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是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提出來的，是他在文革時期的經濟思想，這個思想貫穿于“文革”始終并有所發展（由“一抓一促”發展為“一抓三促”）。人不吃飯不行,社會不搞生產不行，這是基本的常識。那么，既要搞文化革命，又要發展生產，如何才能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呢？毛澤東審時度勢，創造性地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觀點。這一觀點最初是在他親自審定的 文革《決定》（“十六條”）中提出來的，而后又在多種場合中提及。

首先說，“抓革命，促生產”并不是一個科學的提法，因為“文革”根本不是一場解放生產力的革命，相反，它破壞了上層建筑，反噬了經濟基礎，破壞或阻礙了生產力發展。但是，縱觀整個文革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雖然蒙受了巨大損失，可沒有完全停滯，而且還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為什么呢？說明“抓革命，促生產”是把雙刃劍。以周總理為正確路線代表的革命家，充分利用了毛主席這一雙刃劍的積極一面，把它變成了“抓生產”、“抓業務”的代名詞，變成了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爭的一個特殊武器，從而實現了用抓生產來限制“革命”，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四處張貼大字報，搞串聯，揪斗當權者，許多領導干部被當成“走資派”打倒，許多學校、機關陷于癱瘓，處于無政府狀態。不過，由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抵制，“文革”暫時被限制在文教領域和中央機關。７月２日　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請示信，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這些企業單位要在保證完成生產任務的條件下，結合四清運動，分期分批開展“文化大革命。7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強調：“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因此，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受到的沖擊較小一些，廠礦企業和縣域農村經濟受到的影響不算太大，還基本能夠維持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轉。

但自從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８月１日－１２日）在北京召開之后，形勢就發生了巨大轉變。8月1日，毛主席給紅衛兵寫信支持他們造反。8月5日，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壓制群眾革命的行為。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接著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將劉少奇在黨內的位置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劉、鄧雖保留常委職務，但已處于受批判的境地，再難行使什么職權。其他老革命家，如朱德、陳云等也都靠邊站了。周總理的位置雖然沒有改變，但正統力量勢單力薄，難以扭轉“文革”的局面。

對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周總理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不允許任何人反對“文革”，否則就會被打倒，劉、鄧就是前車之鑒。周總理要是出來反對，也會“在２４小時內被攆下臺”。若沒有了牽制力量，局勢就會被林彪、江青一伙完全掌控，那么中國的未來將更加不堪設想。

面對危局，周總理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展現出了靈活性，抓住毛澤東經濟思想的主線，巧妙地運用“尚方寶劍”，將正確的經濟指導思想貫穿其中，維持了國民經濟的運轉。

中央文革《決定》出臺的8月份，正是“三秋“時節。為了不誤農時，搞好秋收秋種，周總理避開中央文革小組，讓主抓宣傳工作的常委陶鑄同志主持，依據毛主席在文革《決定》中“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9月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革命和生產兩不誤。”接著，又讓李富春同志代中央起草了一個《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總理又親自主持制定了《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但是，這兩個文件，“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伙兒不同意下發。周總理只好讓毛主席定奪，毛澤東看后批示“可照發，不要再討論了”。于是，中共中央于9月14日發出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這兩個文件的發布，對穩定工礦企業和農業生產形勢起了巨大作用。 兩個文件規定：在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生產業務指揮機構，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在黨委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生產、抓業務等兩個班子，“必須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職工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迅速返回，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在業余時間去搞；未開展“文化大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遲進行；“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事業單位去串連”。工礦企業與科研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領導干部的撤換由上級黨委主動調整，不采取群眾罷官的作法；縣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得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串連；縣以下各級干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縣以下各級領導應恢復和加強領導力量，把各項工作全面抓起來。

但文革小組一伙為擴大事態，于1966年10月1日在《紅旗》雜志上發表社論，說：“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周恩來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向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但未被接受。于是，從10月起，全國范圍內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把斗爭的矛頭對準劉、鄧和各級黨政領導人。沖擊機關、揪斗領導人等等越軌或不法行為，在“造反有理”的名義下頻頻出現。領導機關及負責人難以正常行使權力，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規章制度無法貫徹執行，國民經濟逐漸陷入混亂狀態，工農業生產水平迅速下降。

