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惡習

作者：[美] 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好久沒有自己寫書評了，最近看了一本好書給大家推薦一下，這本書對現代經濟學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充滿了洞見，不過主流經濟學家和廣大的科研工作者可能并不喜歡這樣的批評，畢竟扒了他們的最后的遮羞布。

一、作者簡介

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是華盛頓特區卡托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并擔任以賽亞·柏林自由思想講座教授。自2015年起，她擔任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經濟學和歷史學名譽教授以及英語和傳播學名譽教授。20世紀60年代，她在哈佛大學接受經濟學家訓練，撰寫了25本書和大約500篇學術和文章，涉及經濟理論、經濟史、哲學、修辭學、統計學、女權主義、倫理學、法律和自由主義。

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輝煌時期，她在那里任教12年，但現在她自稱是“一位來自波士頓的文學、量化、后現代、自由市場、進步圣公會、前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是男性的中西部女性。不是‘保守派’！我是一個基督教古典自由主義者，實踐著人類經濟學。”

二、經濟學的古典傳統

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尤其是物理學），經濟學算是一門比較年輕的科學，可追溯到1776年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的《國富論》。當時的經濟學屬于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要等到19世紀了，而斯密本人也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

《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專門探討財富的性質以及財富增長的原因，駁斥了重商主義學說，為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英國18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而早在1759年斯密還發表了他的另一部經典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這是一部倫理學著作，斯密認為人類除了自利心之外，還有同情心。

就如同心中有個不偏不倚的旁觀者，當一個人無視公正的旁觀者或看不見的手的內在指導時，他們會發現自己陷于不快樂和焦慮之中。按照合宜的方式行事意味著聽從自己的直覺。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言，人性的幸福和榮耀源于對這種合宜性的遵守，而忽視這種合宜性則導致人性的痛苦和恥辱。我們不能僅僅通過最大化財富來最大化我們的幸福，正如富裕社會的高焦慮和抑郁率以及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氣候不公正所證明的那樣，我們需要道德情操來約束人類行為。

這兩部著作可以用兩只“看不見的手”來簡單概括，人類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內心公正的旁觀者”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共同指引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卻無意中帶來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這種和諧就如同牛頓的和諧宇宙一般。

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遺產除了為市場社會奠定理論基礎并提供一個理解框架之外，還在于其對人類普遍自由的關切。古典經濟學這一套學說本身就包含了人類社會治理的洞見，比如斯密對政府職能的界定以及古典經濟學家對種族主義的批判等等。詳細請參考：

二、現代主義入侵經濟學

在麥克洛斯基的另外一本著作——《經濟學的敘事》里面對現代主義進行了闡述，他認為現代主義（modernism）是一種狹隘的西方文化，她將其等同于實證主義（positivism）。這種現代主義其實是一種機械主義或者科學主義，正如作者揶揄的：在現代主義之后的哲學里，我們對沒有講話的人的語言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現代主義之后的建筑中，我們對沒有屋頂的建筑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現代主義之后的經濟學里，我們對與現實毫無聯系的各種經濟學模型有了更多的了解（《經濟學的敘事》p6）。

經濟學的科學化開始于19世紀。1871年，邊際學派開始興起，經濟學家開始采用數理邏輯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經濟科學（Economics）”一詞逐漸開始取代“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出版了當時極具影響力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讓“經濟科學（Economics）”變得更加流行。“經濟科學”變成了主要研究人類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作出選擇的科學（Lionel Charles Robbins）。參考：，

經濟學的科學化本質是將倫理學從這門道德哲學剝離，人變成“經濟人”（薩繆爾森的MaxU人），人的世界變成物質世界，實證和規范分開，用麥克洛斯基的話就是“注重事實和邏輯的敘事方式，而放棄了故事和隱喻”，以適應經濟學科學化、數學化的新潮流。經濟學家的夢想是將經濟學變成物理學一樣的科學，追求復雜世界里的確定性，實現對人類社會的控制和預測。

但正是這種現代主義讓經濟學處于困境。在《經濟學家的惡習》中麥克洛斯基闡述了經濟學家的三大惡習：克萊因式的統計顯著性、薩繆爾森式的黑板經濟學以及丁伯根式的社會工程學。這三大惡習正好是現代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集中體現。

（1）克萊因式的統計顯著性

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Robert Klein）是薩繆爾森的第一位博士生，后成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的領軍人物，1980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Lawrence Robert Klein

正是他在回歸分析中引入“統計顯著性”，并依賴統計工具完成整個科學任務，將統計顯著性等同于科學（實質）重要性。這一惡習從克萊因開始變得越來越流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計算機技術成熟之后。現代主義者克萊因想通過擺脫人類的主觀判斷找到一種機械化的、無爭議的方法來判斷某個影響是大還是小，麥克洛斯基認為這是現代經濟學的悲劇。

這種過度專注于數據和計算的方法，將工具當成了目的，忽略了只有人類才能做出判斷。而人類的判斷又受到他們周圍環境的言語社群影響，歸根結底科學判斷或者科學結論本身是一種規范行為。做出判斷的前提是科學家得先確定目的或者標準，數據本身并不能說明什么，統計學或者其他的計算科學也僅僅只是一種工具。正如作者所言：統計顯著性是不道德的，在希臘語意義上就是沒有反映“ethos”，即人格。

