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歷史，對世界所有國家都是有啟示意義的，相比我們，伊朗的革命其實不徹底，沒有經過各種殘酷的考驗，很多事情都是想當然。

伊朗革命的起因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經濟不增長就罷了，但是70年代伊朗的經濟高速增長，社會財富分配渠道沒建設好，財富大量流向少數人群，導致社會矛盾急劇拉大，最終演變成革命。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中堅力量是毛拉，上面是大毛拉，再上面是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所以才說是伊斯蘭革命。革命只是推翻了巴列維王朝，但是并沒有就內部問題再次改革，所以伊朗的內部分歧分歧非常大。

革命之后伊朗奉行的對外政策是中立，“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100%伊斯蘭化”，還想要把這種革命向全世界輸出。在1980年3月的講話中，霍梅尼說“我們必須要向全世界輸出我們的革命。伊斯蘭不僅拒絕承認伊斯蘭國家之間的任何差異，而且認為它是一切被壓迫人民革命的倡導者。”這一點就讓其他伊斯蘭國家很害怕了。

但是到了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前，修改了憲法，實行三權分立，這有點類似蔣經國晚期開放臺灣的黨禁，導致美國扶持的勢力迅速崛起。

代表人物就是1989年上臺的總 統拉夫桑賈尼，他上臺之后推崇自由經濟，國有經濟私有化等一系列西方經濟學的政策，隨后就是親西方的勢力逐漸崛起。

本來伊朗革命就不徹底，左中右派摻雜在一起，各有訴求，一旦繼承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鎮不住，改革派就沒有辦法遏制了。

也就是說對西方有幻想的改革派非但從來沒有消失過，反而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以后還逐漸做大了。

以拉夫桑賈尼為代表的改革派獲得了很多社會精英的支持，而以內賈德為代表的保守派獲得了社會底層的支持，兩派內斗嚴重。

一個國家內部意見不統一，就會內亂，所以清朝打不贏列強，并不是因為清朝弱，而是內部各派相互攻伐，埃塞俄比亞人用長矛都能把意大利人趕跑，清朝軍隊難道只有長矛？

兩派內斗的主要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問題，保守派認為伊朗的經濟問題是美國制裁造成的，要和美國抗爭，而改革派認為既然是美國造成的，就應該和美國談判解除制裁。

所以伊朗就通過核武器這個問題不斷的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談判。

伊朗的想法是以研發核武器這個做籌碼讓美國放棄制裁，這樣伊朗就可以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這種想法很幼稚，因為伊朗的實力是不足以讓它保持獨立自主的。

玄武門事變之前，李世民去找過戰神李靖，想要獲得他的支持，被李靖拒絕了，他不想參與到任何一方，也就是誰贏了就支持誰，最后李世民沒有為難他，因為李靖有那個實力。

而對于房玄齡，李世民的態度就非常堅決，他要尉遲敬德帶著劍去，給的命令是如果房玄齡人不來，就把他的頭帶來。

這一點其實放在當今世界依舊如此，當今世界，只有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這種國家保持中立，我們是可以容忍的。而伊朗并不具備這種實力。

既想要討好美國，又不想委身于中國，你說你有獨立性，沒問題，你獨立，那就不要我的錢，所以中國根本無法對伊朗進行幫扶。中國可以把武器賣給塞爾維亞，沙特，埃及，但是不能賣給伊朗，并不是害怕美國制裁，而是害怕伊朗不堅定。

連巴西總統跑到中國都說喜歡看中超比賽，伊朗難道比巴西還厲害？

我們不是想要別人諂諛，這不是君子行為，但是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朋友，《論語》 說：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伊朗對我們來說就是謀而不忠，交而不信，我們傳授給它的斗爭技巧也是傳而不習。所有的這些都不能用“保持中立和獨立自主”這個說辭來搪塞。

這次伊朗連續多位高官訪華，這就是病急了才找大夫，我們能怎么做呢？

伊朗外交訪華，在新聞公告里面是這么說的：雙方一致認為，中東是中東人民的中東，不是大國博弈的角斗場，也不應成為域外國家地緣爭奪與沖突的受害者。中東各國前途命運應當掌握在中東人民自己手中。

也就是該你打的仗，不要退，你的命運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幫助伊朗，中國的任務就是要不斷的縮小對美國的包圍圈，讓美國產業凋敝，美元崩盤，只要美元完蛋，美國經濟再現1929年的大蕭條，全世界所有問題都得到解決了。

不給美國發動戰爭的機會，就這么慢慢耗死它，如果最后伊朗沒有出手，而是土耳其坐大了，那就和土耳其合作。

扶持弱者，會被全世界說成是培養傀儡，最后合作關系還不穩固。

和勝利者合作，全世界都無話可說，勝利者有本事擺平地區問題。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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