1966年10月28日，周總理直接向主席提出：農村、城市、廠礦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不發展、不組織紅衛兵，不對外串連。不能停止生產業務鬧革命。軍隊、公安、法院、報社、電臺等必須高度集中，要控制在黨的手上，不能讓紅衛兵占領。對黨政各級領導，紅衛兵無權決定停職反省或罷官，也不應該扣人、抄家。

瞅準毛主席為印發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一文作出批示的機會，（毛主席的批示是，“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周總理讓《人民日報》在11月9日再發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第一句話便指出：“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針，一再強調的方針”，它在各行各業“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工礦企業、農村等“絕對不能停止生產”，“革命”只能在生產以外的業余時間進行，不能占用生產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決不應該到外地去串聯。

這些觀點隨即遭到了文革小組一伙的反對。11月15日、17日，王力、姚文元等人在接見全國來京工人代表時說：我們反對錯誤地將“文化大革命”與生產對立起來，走資派以抓革命促生產壓制革命，打擊革命派，以抓生產為名來抵制“文化大革命”，這是完全錯誤的。

11月16日，張春橋在接見上海市工人造反派時說：“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放生產力。就是使得人們思想革命化，然后推動我們整個經濟建設向前發展，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那么，我們的生產可能大發展，但是，我們的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面對指責，周總理在1966年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和公交系統會議上一再強調，企業不能停產鬧革命；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業余時間內進行。對于工交企業到底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問題，11月16日，周總理委托谷牧、余秋里同志主持召開五部、七市及各大區有關負責同志參加的座談會，進行討論。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在發言中，對工交戰線十七年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主張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對全面鋪開；不贊成在工人中建立聯合造反組織和在工交企業間開展串連；要求正確處理好革命和生產的關系。會后，根據會議精神制訂出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但是，這個規定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堅決反對和指責。11月22日，周總理面見主席，據理力爭，終于得到了主席的贊同。可是不久，林彪江青一伙還是否定了這個決定。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在會上，林彪指責說：“這次工交會議開了二十多天，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他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他還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干部的運動。”會議最后一天，文革小組的王力等人突然對陶鑄發起攻擊，指責陶鑄發表《抓革命促生產》的兩篇社論，是想“用生產壓革命”，逼得陶鑄不得不做檢討。不久，當上常委僅4個來月的陶鑄被打倒了，總理又失去了一個得力助手。12月6日，張春橋又跟上海赴京造反派代表說：“有些人抓著生產來進攻”，“革命搞不好，生產怎么能搞好呢？中國不是要變顏色了嗎？”

文革一伙兒要求將《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按他們的意圖進行修改，然后才準推出。這個規定后來改成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提出：“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周一次討論生產問題外，都由群眾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眾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工人群眾和工人群眾組織之間，“可以在業余時間，在本市革命串連，交流文化革命經驗。”“必要的時候，工人群眾可派少數代表到上級機關反映，特別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派少數代表來京反映”“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余時間進行革命串連，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連。”這個文件的下達，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及到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各基層單位。

１２月１５日　他們又以中央名義發出《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動亂推廣到了農村，擴及了全國各行各業。該《指示》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革命委員會，由貧下中農大會民主選舉產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發展以貧下中農青少年為骨干的紅衛兵。”“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閑時間，進行串連。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連”。

他們還利用手中控制的宣傳輿論工具，大力突出“革命”的首要地位，批判用生產壓革命的做法。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論。強調：“毛主席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統帥生產、帶動生產。”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聯合發表《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說：“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認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礙生產。因此，他們只抓生產，不抓革命。”又指出：“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產就有了很大的發展。革命只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會妨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

面對林彪江青一伙的攻擊和阻撓，周總理沒有退縮，而是更加講究斗爭策略和斗爭藝術。講話或行文時，先把調子提高，將“抓革命”的口號性語言放在前頭，然后再把抓生產、抓經濟的本意包含其中。在與紅衛兵對話時，反復強調“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抓革命促生產”。“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么？用什么？還能鬧什么革命？所以，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生產減少了于國于民都不利”。

