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科協出品的紀錄片《大國脊梁》日前受到廣泛關注。紀錄片以科學家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為歷史線索，講述近代以來，矢志報國的中國科學家砥礪奮斗的故事，用一個個科學家的事跡，串聯起中國科技事業的輝煌歷史。

在這萬家團圓的新春佳節，不妨與家人一同分享閱覽，感受科學家們的家國情懷與奮斗精神，在新的一年汲取力量，逐夢前行。

大年初三，讓我們一同走進《大國脊梁》第三集《基石》。1956年，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在“十二年科學規劃”的指引下，廣大科學家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科學家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舍小家、為大家，“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第3集 基 石

初夏的北京

陽光燦爛

中南海懷仁堂前

歡聲笑語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帶笑容，走上草坪。

參加接見并合影的是中國最頂尖的科學家代表。

幾個月前，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位科學家云集北京，為新中國的科學發展描繪藍圖。

毛澤東主席曾說，中國人民應該有個遠大的規劃。他有一個非常大的愿望、目標：要把中國迅速地發展起來，趕上美國。

1956年1月，中國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

經過長達半年的反復論證

1956年8月

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

完成制訂

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中

12項被列為保證優先發展的重點任務

其中第一項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兩棟紅磚小樓和一棟四層的灰樓，代號“九所”。

中國核武器研究從這里開啟了艱難跋涉的旅程。

“九所”集結了一連串閃亮的名字：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陳能寬、鄧稼先……

在哪里上班，也許不能完全保密，但是在所里做什么工作，大家決不會往外講。遵循保密條例，不該問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要說。不僅對父母保密，對妻子和子女也同樣保密。

進入“九所”之前，鄧稼先特意和妻子領上兩個孩子到照相館，留下了這張全家福。鄧稼先知道，往后這樣的機會不多了，照顧家庭的重擔將全部落在妻子的身上。

在少年朱明遠的記憶里，父親朱光亞的行蹤是飄忽不定的。剛回家沒住上兩天，就又匆匆出遠門了。很長時間，朱明遠都想不明白，父親是堂堂的留美博士，怎么會到青海的一個機械廠去當副廠長？更奇怪的是，父親怎么會叫“朱冬生”？

1984年，核物理學家朱光亞在國防科工委辦公室伏案工作。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54歲的王淦昌也突然“消失”了，他的名字變成了“王京”，只給家人留下一個信箱代號。此后17年間，國內外學術期刊里，再也沒有出現過“王淦昌”三個字。

郭永懷時任力學所副所長，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所以他是兩邊跑。郭永懷的學生說，郭永懷過一段時間就出差了，過一段時間又消失了，但是他去哪里做什么，學生們全然不知。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中斷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有關技術資料，中蘇關系交惡。

蘭州郊外，黃河岸邊的山坳中，偌大的廠房里，擺放著數千臺機器設備。中國第一座濃縮鈾廠尚未建成，就陷入了無法運作的境地。

沒有濃縮鈾，何談造出原子彈！

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憂心忡忡。誰能擔起制造濃縮鈾的重任呢？

錢三強向石油學院師生講演原子能和平利用。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王承書是與張文裕一起從美國回來的科學家。她曾與美國一位知名分子物理學家一起工作，在美國比較有名。

王承書和她導師聯合創造了一個公式，叫“王承書-烏倫貝克方程”，錢三強很欣賞她。

要在最短的時間里，讓這些設備順利運轉起來，王承書感受到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責任。

此前，王承書的學習和研究跟濃縮鈾技術都毫不相關，她對這項尖端技術幾乎一無所知。

“年近半百，轉行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誰干都不容易，既然都是從頭做起，我為什么不可以？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

所有的資料只有蘇聯專家留下的四本筆記。

好多問題解決不了，好多理論僅限于這個范圍不行，部里就組織了一個培訓班，由王承書來講課。王承書要給別人講必須先自己學，她就邊學邊講。

王承書拿了這些筆記后重新分析，構成了自己的東西，然后再跟他們討論，所以她基本上解決了整個理論。

解決了理論問題，但要生產出高品質的濃縮鈾，還必須面對海量的計算。

開始計算的時候，我們沒有電子計算機，就用手搖計算機。

所有的結果打在紙條上，算出來一房子全是紙條，王承書要一個一個看，一個一個驗證。一邊敲、一邊看、一邊寫，手都沒勁了。

1964年1月14日

第一批高濃縮鈾成功生產

產品交付的時間比原計劃

提前了整整113天

9個月后

一朵黃褐色蘑菇云在新疆羅布泊騰空而起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一聲巨響震驚了全世界

