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戰爭即將迎來最終的勝利，在這緊要關頭，解放軍劉伯承司令員試圖爭取地方軍閥楊森。

他想要勸楊森起義，利用他在重慶的影響力，避免一場即將到來的戰火，也避免更多人犧牲。

結果楊森卻放話：拿三千根金條來再說。

楊森的態度為何如此狂妄？“三千根金條”的要求背后隱藏了怎樣的故事？

劉伯承的勸說

1949年的深秋，解放軍在劉伯承、鄧小平的統率下，經過數月鏖戰，已經逼近四川門戶。

作為解放戰爭的關鍵一環，重慶不僅是西南的政治中心，也是國民黨在大陸最后的堡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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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戰的勝負，不僅決定了解放軍南下西南的速度，也關乎百萬百姓的生死存亡。

劉伯承素來以智勇雙全著稱，針對重慶的局勢，他的腦海中有一個更大的謀劃，那就是勸城中的官兵起義，和平解放重慶。

但國民黨殘余勢力已在重慶城內外布下層層防線，各方勢力錯綜復雜，尤其是身為重慶衛戍總司令的楊森，更是個難以捉摸的角色。

盡管楊森與共產黨陣營曾有過合作的歷史，但近年來，他已成為蔣介石的重要依仗之一，手握重兵駐守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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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決定親自派人與楊森接觸，他挑選了一位言辭得當、與楊森有一定淵源的代表出面，并帶去了誠意十足的禮物和口信。

他叮囑派去的代表：

“告訴楊森，我們要爭取的不僅僅是重慶，更是保護這座城市的百姓免受戰火之災，我們與他，并非敵人。”

但當代表一行冒著危險進入楊森的府邸時，楊森的態度卻讓他們無比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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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客廳內，楊森端坐在太師椅上，他并未因為劉伯承的誠意而動容，反而在閑聊了幾句之后，漫不經心地拋出了一個條件：

“如果你們真的想讓我幫忙，那就拿三千根金條來再說。”

他的語氣輕描淡寫，仿佛是在談一樁生意，而不是關系到百萬人命運的談判。

代表們極力勸說楊森，希望他能明白局勢已不可逆轉，蔣介石的大勢已去，解放軍入川不過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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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講述了解放軍對百姓寬嚴相濟的政策，也不忘提醒楊森，他手下的兵力和裝備已經無法與解放軍抗衡，逆勢而為只會加速失敗。

但楊森卻似乎毫不在意，他打斷代表的陳述，緩緩說道：

“劉伯承和我有舊情，我自然會記著，但起義這種事，我老了，折騰不動了，我只管我自己的地盤，不管其他的。”

楊森的態度之所以如此狂妄，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把重慶人民的安危放在心里，他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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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表將結果帶回給劉伯承時，他沉默了許久，他不是沒有預料到楊森可能會拒絕合作，但沒想到對方開出如此荒唐的條件。

不過劉伯承并未因此放棄，他對部下說：

“楊森的拒絕，并不代表我們就沒有其他辦法，即使沒有他的合作，我們依然會找到解放重慶的方法，只不過，未來的路會更加艱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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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再一次將目光轉向地圖，為了讓重慶少一些犧牲，他必須另辟蹊徑，戰火未燃，他依然在為和平尋找可能。

蔣介石的怒火

1949年冬的重慶，解放軍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而國民黨的內部分崩離析，軍心動蕩。

蔣介石特意從臺北飛到重慶，召集了一場緊急軍事會議，為這座西南重鎮尋找最后的防守方案。

會議室中，蔣介石神情嚴肅，試圖在眾將領面前維持“最高統帥”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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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眼神卻掩蓋不了深深的疲憊與挫敗，他的部署顯然已經徹底失算。

解放軍突然出現在川黔湘邊界，而他的“王牌”部隊在貴州和川東紛紛潰敗，這一連串的意外打破了他原本依靠天險固守西南的計劃。

“胡宗南呢？他的人在哪？”蔣介石突然開口，胡宗南是他心目中最倚重的將領，掌握著第一軍這個“王牌中的王牌”。

可是此時此刻，這支部隊卻始終磨磨蹭蹭，不肯真正投入重慶的防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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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長小心翼翼地答道：“胡宗南報告，他認為將主力部隊調往重慶無異于送死，希望以防守西昌為策略，保存實力。”

