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華書局1912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以下簡稱《三朝》），編年記述了萬歷四十六年（1618）至天啟七年（1627）之間明王朝與后金政權在遼東地區的戰爭史。在這場戰爭中，明王朝是最終失敗的一方，而在明朝陣營內部，作者王在晉本人也扮演著失敗者的角色。

《三朝遼事實錄》，[明] 王在晉 著 李東梟 點校

天啟二年（1622），王在晉出任遼東經略，親臨戰爭的第一線。他的策略是穩固山海關一線的防御，反對貿然出擊，因此主張在離山海關不遠的八里鋪筑城。此舉遭到前來巡邊的大學士孫承宗、王在晉的下屬袁崇煥等人的聯合反對，導致他被迫下野。孫承宗、袁崇煥都是清代大力表彰的明末忠臣，王在晉與他們的沖突被記入《明史·孫承宗傳》，導致其人在主流的歷史敘事中形象并不光彩。

王在晉寫作《三朝》一書，不僅是記錄歷史，而且也是為身為失敗者的自己辯白。由于抱著這樣的寫作目的，本書不僅對袁崇煥、孫承宗等人肆意丑詆，還“詳略失當”：對其他人的奏疏，王在晉大多節略摘抄；而對自己任山東巡撫、兵部侍郎、遼東經略等職期間的奏疏，則是一字不落。以至于本書甚至更像是王在晉本人的一部奏議集，那些穿插在冗長奏疏之間的記事文字，就是對奏疏背景的注釋。

王在晉像

然而，這種歷史編纂上的“頭重腳輕”之病，或許反而正是本書價值所在。文集、奏議作為明史史料之大宗，其獨特價值越來越得到學界公認，尤其是督撫、經略這樣的地方大員，通過他們的奏議可以了解明代政務運作、央地關系、財政經濟、地方社會等方方面面。更遑論王在晉親歷遼東戰爭這樣天崩地裂的大事件，直接參與軍事決策，其每一篇奏疏對讀者而言都彌足珍貴。

而且，晚明人物多有一股憤憤然的“不平之氣”，為了一吐自己胸中塊壘，爭一時意氣，莫說是歷史編纂的原則、客觀公正的寫作道德，就是個人的性命，有時也不在話下。王在晉這種對自己的政敵毫不掩飾地詆毀謾罵，為自己不遺余力地辯白，雖有失忠恕之道，卻隱隱透出晚明獨特的時代風貌。這種充滿“不平之氣”、可笑可嘆的時代風貌經過清代規行矩步的規訓，現代化浪潮的洗禮，對今天的人們早已顯得面目生疏，反而具備了獨特的新鮮感和趣味。

而《三朝》一書作為失敗一方的歷史記錄，也有其獨特性。除去書中對勝利者帶有感情色彩的貶抑，如“奴酋”“建夷”之類稱呼字眼俯拾皆是，對于一些后來清王朝諱莫如深的事件，書中也有明確的記錄，提供了來自明朝一側的視角。例如創業前期，努爾哈赤與其弟舒爾哈齊之間的矛盾，《三朝》一書直言不諱地記載：“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兵強，計殺之。”（《三朝遼事實錄·總略》，點校本第16頁）

努爾哈赤像

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17世紀上半葉的這場遼東戰爭，絕不僅僅是明與建州女真雙方的矛盾，東北亞地區的朝鮮、蒙古各部、女真各部也都卷入其中。關于朝鮮與明朝就遼東問題的交涉、明末蒙古各部在遼東地區的活動，《三朝》一書也都留下了寶貴的記載。當然，以上種種無一不刺激著清代統治者脆弱的神經，這直接導致了本書在清代傳播不廣，除崇禎十二年（1639）一種刻本之外，只能以各種抄本的形式流傳。如此也更顯現出這種“失敗者的聲音”能夠從歷史上流傳下來，是一件多么可貴的事情。

晚明引人矚目的大事除了遼東戰爭，就是東林黨與其政敵之間的慘烈政爭。歷史研究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在看似毫不相干的史料中找到自己問題的答案，本書雖著墨于遼事，但對研究晚明政治史也有獨特的價值。本書所涉及的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晚明的政治漩渦中，本書對研究他們與晚明政治的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本書卷七詳細記錄了九卿、科道會議“經撫去留”問題的議單（點校本第263—265頁），從中可以看到朝臣對于熊廷弼、王化貞二人矛盾的態度，進而可以破除“東林黨支持熊廷弼，閹黨支持王化貞”的成說。

除此之外，本書在政治史的研究方面，同樣提供了來自失敗者一方的聲音。東林黨在明末清初逐漸被樹立為正義一方，其反對者在主流的歷史敘事中遭到否定。無論是萬歷四十年代的“齊楚浙”三黨，還是天啟后期的閹黨，其成員的著述均罕有傳世。而《三朝》一書于朝中黨爭沒有表現出很強的立場傾向。無論是萬歷末年當權的官應震、姚宗文等人，還是天啟后期依附魏忠賢的王紹徽、崔呈秀等人，只要他們的奏疏有關遼事，本書都會加以摘錄。今天的讀者，閱讀需求已轉向盡可能客觀地了解歷史的不同面向，如此一來，《三朝》一書中這些來自“反面角色”的聲音更顯出了其獨特的價值。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