混進來的反革命兩面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黨的陰謀家”、“南霸天”等，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

在遭受種種殘酷迫害后，陶鑄于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享年61歲。一位政治巨星，在昏暗的天空中，倏忽一亮就隕落了，不能不令人痛惜和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