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中旬開始，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逐漸緩解。南京城籠罩在大屠殺造成的陰影中，每一個親歷者仍然心有余悸。

南京大屠殺后，南京社會環境是怎樣的？幸存下來的南京市民又是如何生活的？

01

日軍暴行導致社會環境持續惡化

為“重建”南京社會秩序，日軍當局先后扶植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和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推行嚴酷的社會控制和經濟統制政策。

1938年1月，為“慶祝”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成立，市民被迫舉著日本旗游行

日偽當局通過日軍特務機關、警察、保甲制度等，采取發放“安居證”、“通行證”、“市民證”等形式，在南京城鄉建立嚴密的社會控制系統，嚴密監控市民。

1938年3月，難民等待領取安民證

從1939年開始，日軍當局完全壟斷南京生活必需品的供給，還強制推行日本軍票和日元，美元的流通、兌換和使用受到限制，即使一美元甚至更小面值的貨幣也難以獲得。

城市環境持續惡化。1938年11月，南京城仍是一片廢墟。金陵大學附屬醫院院長丹尼爾斯和夫人海倫在南京大屠殺后返回南京，海倫寫道：

“珠江路到小河西邊的街角全部被毀”，從標準石油公司一直到首都劇院，“所有的建筑都被毀壞”。

02

生計無著、物價飛漲

出于安全考慮，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附近不少居民直到1938年11月仍然堅持白天到自己的小菜園干活，晚上回到難民區居住。

1938年2月，市民在廢墟中撿拾家具等物品

在南京的外國人也遭到日本士兵的毆打或威脅。1938年6月15日，金陵大學美籍教授湯姆森在街上被日本哨兵攔下，無故被打耳光。

1938年10月，大部分市民依靠國際救濟委員會和市政府的救濟。直到1940年，南京街頭仍然到處是饑寒交迫的面孔。

從安全區返回的難民站在已成廢墟的家門前

南京大屠殺后，各業蕭條，就業率極低，市民生活極度貧困。1939年6月，教會統計：

“南京城市人均月收入是3.96美元，工薪人員平均日工資是49美分，一個家庭平均4.2個人，其月平均收入為14美元。”

1939年11月，南京市民的收入仍然達不到淪陷前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日軍全面壟斷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價格，緊缺物資的價格一路飛漲。

03

許多市民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

日軍暴行使南京民眾長期處于恐懼之下，“創傷后應激障礙”成為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常態。

南京城經歷戰爭和日軍破壞后的景象

海倫寫道：

市民在遭遇日軍盤查時，“大家臉上都蒙上了一層憂郁”，在火車站慘遭毒打時，他們“踉蹌著跌倒在水泥地上，自然是一言不發，也不還手，其面部表情令人同情”。

部分飽受心靈創傷的人有感于西方傳教士的無私救助，開始接觸甚至信奉基督教，試圖通過宗教來撫慰心靈創傷。

也有部分市民受日偽當局蠱惑，為麻痹精神、緩解心理創傷而沉溺于毒品，進而引發搶劫、偷盜等社會問題，犯罪率急劇攀升。

04

在困境中求生存

南京大屠殺后，南京市民在絕望中掙扎，堅韌不屈地生存下去。海倫在信中寫道：

“聽著墻外池塘邊洗衣的‘梆梆’聲、竹枝洗刷馬桶的刮擦聲、小販的叫賣聲，以及夾雜著的鵝叫、鳥鳴、飛機的轟鳴聲”，以為又回到戰前南京快速發展、人們生活充滿希望的年代。

魏特琳在1939年1月2日的日記中由衷地贊嘆：

“到處可以看到可憐的人們試圖開始新的生活：在被搶劫一空并被焚燒的舊商店的廢墟上建起了較小的店鋪，有些非常小；在大街上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們，不屈的農民又像過去那樣吆喝叫賣著自己的產品了。”

1938年3月，南京城南的難民重建房屋

1938年3月，春耕的農民

南京市民以頑強的生命力在困境中求生存，在絕望中求希望。

·史料來源：《后大屠殺時期南京市民的生活》張慧卿，原文刊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8年第1期

·編 輯： 潘琳娜

·審 校：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