蔣介石一聽，怒火中燒，他猛地一拍桌子，目光凌厲地掃過在座的軍官們，厲聲說道：

“胡宗南是害怕了！他看不到解放軍若拿下重慶，大西南必定全線崩潰的后果嗎？”

蔣介石越說越激動，指著地圖上的重慶說道：

“重慶不能丟！誰敢退后一步，我立刻軍法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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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越想越氣，抓起電話，親自撥通了胡宗南的專線，一番劈頭蓋臉的訓斥后，強令他抽調兩個團的兵力東進增援重慶。

胡宗南迫于壓力，不得不答應，但他心中早已暗暗決定，這些部隊絕不輕易與解放軍硬碰硬。

重慶解放

1949年11月末，解放軍通過多路夾擊，已經基本合圍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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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高效地調度部隊，一邊對蔣介石殘存的兵力形成壓迫，一邊有意留出一條口子，以誘敵撤退，減輕重慶市區可能遭受的破壞。

在重慶外圍，宋希濂的部隊早已失去戰斗意志，大批官兵非戰斗減員，甚至連原本的陣地都沒有守住。

而羅廣文的兵團在南川的防線被突破后，幾乎已經喪失了作戰能力，只能撤到重慶南岸茍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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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消息接二連三地傳到蔣介石的耳中，讓他本就憤怒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

蔣介石果斷下達了撤退的命令，準備前往成都重整旗鼓，但在撤離之前，他仍然計劃實施“焦土政策”，炸毀重慶的重要設施，以阻止解放軍接管一座完整的城市。

此時的楊森，早已看透蔣介石的困局，從他接到蔣介石下達的“死守重慶”的命令時，他就在思考如何避免卷入這場注定失敗的戰斗。

表面上，楊森仍然派人巡邏城內，組織部隊在防線上擺出防御姿態，甚至聲稱“有我在，重慶不會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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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他卻在暗中安排手下的精銳部隊向川北撤退，他對部下說道：

“我們不能跟解放軍硬拼，也不能死守蔣介石的命令，保存實力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他秘密命令主力部隊撤離，只留下一些新組建的二十軍部隊駐守城內，而這些人實際上已經做好了投降的準備。

1949年11月30日清晨，重慶城終于迎來了解放軍的部隊。

一隊隊士兵沿著蜿蜒的山路進入城內，街邊的百姓紛紛探出頭來，他們的眼中既有好奇，也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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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重慶城沒有響起槍炮聲，也沒有戰火蔓延，解放軍的入城，是一次和平的接管。

但與此同時，在楊森的默許下，蔣介石的特務機關早已在城內進行了一場殘酷的屠殺。

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等地，數百名革命者慘遭殺害，鮮血染紅了山城的土地。

這場慘劇成為重慶解放前夕最深重的記憶，即便楊森沒有直接參與屠殺，但他的默許與袖手旁觀，足以讓他在歷史中留下一個不光彩的印記。

重慶解放后，解放軍雖然對楊森網開一面，沒有追究他在重慶戰役中的責任，但他在這場戰爭中兩面搖擺的表現，卻讓他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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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后的政治格局中，他既沒有成為共產黨陣營的盟友，也不再是舊時代權力體系中的重要角色，他的政治生命，隨著重慶解放而終結。

此后，楊森帶著家眷退居幕后，成為一個歷史的旁觀者，他曾試圖為自己辯解，稱自己當初是為了保護重慶而選擇中立，但這些說辭并未獲得太多人的認可。

在重慶市民的記憶中，他更多地被視為一個猶疑不決、缺乏擔當的地方軍閥。

楊森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從抗戰中的“川中猛虎”到解放戰爭中的兩面派，他始終是一個擅長權謀、善于自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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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歷史的浪潮最終平息下來，他卻發現，自己的選擇讓他失去了真正的歸屬。

他不僅未能成為人民的英雄，甚至也未能在舊政權的瓦解中留下一塊穩固的立足之地。

歷史的大潮中，他最終只是一枚在風雨中搖擺不定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