至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多年以后，人們在王承書的遺物中發現一張發黃的字條：“在無論任何條件下，堅決完成黨交給我的任何任務，在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原子彈的成功爆炸，給核潛艇下海帶來了曙光。

1965年3月，中央批準核潛艇研制工作全面啟動。和“兩彈一星”一樣，核潛艇的研制工作被列為國家最高機密。

1958年6月27日，聶榮臻元帥向中央毛主席打了一個報告。6月29日，毛主席圈閱，正式啟動了中國核潛艇研制的進程。

1958年，聶榮臻在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驗收合格鑒定書上簽字，并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圖片來源：聶榮臻元帥陳列館。

1969年秋，一支800多人的核潛艇的研制隊伍開進了大西南的深山里。

核反應堆陸上模式堆安裝調試工作即將展開。

陸上模式堆主要是在陸地上建造一個試驗性的核潛艇，在陸上模式堆進行試驗、參數等等的測試，成功、成熟后，再把它1:1地挪到核潛艇上。這是經過周恩來總理拍板決定的。

1970年6月，陸上模式堆安裝調試進入了最后關頭，總設計師彭士祿自告奮勇，親自擔任安裝突擊小組組長，他把鋪蓋卷搬到了安裝大廳，24小時不離現場。

到了調試組以后，在分配任務的時候，彭士祿把難度大、風險大的項目，分到他所在的第一組，組內成員問他為什么這么干？

他說，我可以承擔責任。

彭士祿每天跟大家吃、住在現場，拿一個大搪瓷碗一起吃飯、排隊。一直堅持到整個反應堆安全運行開始。

整整一個多月，彭士祿和同事們夜以繼日，沒有離開現場一步，直到最后一個元件安裝入堆。

當彭士祿用熱線電話跟周恩來總理匯報了成績之后，思想上、身體上一下就放松了，扛不住了。當大家都在歡呼的時候，彭士祿已經在旁邊的小會議室里沉沉地睡過去了。

4個月后

1970年12月26日

中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順利下水

中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

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上世紀50年代，因為缺少石油，公共汽車不得不背上笨重的煤氣包，這是北京街頭常見的景象。

1949年，中國的石油總產量不足12萬噸，而美國當年的這個數字是2億噸。西方主流學術觀點認為，中國是貧油國。

缺氣少油，讓亟待騰飛的新中國背上了沉重包袱。

毛主席，周總理都很著急。就找到了李四光，李四光在中南海給毛主席匯報時，堅定不移地說：“應該有。”

1962年李四光和地質力學進修班的學員座談。圖片來源：李四光紀念館。

中國貧油的說法并非完全沒有根據。理論認為，石油是由動植物的有機質沉積轉化而來，世界上大多數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積而成，而中國大陸多是陸相沉積盆地，不具備大油田的生成條件。

1915年到1917年期間，美孚石油公司在陜北地區（陜甘寧地區），共打了7口鉆井，這7口鉆井花費250萬美元，一無所獲。

回去以后，美孚石油公司就到處說中國沒有石油。

“美孚的失敗，并不能證明中國沒有石油可采。”

1928年，李四光發表文章指出，中國西北方出油的希望雖然最大，然而還有許多地方并非沒有希望。

李四光的觀點得到了眾多中國地質工作者的認同。

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謝家榮、潘鐘祥、黃汲清等地質學家就已經開始了漫長的實踐旅程。

他們的足跡遍及陜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天山南北，先后發現了新疆獨山子油田和甘肅玉門老君廟油田。而這兩處油田，正處在被認為不可能產油的陸相盆地中。

1943年，黃汲青提出了陸相沉積生油和多期多層生儲油論。

黃汲青說陸相地層不僅可以生油，而且也形成有工業價值的油氣田。這個結論打破了海相生油論，在石油地質理論上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理論上有了突破，還需要實踐來證明。

