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十三):宋孝武帝劉駿2
(6)孝武改制
劉駿是一位頗有作為、積極改革制度的皇帝。《宋書》稱他“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他即位初,便改新亭為中興亭,以表達自己的中興之志。他在位期間,在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厲行改革。其中如罷免僑戶和推行土斷之策,改善了版籍混亂的局面,使國家編戶有所增加。又如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和抑制兼并,在經濟層面打擊了豪強兼并的行為,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還比如,大力提拔和全面起用寒人擔任要職,進一步打破了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的特權。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敏銳指出劉駿在位時全面形成的寒人掌機要的局面,對整個魏晉南北朝歷史的轉折意義。同時,劉駿統治期間也曾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減免賦稅,振濟窮人和災民,更滋養戰馬,加強軍備。
劉駿在位時期創立和完善的諸多制度,如典簽制、御史中丞專道制、禁衛直閤將軍制、僧官制、制局監分領軍之權制、臺傳機構、州鎮的分割改制、刑律的改制等等,以及其任內推行的“寒人掌機要、典簽控州鎮”的模式,大部分都被此后的南朝齊、梁、陳三朝所延續,有些制度創制,如御史中丞專道制、直閤將軍制度還被北朝所吸收和借鑒,對以后的政局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部分史家將他視為南朝政治格局的真正意義上的開創者。經過他采取的諸多強硬和鐵腕的手段措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得以扭轉。劉駿不僅實現了“主威獨運”的政治局面,更實現了“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的朝局。自劉駿始,南朝正式步入主威獨運的皇權政治的時代。
(7)青州之戰
大明二年(458年)四月,劉駿派積射將軍殷孝祖在清水(濟水下游)東岸(滑臺附近)建筑兩座城池。北魏方面認為威脅到了它的南部邊境。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派天水公封敕文和隴西王源賀率軍侵犯劉宋的青州,又使窟壞公、五軍公等率馬、步軍數萬人渡過黃河下游的濟水,企圖攻占劉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州等地。青、兗二州告急,劉駿以顏師伯為青州刺史,調左軍將軍崔道固、右衛將軍垣護之、屯騎校尉龐孟虬與殷孝祖等趕赴前線,后又派遣司空參軍卜天生率領后軍與顏師伯等人會師,一起抗擊魏軍。顏師伯一月之內四戰四捷,斬殺北魏大將樹蘭、窟壞公、五軍公等人,擊潰魏軍,封敕文大敗,向北魏朝廷求援。
十一月,北魏派遣征西大將軍皮豹子與諸將率騎兵三萬援助封敕文,顏師伯統軍奮力抵抗,皮豹子被顏師伯的參軍焦度刺中,墜馬出逃。皮豹子率領殘軍繞道攻進劉宋高平郡附近的垣苗寨,結果久攻不克。[99-100]與此同時,卜天生、殷孝祖等宋軍將領又率軍擊潰清水方向的魏將張懷之、源賀,封敕文等狼狽逃走。魏軍全線潰敗,皮豹子也從高平撤軍。宋軍乘勝追擊,接連收復杜梁、申城、臨邑、縻溝等在元嘉北伐期間被北魏侵占的濟水北岸的城池,宋軍將魏軍趕回了黃河下游的北岸。魏軍撤軍途中,投河淹死的士兵不計其數。劉駿聽聞前線戰報大喜,下詔嘉獎前線宋軍戰功。
(8)誅殺宗室
劉駿在位十二年,除平定早年叛亂的劉義宣外,還先后誅殺了南平王劉鑠和武昌王劉渾,平定了竟陵王劉誕、海陵王劉休茂的叛亂:
南平王劉鑠因歸順較晚,同時在任藩王時,兩人關系就不睦,劉鑠時常譏辱當時最不被文帝重視的劉駿,在劉劭弒殺文帝后,劉鑠更歸附劉劭,據兵對抗劉駿,劉劭敗亡后,方才投降,被劉駿拜為司空。劉駿在基本穩定政局后,以劉鑠有異志,賜藥而死。[102-103]
孝建二年(455年),因武昌王劉渾與左右人戲作檄文,自封楚王的事件泄露。劉駿命有司奏免劉渾為庶人,絕屬籍,發往始安郡,并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前往詰責,逼令其自殺。
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劉誕知道劉駿畏忌他,也暗作準備,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廣陵城池,積聚糧草兵器以自固。有人告劉誕欲反,劉駿下令將劉誕降爵,劉誕不服,抗命不受,并殺兗州刺史垣閬,據廣陵謀反,邀淮北諸鎮參與。劉駿命沈慶之率軍破廣陵,屠殺劉誕與全城男丁,女人被賞賜給軍士。劉駿聽到廣陵已破,劉誕死,高興極了。他出建康宣陽門,命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侍,獨獨不呼萬歲。劉駿問他:“卿何獨不呼?”蔡興宗說:“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劉駿聽后默然,下令回宮。
海陵王劉休茂性情急疾,不滿被劉駿派出的典簽官監視,于是在大明五年(461年)起兵殺典簽官,還未出內城,就被當地官軍殺死。
(9)晚年奢靡
劉駿統治末年,一改前期的息兵簡政的風格,開始居傲自滿,大興土木,擴建宮室,墻上和柱子上都用錦繡裝飾,又傾盡府藏,大行賞賜寵愛的妻妾和臣屬,更毀當年宋武帝劉裕所居密室,興建玉燭殿。
此外,劉駿于在位末期好酒奢靡、貪財好利,甚至和進京刺史一塊兒賭博,限令他們進獻貢奉,直到把他們的錢贏光才停止。史書稱他晚年“終日酣飲,少有醒時”,經常是伏在案幾上昏睡過去,有時外面有急事呈奏,他馬上抖擻精神,整理好容裝,一點酒意都沒有,接著就批改公文。所以“內外畏之”,無人敢懈怠。劉駿還曾動員大量民力,在龍山開鑿山路幾十里,厚葬殷貴妃。自從江南有葬禮以來,還從來沒有過場面這么隆重的葬禮。在幾次和臣屬來到殷貴妃的墓前憑吊時,更大加賞賜哭殷貴妃哭得很悲傷的臣屬,劉德愿因此得到了豫州刺史的官職(但未上任)。
(10)病重逝世
大明七年(463年)十二月,江東諸郡因為大規模的旱災,造成嚴重的饑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戶口餓死逃散。
大明八年(464年)正月六日,已經病重的劉駿下詔說:“東方去年收成不好,需立馬組織貨源賑濟。販米粟的商人,不征收途中雜稅。”在臨終前不久,他又下詔說:“去年東方干旱,收成銳減。窮困之家離鄉逃荒,流落街頭,我很同情他們。可開倉放糧給建康、秣陵二縣,適時賑濟。若救災不及時,導致社會動蕩,要嚴加法辦。”
