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水鐘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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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兒》這套書，基本是按“編年體”寫的，從朱元璋崛起淮北，一直寫到朱由檢自縊煤山，寫得那叫一個風起云涌，波瀾壯闊，蕩氣回腸。

但在整套書的最后一節，作者忽然筆鋒一轉，用徐霞客的故事作為整個故事的結尾。

然后，在徐霞客故事的結尾，作者寫了這么幾句話：

“其實這個世上很多事，本不需要理由。”

“所謂千秋霸業，萬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糞土。”

“成功只有一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過人生。”

就這樣，大明王朝的輝煌與不朽，終結于華夏山川的壯美與雄奇，也終結于尋常百姓的豁達與堅韌。

這個安排非常精巧。它讓讀者在見證了帝王將相的傳奇，目睹了王朝興衰的更迭，感悟了聚散離合的無常之后，忽然回歸本真，審視自我。

我來這世上走一遭，到底干什么？到底求什么？到底為什么？

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做自己”。這個答案當然十分正確，但問題在于什么才是“自己”。

于謙做了自己嗎？王陽明做了自己嗎？張居正做了自己嗎？

朱棣做了自己嗎？姚廣孝做了自己嗎？劉伯溫做了自己嗎？

嚴嵩做了自己嗎？魏忠賢做了自己嗎？李自成做了自己嗎？

大概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但作者似乎也知道。不信你看他，寫于謙的奮斗，寫王陽明的領悟，寫張居正的妥協；

寫徐階的隱忍，寫嚴嵩的怯懦，寫劉瑾的卑鄙；

寫鐵鉉的堅守，寫楊慎的通達，寫徐渭的潦倒；

寫胡宗憲的左支右絀，寫楊繼盛的鐵骨錚錚，寫申時行的溫潤厚道，寫孫傳庭的困獸猶斗，寫虎丘五人的位卑未敢忘憂國。

這一切他都看得極透徹，想得極明白，寫得極精彩。唯一的問題是，寫別人做自己容易，自己做自己卻難。

文人的風骨，與仕途的誘惑；內心的清高，與職場的紛紜；這些本來就很難兼容啊，本來就不能既要又要還要啊，可是任誰站在兩條路的交叉點上，又不會幻想自己可以兼得呢？

雖然目睹了那么多妄想兼得的人身敗名裂，但那是他們嘛，不是我啊。

——這不就是他自己在后記里說的那句話嗎：“以史為鑒，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人，這就是人性。寫人性的人，自己也擺脫不了人性。

但你要說他真膨脹了、自我陶醉了吧，也不見得。他其實還挺有自知之明。

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主持人恭維他說，聽說《明朝那些事兒》一年能賣五十萬本，他想了想，反問道，《圍城》一年能賣多少本？

主持人說，大概每年一萬本？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哪怕這種經典著作，也遠不能跟他的書相比。

可他回答：我的書也許能賣五十年，然而一百年后，《圍城》仍是不朽的。

功成名就之后，還能一板一眼地說出這種話，你說這能算是小人得志嗎？不能吧。

所以，有些事，我們不知內情，還真不好妄下結論。他也許真的生了什么病，也許是遇到了一些事，不得不“生病”。

就像他筆下的唐寅，最終在瘋癲中失去了榮華，也勘破了榮華，最終與榮華和解。

希望他也是這樣吧。

確實很少有人想到，事情會走向這樣一個結局，但他曾在歷史天空下劃過的那一筆，總會有人記得。

只可惜，如今時殊世易，他的名字，也只能停留在當年，停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當年明月，只照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