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催生了凱末爾這樣力挽狂瀾的民族英雄，也讓廣大土耳其民眾認識到，政教合一救不了土耳其，所以當凱末爾革命取得勝利，土耳其迅速開啟了世俗化進程。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世俗化的兩大標志，首先是政教分離，其次是世俗化立法，從而徹底將宗教勢力趕出統治階層，這也意味著世俗化從來都是一件難于登天的事。

然而，由于位高權重的凱末爾強力推動，土耳其的世俗化迅速且猛烈，不僅將教士階層趕下神壇，更將其幾乎物理消滅，為土耳其的世俗化掃清了力量。不僅如此，凱末爾在臨終時還囑咐后人，軍方要成為世俗化的堅定捍衛者，從而確保了世俗化不會半途而廢。

相比之下，伊朗的世俗化就顯得困難重重。

從公元652年被阿拉伯帝國征服并逐漸皈依伊斯蘭教，伊朗就成為伊斯蘭教的忠實擁躉。

由于不愿意拜倒在奧斯曼帝國的鐵蹄下，原本屬于遜尼派世界的伊朗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什葉派穆斯林國家。然后什葉派教士成為特權階層，完全控制了教育和司法，奠定了宗教集團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穩固地位。

比如20世紀初伊朗爆發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后，議會通過的憲法依舊規定伊斯蘭是國教，于是伊朗成為三權分立和政教合并駕齊驅的魔幻君主立憲制體制。

從15世紀開始，伊朗和奧斯曼帝國一樣，都先后遭受了英國等西歐國家以及沙俄的野蠻入侵，國土大大縮水。

然而，除失去南高加索周邊，伊朗的國土并未大面積損失，伊朗高原的存在，使伊朗的版圖始終相對完整。相比于奧斯曼帝國疆域被啃噬得支離破碎的尷尬局面，伊朗即便同樣因沙俄和英國的南北夾擊而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泥潭，但版圖基本完整，其遭遇足夠幸運。

由于版圖大部分未被啃噬，所以伊朗的教士集團幾乎未受波及，實力依舊強大。

不過，深重的民族危機也最終推動了禮薩·汗的上臺并建立巴列維王朝，巴列維王朝建立后，橫掃各方叛亂，而后以土耳其為師，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世俗化改革，包括沒收教士集團土地，限制其參政人數等。

不得不說，伊朗的世俗化改革，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由于二戰的爆發，伊朗再度遭遇可怕變故。

雖然和土耳其一樣，伊朗無心卷入二戰，但為了防止伊朗倒向納粹德國，蘇聯和英國先下手為強瓜分了伊朗，并推翻了老巴列維的統治，從此伊朗進入小巴列維時代。

雖然是父子間的傳承，但由于戰后蘇聯賴著不走，最后靠美國的原子彈威脅才收復國土，小巴列維最終徹底倒向救命恩人。

對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勞動密集型國家而言，和美國搞好關系能大量吸引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產業轉移和資本投入，但對于農業打底的伊朗而言，與美國越近，就意味著需要獻祭更多的利益和自尊。

不僅如此，巴列維王朝時代的伊朗雖然經濟增速驚人，但靠采油等產業支撐起來的經濟，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紅利的民眾越發不滿。

更要命的是，巴列維又把知識分子得罪了個遍，于是他們和被壓制的教士集團走到一起，不斷反抗巴列維王朝的統治，最終霍梅尼上臺，伊朗世俗化折戟沉沙。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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