（2）薩繆爾森式的黑板經濟學

保羅·薩繆爾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是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將數學引入經濟分析的主要倡導者。薩繆爾森是主流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麥克洛斯基認為“他在經濟學上的地位堪比維特根斯坦在英美哲學領域以及弗洛伊德在早期心理學領域的地位”（《經濟學家的惡習》p51）。關于薩繆爾森的更多信息請參考：以及，關于經濟理論和數學請參考：。

Paul Anthony Samuelson

薩繆爾森式的惡習在于聲稱黑板上的證明是經濟科學家的主要工作，麥克洛斯基稱之為黑板經濟學惡習，這也是經濟學家科斯所批判的現象。“薩繆爾森式的惡習總是停留在理論世界，在學術生涯中想象著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海水滾燙，豬長著翅膀”（同上p50），“盡管薩繆爾森在哲學上是一個實證主義者，因此在理論上致力于將理論與世界事實相比較，但在實踐中，他從未這么做”。（同上p51）

薩繆爾森式的惡習的主要表現是將科學問題變成了數學問題，數學價值觀變成了經濟學價值觀，經濟學家變成了數學家，夢想著像數學家一樣在書房就可以獲得關于經濟運行的洞見。即便是物理學也沒有像經濟學這樣臣服于數學，經濟學在數學化這條道路上走的太遠了。

正如布洛克所說，在一個由一般公理松散約束的系統中，如果沒有參數的記錄值，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不同的輸入可以得到不同的輸出，但這只能保證邏輯上是有效的，并不能說這在現實中就是對的。“薩繆爾森經濟學中Max U人，只有審慎，沒有美德，沒有節制，沒有愛，沒有正義”，這樣的輸入可以推出現實正確的結論嗎？在書中作者舉了一些常見的例子，比如著名的“外部性”例子來闡述這個邏輯。

所以經濟學家們回歸現實生活吧。現在的經濟學論文似乎主要是實證論文，即有理論，有檢驗，但悲劇是大家依然在實踐克萊因惡習來檢驗理論。這種批量制造的實證論文沒有任何意義，唯一的好處就是為經濟學家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崗位。

（3）丁伯根式的社會工程學

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荷蘭經濟學家。1969年，“由于發展了動態模型，并將其應用到經濟分析中”，他與朗納·弗里施（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同獲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Jan Tinbergen

作者認為簡·丁伯根式的社會工程學惡習是最大的惡習，因為社會工程學將人類社會視為物理世界一樣可以通過社會工程進行設計、控制和預測。他們忘記了，人類本身是不可計算和預測的，正如那個著名的美國問題：“如果他那么聰明，為什么他不富有？”

作者認為社會工程學與自由為敵，但在這方面論述并不多，這個問題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與《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政治哲學家哈耶克（Hayek）在其《通往奴役之路》都有精彩的闡述。最著名的社會工程就是20世紀的計劃經濟實驗，結果大家現在都知道了。

社會工程學本質上是一種理性的傲慢和自負，社會科學家們妄圖去做自己理性之外的事情——將理論世界的東西直接應用到現實世界，無異于將人類當小白鼠，這是極不明智，也極不道德的。

三、道德哲學的回歸

經濟學衰落了嗎？是的，經濟學確實衰落了，從這門學科從道德哲學中剝離開來的時候就開始衰落了，而麥克洛斯基闡述的經濟學家“三大惡習”更加劇了這一衰落的進程。現在的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就如同作者在本書開篇中談到的“沙盒游戲”，麥克洛斯基沒有給這種“男孩游戲”一點點面子。當然打破一切很容易，重新建立卻很難。作者并寫這本書并不是反對統計分析、反對數學、反對理論化，重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學，作者本人就是個量化高手，她反對的是這種現代主義的惡習。

要想擺脫這種現狀，就要糾正這些現代主義惡習，最重要的是道德哲學的回歸，即人的回歸。

社會科學家所追求的客觀的科學根本不存在，科學是人的判斷。 推薦一篇文章： ，感興趣可以閱讀。 這些雄心勃勃的社會科學家們會遇到兩個困難。 一個是 廣義的海森堡原理，當我們試圖通過改變系統的信息輸入和輸出來獲取關于該系統的知識時，這些輸入和輸出將改變系統本身，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可能會根本性地改變它。另一個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它不再僅僅研究世界；它還創造了它所研究的世界。科學的底層永遠是倫理。

過去100年，現代主義（機械主義）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也導致了科學、文化以及藝術等領域的貧困。關于人的科學，剝離了目的，剝離了道德，把一切判斷交由工具，再將這一切強加到現實世界，這是一種人格分裂的、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就如我最喜歡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對世人也是對他自己的忠告：回到現實生活吧。我也想說，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們走出你們的柏拉圖世界，回到現實生活吧！回到亞當·斯密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是活生生有溫度的人，自利又富有同情心；自私又富有正義感；冷漠又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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