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透文史，點擊好看

作者：瀛洲海客

編輯：莉莉絲

秦漢以降，魏晉興起。于史 書所見人名，有趣之處頗多，如單名與雙名的明顯差異：兩漢時期共有23位帝王，竟然都是單名；三國魏晉諸多風云人物，也大抵為單名，如曹操、劉備、夏侯玄、司馬昭……

世人熱衷于取單名，似乎是漢晉時期的時代特色。先秦時期的霸主，如晉文公重耳、齊桓公小白，都是雙名；及至東晉以降，高門世族取用雙名也屢見不鮮，如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操之、王獻之、王凝之……

那么，為何漢晉之際多見單名，而東晉以降，雙名卻開始變多了呢？

上圖_ 晉文公（前671年或前697年－前628年），姬姓，名重耳

一、社會上層趨向于單名化

現存于河南省偃師商城博物館的東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中，錄有24個人名，其中單名與雙名者各占一半。須知，該“石券”出土于河南偃師縣緱氏鎮，東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距離都城洛陽也不遠。由此可見，在東漢政治中心的輻射范圍內，普通民眾在單雙名的選擇上并未受到多大影響。

這似乎與我們的認知大有不同。正如開頭提到的，觀漢晉時期的著名人物，的確是單名居多。只能說，這兩種現象其實并不矛盾。因為傳于后世之名，多見于史書或石刻碑文；問題是，能夠青史留名或立碑留名的人，幾乎都是官員、士大夫以及王公貴族之家。

再結合下圖，便不難得出結論：兩漢時期，社會上層的單名化趨勢，一直在不斷加強；及至漢末魏晉時代，蔚為大觀；而在東晉南朝以后，雙名化的傾向也開始流行起來了。

上圖_ 漢晉之際單雙名對比

二、避諱制度下的單名化傾向

顯然，這與皇帝的“帶頭作用”離不開關系。兩漢23位帝王，皆為單名；而有意思的是，其中三位皇帝原本為雙名，后才改為單名，他們分別是漢昭帝劉弗（劉弗陵）、漢宣帝劉詢（劉病已）與漢平帝劉衎（劉箕子）。此三者，既已貴為天子，又為何不嫌麻煩地把名字改為單名呢？

因為在避諱制度下，皇帝若不改單名，將會有更大、更多的麻煩。

早在遠古時期，人們就非常重視名字，認為它與自己的安全、健康、命運息息相關；這便導致名字不可輕易示人，更不能隨便讓人使用。因此，人們為了表達自己對尊長或君主的敬畏，往往會對他們的名字加以避諱，久而久之，避諱制度便出現了。

上圖_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 連環畫

民間有個很出名的諺語，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說的是田登擔任郡守后，命地方百姓避其名諱，于是便改“燈”為“火”，結果鬧出了“上元節放火三天”的笑話。可見，避諱制度對中國的影響有多深遠。

中國的避諱制度大約起源于周，成于秦漢年間，興于唐宋之際，及至明清時期變得更加嚴格；直到民國成立后，它才被廢除。秦漢時期，避諱制度趨于成熟，為避諱皇帝之名，與之相關的地名、人名、書名等，統統要被替換掉。如漢光武帝名劉秀，秀才便被改為茂才；又因為漢明帝名劉莊，所以《莊子》一度“改頭換面”成了《嚴子》。

據《禮記·曲禮上》記載：“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由此觀之，先秦時期的避諱較為寬松，人們非但不用避諱同音字，在遇到雙名時，也只要注意兩個字不連用就行了。看來，這就是先秦時期雙名常見的一個主要原因。

上圖_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

然秦漢以降，封建制度確立，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統治階級對避諱制度的要求更甚于從前。彼時，非但每個字需要避諱，就連同音字也要避諱。

如秦始皇名嬴政，“政月”避諱為“正月”，且“正”字要讀平聲；又如漢武帝名劉徹，結果“徹”與“轍”二字都要避諱，“車轍”就成了“車通”。這么做有個很明顯的弊端：它很容易造成地名、書名、人名的混亂。

是以，為盡量減少因避諱制度帶來的麻煩，皇帝不僅多以單名為主，還經常使用生僻字，畢竟，“難言而易諱”。正如后世的大明王朝，皇族朱家還造出了一張“元素周期表”出來。

有皇帝的親身示范，其他王公貴族見狀，也紛紛學著取了單名。當然，一些皇族、外戚的名字有時也須避諱，則是促使社會上層傾向于單名化的又一主要原因。如漢高后呂雉，為避諱其名，人們便將“雉”喚做“野雞”；又如孝元皇后之父王禁，讓“禁中”一度被改為“省中”。

上圖_ 呂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

三、王莽改制的進一步推動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王莽掌權時，曾推動“去二名化”。據《漢書·匈奴傳下》記載：“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此事亦見于其本傳。

不過，有人曾表示反對。如宋人邵博所言：“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在他看來，王莽篡權已為士族不恥，故而其政令應該很難在貴族士大夫階層中推行下去。

誠然，漢平帝劉衎改單名，或許是礙于王莽“淫威”；但在此之前，還曾有昭帝、宣帝兩人“去二名”。這便意味著：“去二名”由來已久，而王莽此舉也不過是順水推舟。那么，一個本就被社會上層承認并習慣的規矩，總不能因為王莽在后面推了一把，其他人就要避之如蛇蝎吧。

是以王莽的“去二名化”雖然并非是單名化傾向形成的主要原因，但的確對這種現象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既然如此，為何到了東晉南朝以后，社會上層又出現了很多雙名呢？

上圖_ 王莽(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

四、東晉南朝以來的雙名化趨勢

東晉后期，高門世族之間開始流行一種新興的取名方式：在單名的基礎上，加上一個無實際意義的虛字，如“之”、“道”、“僧”、“靈”等。

陳垣在《史諱舉例》中說：“晉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嗣子靜之。祖孫父子，皆以‘之’為名，不以為嫌也。（南朝）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詳、僧絳、僧虔，從孫僧祐，叔侄皆以‘僧’為名，不以為嫌也。”

上圖_ 東晉的文人雅士

這種奇特的“雙名”，反映了世族門閥在信仰、思潮上的某種傾向。以瑯琊王氏為例，作為時代“弄潮兒”，王氏在各種思潮的碰撞下，不僅發揚了玄學，也曾接受過佛學思想，如頗負盛名的竺法深與道敬法師，皆出身于瑯琊王氏。因此觀之，王氏中大量出現“之”或“僧”的例子，便不難理解了。

當然，也有些字具有實際意義，這顯然是家族對于族中子弟的一些要求或祝福，比如宋武帝劉裕的子侄輩，皆是“義”+名的形式，其中較為出名的有宋文帝劉義隆和《世說新語》的作者劉義慶。

上圖_ 《世說新語》是南朝宋時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說集

除此之外，晉宋之際的雙名化趨勢，還有可能是受到了胡風影響。須知，在此之前，大批胡人進入中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胡之間的文化交融。而衣冠士族雖然被迫南渡，但不可否認的是，仍有不少受到胡風影響的僑姓來到了南方。

正如沈德符所說：“至魏晉后，漸不復然，至五胡盜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看來，少數民族中的雙名現象（如拓跋力微、沮渠男成等），的確對東晉南朝的雙名化趨勢造成了不小影響。

參考資料：

〔1〕《漢書》《禮記》

〔2〕黃清敏 《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

〔3〕魏斌 《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其意義》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秦漢史、唐宋史、明清史等，點下方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