　　1967年1月６日，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后，受其影響，奪權之風迅速刮遍全國，派性武斗、打砸搶盛行，“天下大亂”。對“一月革命”，毛澤東雖表示了支持，但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

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干部的信》發表，贊揚和支持工人群眾堅守崗位，堅持生產，嚴肅批評了煸動停工停產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對無政府主義思潮是一個有力的回擊。

1967年１月２２日，鐵道部被造反派奪權，一時間，全國各地鐵路、輪船交通出現癱瘓或半癱瘓狀態。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毛澤東看了《齊齊哈爾鐵路局運輸狀況嚴重混亂》的通訊，作了關于“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的批示。

根據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周總理立即具體部署對鐵道、交通、郵電三部實行軍管。但文革小組的一伙以“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為由，進行挑剔、刁難，有意阻撓相關文件下發。周恩來深知，交通部門尤其是鐵路能否正常運行事關國民經濟的大局，拖延不得，含糊不得。于是，他不再迂回、溫和，而是表現出干脆利索、雷厲風行的作風和敢碰硬不讓步的精神，在毛主席的支持下，迅速發布了對鐵路交通部門實行軍管的命令。鐵道部軍事管制委員會迅速成立，有效地控制了鐵路交通出現的混亂局面。

根據毛主席既想向走資派奪權又想使全國局勢穩定的考慮，周總理積極尋找機會，用抓革命的名義搞生產，借助解放軍“三支兩軍”的力量，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1967年4月，北京市懷柔縣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周總理覺得這是抓生產的很好的組織形式。于是，抓住時機，起草文件，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發文，在全國推廣懷柔縣的經驗。文件要求：“全國省（市）、專區、縣各級革命組織、革命領導干部和人民解放軍當地軍事領導機關或駐軍，都要立即行動起來，以軍事代表為主，建立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在已經取得奪權斗爭勝利的地區，第一線指揮部應設在革命委員會之下，成為抓生產的班子，通過各業務部門，一直抓到基層生產單位。”為使這一措施得到毛澤東的首肯，也為減少中央文革一伙的阻撓，周總理不忘強調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文件寫到，“要拿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兩個“狠抓”，才是文件的真正意圖。

六十年代初，中蘇交惡，且關系日趨緊張。從1967年1月起，蘇聯邊防軍多次侵入我珍寶島地區。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指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促戰備”成了六十年代末的另一個主題。

1969年3月2日，中蘇之間直接發生了軍事沖突，形勢驟然緊張。蘇軍在我邊境地區陳兵百萬，給我國造成了巨大軍事壓力。所以，林彪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備戰”的重要性，1969年，他提出“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要與“帝修反搶時間、搶速度”，集中力量建設戰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的經濟協作區”，促進國民經濟“新飛躍”。

在此影響下制定的“四五”計劃，嚴重脫離客觀實際，盲目發展鋼鐵工業，盲目上軍工項目，隨意搞獨立經濟體系，出現了職工人數、工資支出、糧食銷量“三個突破”，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后果。

針對這種情況，3月24日，周總理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指出，貫徹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思想，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人不能不吃糧，工業要支援農業。周總理盡了最大努力，去扭轉經濟的無計劃無政府狀態，但收效并不理想。

1971年“9.13”事件后，周總理亮出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思想觀點，對經濟工作進行全面整頓。在周總理的指示下，1972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強調要“全面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1972年4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正確理解和處理政治和業務的關系》一文，提出“對業務工作中的客觀規律認識越多，鉆研技術越深就對人民的貢獻越大，就更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72年12月5日，國務院發布了《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1973年2月16日，出臺了《關于堅持統一計劃，整頓財經紀律》的文件，提出了整頓企業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復崗位責任制、考勤制、經濟核算制、獎勵制等等。

文革時期，周總理等老革命家或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借題發揮，或直面主席，據理力爭，或捕捉時機，順勢而為，千方百計地發展工農業生產，保障了國民經濟的運行，使國民經濟不至于因為社會動亂而陷入于崩潰。居功至偉，彪炳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