同年閏五月二十三日(464年7月12日),劉駿在建康的玉燭殿駕崩,時年三十五歲。遺命太宰劉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始興公沈慶之、尚書中事顏師伯、領軍將軍王玄謨,五人擔任輔政大臣,輔佐太子劉子業。同時詔令“劉義恭和柳元景進入內城居住,朝廷事務,無論大小,全都要奏啟二人。國家大事要和始興公沈慶之商量決定。如果有軍務,就全都委托沈慶之處理。尚書府的事務,托付給顏師伯處理。統領外監事務,交給王玄謨處理。”七月三日,劉駿被葬于丹陽秣陵縣巖山的景寧陵。謚號為孝武皇帝,廟號世祖。
(11)為政舉措 ①政治 a.拔擢寒士,選賢與能
劉駿即位后實施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的舉措。他下詔撤除“錄尚書事”職銜,詔令政事不得全部讓尚書令、尚書仆射處理,責令尚書省較低級的官員尚書郎、尚書令史勤于政事。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徐爰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由士族擔任的尚書令、尚書仆射只剩下在公文上簽名的權利。同時又分設兩位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將人才官員的銓選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形成了后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劉駿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為“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劉駿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傖荒北人柳元景,依照兩人的功績,先后提拔為三公,使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逐漸攀升為南朝高門,并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為三公的先例。此外,劉駿還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為員外散騎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門出身的顏師伯、顏竣、劉秀之等成為高官重臣,起用鮑照、宗越、吳喜、劉胡、武念、卜天生等寒士;還破格提拔和重用備受建康士族歧視的晚渡北人薛安都、崔道固、垣護之、柳元怙等,江南土著寒士鄧琬、沈文秀等。
劉駿極為重視人才的選拔,其用人不論門第,因此在孝武一朝,許多寒門士人廣泛參與朝政。劉駿在位期間多次下詔:“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即就銓擢”,各地士人孝子,沒才能的不舉薦,對答中肯的,立即擢用。若沒有什么長處,只賜名譽;如有收受賄賂,舉薦中弄虛作假的,削職為民,永不啟用。大明六年(462年),他又下令各地獎賞才能卓著的人士,確有真才實學,品德高潔,淡漠名利,不攀權貴,或學貫古今,能經邦緯國,正直廉潔奉公,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都登記姓名報上朝廷。
b.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
政區方面,劉駿通過改置州鎮的辦法削弱地方勢力,他即位初,將揚州分為揚州及東揚州二州;將東晉以來廢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長沙)最后穩定地設立起來,分統原荊州所統長沙等八郡;后又分荊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漢),橫跨數州之間;東晉以來,雍州僑置于荊州之內,無實際統治區域,宋文帝曾分荊州襄陽等五郡歸雍州統轄,治襄陽(今湖北襄樊),劉駿又進一步分荊州郡縣充實雍州無實土的僑郡縣,使雍州重鎮形成,并廢除荊州重兵來源的南蠻校尉,將其營戶兵力一律遷至建康,有效地削弱了荊州,瓦解其“分陜”地位。自東晉偏安江左以來的百余年間數次威脅中央的荊、揚二州,經劉駿的政區改革形成了荊、雍、郢、揚、東揚五州相互牽制的格局,東晉以來的荊、揚對立威脅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徹底終結。以至宋末沈攸之起兵失敗之后,“江陵素畏襄陽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
同時,劉駿創立典簽制,加強對出鎮宗室和地方的控制。劉駿委任有真才實學的寒門士人擔任州鎮典簽,負責傳遞州鎮各項要務上報給中央審核,同時負責監督、傳達中央命令和輔助地方州鎮長官處理事務,并擁有隨時將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從此,寒人掌機要、武夫掌兵權、典簽控州鎮成為南朝政治的慣例。
劉駿還限制除邊鎮以外的地方兵權,革除地方封君下屬對封君稱臣之制。大明七年(463年),劉駿詔令:“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奸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據《宋書》記載:“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并于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
劉駿還設立了王畿制。大明三年(459年),劉駿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次年,又將南瑯邪郡劃入王畿區域。從《宋書·孝武帝本紀》提到劉駿的王畿詔令,來看,劉駿是將王畿作為中央派機構直接負責管轄的區域,高于畿外諸州的地位。有學者認為劉駿同時實行王畿制度和分割荊州的政策,是試圖在制度與實際兩個層面完成以一個中央王畿為核心控御四方的國家形態。也有學者認為劉駿設立王畿和他對明堂建設、山岳祭祀等禮制改革一樣,目的是欲建立一個以建康為中心的天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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