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明

梁啟超先生比陳垣先生大七歲，有“五同”，同是江門人，同入廣東學海堂，同在北洋政府有過職務，同是頂尖高校國學導師（清華國學院和北大國學門），同在北師大任過教，正面交集卻不多。

1921年秋，梁啟超先生在天津南開大學發表《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演講；陳垣先生據《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22年初版批注。

兩位大師終于有了一次正面切磋。

窺一豹而知全身，我們通過對批注的解讀，了解兩位大師不同的學術風格，進而探尋他們不一樣的人生軌跡。

上篇：感懷

一

用今人思想來評判古人，有的地方稱作廣義上的輝格史觀，容易鬧出笑話；如果用已知的結果來評判名人們當時的抉擇，那就對古人太苛刻了。

梁啟超先生《少年中國說》名滿天下，這篇文章屬于文學呢？還是一篇政治的戰斗檄文呢？亦或都是？

陳垣先生毫無疑問是一位史學泰斗，那梁先生呢？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亦或政治家？

這件事情還沒討論清楚，2023年5月國家文物局發布1911年后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梁先生位列最高等級（作品一律不準出境者的41人之一)。

鐵打的大書法家！

二

兩位新會同鄉毫無疑問都是偉大的愛國者，只是梁啟超先生來回反復的事情太多，受到一些質疑。

我讀梁先生的作品，他無疑是真誠的，時代固然缺嚴謹的學者，更期盼改革的斗士。

既是探索，既是做前無古人的事，哪里不會犯錯？哪里知道一腔熱血，不會錯付于人？

梁先生經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作為一個教師，這樣的人無疑顯得不夠穩重，但這種自我革命的精神，在今天的文化界是稀缺的。

三

陳垣先生約在1923年至1924年寫下這篇批注，此時離梁啟超先生去世已經只有4、5年；而陳垣校長時年44歲，高壽至91歲的他當時在學術上剛剛開始出成果。

我看了一下整個批注，作為歷史學研究，批注當然是很嚴謹的，只是當時年富力強的未來輔仁大學校長，少了一些對歷史的寬容。當然了，這又是已知結果評判先賢。

梁啟超先生最大的歷史價值，不是學術價值，而是在我國經歷了幾百年嚴密思想控制、文化界暮氣沉沉之際，以最生動有力的文筆攪活一潭死水。

可惜天妒英才，梁啟超先生56歲去世。好在子女個個是人中龍鳳，一門N多院士，換一種方式酬了報國之心。

下篇：釋例

一

針對梁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所講:“今之舊史，實以年代記及人物傳之兩種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嚴格的理論，則此兩種者實應別為兩小專科，曰年代學，曰人譜學--即‘人名辭典學’，而皆可謂在史學范圍以外。”

陳垣先生批曰:“年代學，言年代，不及事，本紀則志在敘事，與年代學絕不同。”

陳垣先生結合中西史學理論和方法，厘清了梁著的論說不足。

二

針對梁先生著所講:“不能謂近代之史便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

陳垣先生批曰:“近代史研究愈難，非雜采各國對遠東之史料不能成中國史。宋、元等史亦然，宋之于遼、金，元之于波斯、土耳其、阿拉伯等。”

陳垣先生按歷史學批評當然有道理，按文學則不算有多大問題；如果按哲學，梁先生的話可以理解為“不是越現代史料越真，也不是越古代史料越好”，頗有哲理；如果講政治，其中的質疑精神是中國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值得贊揚。

三

在梁先生著所講“現存之實跡及口碑”下，陳垣先生批曰:“現存實跡及口碑，亦多不可靠。如一事發生，各報記載不一，一比勘便知。所貴乎史識、史裁者此也。別擇史料真偽最難。如十七年十一月華威銀行已倒閉，而十二月華威兌現之廣告猶登。夏間已改北平，而各處之信紙信箋猶多用‘北京’。”

同理。

四

針對梁先生著所講“舉凡以文字形諸紀錄者，蓋無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

陳垣先生批曰:“文學中所用詞句，不盡足據。如短檠、簞食、臨池等等，皆不過表意而已，未必真用短檠而不用電燈也。又如汗牛，極言其多，不能證明今日猶用牛車載書也。”

陳垣先生自己也知道，梁啟超先生講的是文學語言，不盡足據就算了。

尾聲：

歷史如果都長成一張臉孔，就太沒意思了。

我們不必苛責先賢們的一言一行，而應該看到他們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的果敢。

中華昌盛固然偉大，中華民族在危亡時能重新崛起的精神與經驗則更加寶貴。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恒久之道。

北師大校園攝影 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