1955年1月20日，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后，五支石油普查大隊奔赴新疆、柴達木、鄂爾多斯、四川、華北等地，新中國首次大規模石油普查工作全面鋪開。

解放前我們的地質力量就二百多人，到1955年人多了點，但也沒有多多少，地質力量是不夠的。當時，組織了五個普查隊，把松遼給漏了。黃汲清總覺得松遼那么重要，不開展他不甘心。

會議一結束，黃汲清立即找到普查委員會的技術員蘇云山，請他馬上查閱資料，起草一份松遼平原石油地質勘探任務書。

1955年8月，踏勘組開進了廣袤的松遼平原。

1958年7月，黑龍江省肇州縣大同鎮，松基3號鉆井打出油砂。

一年后，1959年9月26日，一條黑色油龍從1380多米的地下噴涌而出。

在國慶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石油工業部決定將這個即將改變中國石油工業落后面貌的大油田命名為“大慶油田”。

1958年6月的一天

中科院生化所的一間會議室里氣氛熱烈

9位高級研究人員

正在為剛成立不到半年的研究所

探討新的課題

“合成一個蛋白質！”一個聲音讓七嘴八舌的喧鬧一下子沉寂下來。

當時《Nature》上曾經有一篇文章，認為真正合成一個蛋白質，其實還是很遙遠的事。但是中國的王應睞等幾位科學家商量之后，認為有可能做成。

王應睞。圖片來源：中科院直屬機關黨委。

1955年，英國生化學家桑格完成了牛胰島素的一級結構測定，并且公布了牛胰島素的氨基酸排列順序。這一成果，為人工合成蛋白質提供了前提。

1958年底，“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項目正式確立。第二年，被列入國家科研計劃，代號“601”。

在上個世紀50年代，通過體外把一個一個氨基酸合成上去，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在科學上極具挑戰性。

胰島素由兩條氨基酸組成的肽鏈組成，稱為A鏈和B鏈，中間由二硫鍵相連。

中國科學家的目標是，分別合成人工A鏈和B鏈，再將這兩條肽鏈進行連接，得到與天然牛胰島素相同的結晶體。

但試驗必須先從天然牛胰島素開始做起。

1959年1月，鄒承魯領導的拆合小組充當起探路者的角色。

我們的科學家利用天然的胰島素先做拆分，拆分了以后再在人工條件下進行重組，看它有沒有功能。

這是一項前人從未成功的試驗。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為，胰島素的兩條肽鏈一旦被拆開，就不可能讓它重新恢復生物活性。

很快，杜雨蒼就體會到，困難的程度超乎想象，短短幾個月，試驗就失敗了600多次。

“失敗了600多次，實在找不出名堂出來了，干脆一點也不加，就是給它最慢的氧化，放在冰箱里，讓它去，這個成功了。”杜雨蒼說。

來之不易的突破讓整個團隊大喜過望，人工合成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合成牛胰島素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多個學科。

因此，生化所邀請北京大學共同承擔這項重任。

A鏈小組由上海有機所所長汪猷掛帥，北京大學的5位骨干教師移師上海，B鏈小組則由生化所鈕經義領銜。

探索的歷程長達7年。

1965年9月17日清晨，中科院生化所一間狹小的實驗室外，里三層外三層擠滿了人。

實驗室里，杜雨蒼小心翼翼地拉開了冰箱門。

取出試管的那一刻，他一眼就看見了試管壁上亮晶晶的一層結晶體。

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全合成蛋白質，是人類在揭示生命本質的征途上實現的里程碑式飛躍。

中國人第一次占領了世界科學的制高點。

1955年初，由于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需要，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

1956年起，交通大學1400多名教職工，近3000名學生，響應黨的號召，義無反顧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車。

此后四年，總共15000多名師生扎根祖國的大西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奮斗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擔當

殷殷報國志，拳拳赤子心

正因為有了他們的付出

新生的共和國才不再遭受訛詐和欺凌

正是他們

書寫下新中國科技事業

濃墨重彩的絢爛篇章

來源：中國科協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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