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成功與失敗似乎都有一條最基礎的因素，這個就是偷襲。別說是美國，即便是馬保國也扛不住偷襲。不過偷襲并不是一個絕對因素，玩好了是偷襲，玩不好就是活靶子。比如近期的天地大空戰，似乎就是偷襲的反面教材。誰偷襲玩得好似乎也沒有一個準確排名，不過以色列一定能排進這個榜單的前三名。畢竟很多經典傳頌的故事，都有他們的影子。

話題不能扯太遠，還是要回歸主題。

伊拉克核計劃的起點是蘇聯。1968年，蘇聯向伊拉克提供了首座核反應堆——功率約為2兆瓦的IRT-2000反應堆，并在圖韋薩（Al-Tuwaitha）投入運行。通常人們說圖韋薩（或譯作塔瓦伊特哈、塔瓦伊塔）核中心位于沙漠中。也許如此，但從所謂的“沙漠”到巴格達市中心的距離還不到20公里。

1969年10月29日，伊拉克批準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隨后在1972年2月29日，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全面保障監督協議正式生效，根據該協議，伊拉克承諾將其核計劃置于國際核查員的監督之下。

但到了1970年代初，伊拉克的核計劃日益從“和平利用原子能”轉向“軍事用途”，這讓蘇聯極為不滿。伊拉克試圖從蘇聯獲得一座功率更大的反應堆。莫斯科方面雖然沒有完全拒絕巴格達的請求，但提出了極為嚴格的條件：必須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全面監督。這一要求顯然與伊拉克的意圖相悖。既然在莫斯科談不攏，伊拉克便轉而與巴黎達成協議。

1975年秋，伊拉克副總統與法蘭西共和國總理雅克·希拉克簽署協議，由法國向伊拉克提供一座40兆瓦的反應堆“奧西拉克”（伊拉克稱其為“塔穆茲-1”），一座小型研究用反應堆“塔穆茲-2”、一座名為“伊西斯”的研究實驗室，以及72千克濃縮鈾。

希拉克（戴眼鏡者）在1975年參觀法國核中心

法方為該反應堆命名為“Osirak”，是將“OSiris”（奧西里斯，一種核反應堆型號）與“Irak”（伊拉克）兩個詞組合而成的。一些法國小報的諷刺記者則給它起了個綽號“哦，希拉克”（Oh Chirac），暗指時任法國總理的雅克·希拉克在這樁交易中有著個人利益（當時總統是瓦萊里·季斯卡爾·德斯坦）。

伊拉克方面給該反應堆起名“塔穆茲”（Tammuz）——這個詞來源于猶太歷法，是從出埃及事件起算的第四個月，共有29天，在這個月的第17天，猶太人會舉行禁食紀念儀式，紀念耶路撒冷城墻被羅馬人攻破、第二圣殿被毀的日子。在伊拉克，塔穆茲相當于陽歷七月。1958年7月14日（塔穆茲月14日），伊拉克發生革命，“自由軍官”在卡西姆將軍領導下掌權。由此，伊拉克方面為法國反應堆命名“塔穆茲”，具有雙重象征意義：一是對以色列的隱晦警告，二是紀念伊拉克革命（“讓我們徹底摧毀舊世界……”）。

對伊拉克核計劃意圖的懷疑，首先來自薩達姆本人。

1975年9月，在達成核協議后，伊拉克領導人在一次采訪中毫不掩飾地表示：

“盡管我們宣稱這是一個和平用途的反應堆，法伊核協議實際上是制造阿拉伯原子彈的第一步。”

意大利也為伊拉克實現其核計劃提供了幫助。

最密切監視伊拉克核計劃的國家是以色列。眾所周知，這枚“阿拉伯原子彈”的第一目標就是以色列，大家對此心知肚明。

在1970年代后期，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行動以破壞伊拉克核計劃，包括在西方媒體大肆宣傳“阿拉伯原子彈的危險”，以及外交干預，甚至開展了一系列破壞和恐怖活動。

