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因其內容分為六條，所以簡稱《公安六條》。這是為保證“文革”中全面奪權的順利實現而制定的。

《公安六條》中的第一、第三至六條規定，依法懲辦“殺人、放火、放毒、搶劫、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依法懲辦“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縱者”；地富反壞右“不準串連，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其中，第二條特別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該條是為《公安六條》的核心。

在實際執行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適用于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甚至擴展到適用于各級當權者。不僅適用對象一擴再擴，適用情節也一擴再擴。對某人某事稍有不滿的，就可能被治以“現行反革命罪”。文革中，大量冤假錯案，就是依據這一條規定制造出來的。

第四條，首次提出了一個21種人的名單：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這些人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文革中，只許他們老老實實，不準他們亂說亂動，否則就會受到嚴厲懲處。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造反派就把這類人，大規模地從城市趕出來，送到農村監督改造。1969年10月，根據“林副主席第一號命令”，又實施了向農村遣返。據官方不完整統計，北京市當時至少有33,695戶民被抄家，有85,196人被趕出城。驅趕過程中伴隨著施暴，死人的事常有發生。從1966年的8月26日，到9月1日，北京市每天都有數百人被打死。

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開，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具體數字無法統計。

有了《公安六條》，紅衛兵的任意打罵撲殺行為，等于得到了來自政府的“法律”、政策的肯定和支持。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曾在北京市公安局會議上講：“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并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這也為后來湖南、廣西大慘劇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1968年8月中旬至9月下旬，湖南道縣發生了一連串集體屠殺事件。據說，當時的湖南邵陽、道縣、零陵等地區，流傳著黑五類、二十一種人組織黑殺隊（黑殺隊，除了“殺”之外，還在于“黑”，指隱藏在暗處），進行反革命反撲的謠言，說什么：“先殺黨，后殺團，貧下中農看情況。刀對刀，槍對槍，血洗萬里如牛羊。”意思是說，他們想屠殺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屠殺人民，部分地方的農民組成了“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將黑五類、“21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采用各種方式任意屠殺。據統計，在湖南道縣大屠殺的慘案中，一共有4519人死亡，其中有4193人是被屠殺致死的，剩下的326人是被迫自殺的。被害人中，最大年齡為78歲，最小的僅出生10天。整個道縣屠殺慘案持續了66天，范圍涵蓋了近十個區、三十六個人民公社，有兩千七百多戶人口被波及。

據悉，屠殺慘案不僅發生在道縣，包括道縣在內的周圍十個縣市也都歷經了人口屠殺事件。

廣西武宣縣的非法殺人之風，（社會上叫“刮臺風”），始于1968年3月19日，終于1968年7月17日，6月中旬進入高峰。當時，因“文革”事件死亡526人，除武斗死亡87人（武斗被俘遭殺10人不在內），其余439人均被非法殺害。從檔案資料看，這些死者大部分是地、富、反、壞、右分子，資本家及其子女，有的是有歷史污點的人，個別是有海外關系和造反派的成員。

不管兩地的惡性事件有沒有主謀，也不管主謀的身份如何、意圖如何，若沒有當時武斗的惡劣政治環境和錯誤的公安政策指導，慘案是可以避免的。

《公安六條》這一法規性的文件，沒有通過規范的立法程序，僅僅用一個臨時性規定，就把“以言獲罪”、“思想犯罪”、身份犯罪制度化、法律化，“合法地擴大了法律打擊的對象范圍，并規定“革命群眾協助和監督公安機關執行職務”，為執法權的流失和群眾濫用提供了根據。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銷了這一造成巨大危害的《公安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