1979年春，功率為40兆瓦的“奧西拉克”（即“塔穆茲-1”）反應堆抵達法國土倫附近的拉塞訥港。

原計劃是將其裝船運往伊拉克巴士拉港。然而在4月7日夜間，港口倉庫中發生爆炸，反應堆被徹底摧毀，已不具備使用可能。

這次爆炸行動并非孤立事件。1980年夏，三名伊拉克核科學家在巴黎被不明身份者暗殺。同年8月，羅馬發生連環爆炸：炸彈分別引爆于意大利“SNIA Techint”公司經理的住宅和該公司的總部大樓，該公司正與伊拉克合作開發核技術。此外，一些參與伊拉克核計劃的歐洲核專家收到了恐嚇信件。

這些暗殺和破壞活動都由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策劃，后來已被證實。但在當時，1980年，這些事件的“官方責任方”是一個此前從未聽聞的組織：“伊革命保衛組織”。

然而，法國人以“榮譽工程”的態度迅速制造出了第二座“奧西拉克”反應堆，成為希拉克的一項政治要務。該反應堆于1980年成功運抵伊拉克。同年夏，第一批12公斤的法國濃縮鈾也運到了伊拉克。

以色列之前的努力并未奏效。

反應堆安全到達圖韋薩（Tawaitha）。西方輿論并未視“阿拉伯原子彈”為嚴重威脅；而美國則不愿向意大利和法國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對伊拉克的核合作。

于是，以色列政府在1980年下半年召開了兩次緊急會議，唯一議題是：如何摧毀“奧西拉克”/“塔穆茲”反應堆。最終在10月28日的第二次會議上，以色列內閣決定動用空軍對反應堆實施打擊，因為其他手段已證明無效。

反應堆配套工程始建于1976年，而從1977年起，以色列軍方已開始制定軍事應對方案。總體上只有兩個選擇：

1. 空降特種部隊進行破壞行動；
2. 出動戰機空襲。

組織地面突襲的想法起源于1976年以色列在烏干達恩德培成功解救人質的經典行動。將“恩德培模式”套用到伊拉克的現實中，很快就顯示出失敗的可能性遠高于成功。因此，突襲核中心的計劃在早期就被放棄了。

此時不妨回憶一下1980年4月美國在伊朗實施的“鷹爪行動”，試圖解救被扣押在德黑蘭美國使館的人質。這場行動以徹底失敗告終，甚至可以說是恥辱性的敗筆。

從組織方式、動員力量和實施手段上看，“鷹爪行動”與以色列原計劃中的伊拉克突襲非常相似。結論也一樣：太復雜，變數太多，不可控因素太多。相比之下，使用空軍實施突擊是一種更加可控、風險更小的方案，因此最終被采納為唯一的軍事手段。

“鷹爪行動”……

1977年，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首次向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茨曼和空軍總司令大衛·伊夫里詢問是否有可能對伊拉克的反應堆實施空襲。魏茨曼和伊夫里都是飛行員，他們對以色列空軍人員是否具備執行此類任務的能力毫不懷疑，但對飛機裝備是否勝任則有所保留。從理論上講，“鬼怪”（F-4）戰斗機攜帶作戰負載可以往返伊拉克。但為了獲得更準確的數據，伊夫里安排了一系列飛行試驗，測試F-4在實戰載荷下的真實作戰半徑。執行試飛任務的是201中隊指揮官亞夫拉姆·巴爾貝爾。試飛結果表明——任務有可能完成，但也可能無法安全返航。為了確保任務的成功，空中加油成為必要條件，而這也意味著整場行動的風險進一步上升。

圖：201中隊的F-4E“鬼怪”戰斗機，拍攝于70年代初

到70年代末，以色列空軍尚未裝備任何一型可在不加油的情況下往返巴格達周邊的飛機。

還有一個“準軍事”選項：破壞行動。1981年1月，英國《每日郵報》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稱，有一起破壞企圖未遂：伊拉克情報部門在反應堆設施內發現并拆除了兩枚重達十磅（約4.5公斤）的爆炸裝置。9公斤炸藥對于一個核反應堆來說威脅并不致命。無論如何，這次破壞未能奏效。以色列最后的希望，只剩下了貝京的“鷹隼們”。

確實是貝京的鷹隼。在以色列高層中，對是否應當以軍事手段摧毀伊拉克核反應堆的意見并不統一。主張動武的最堅定支持者正是總理貝京。他得到了幾位重要人物的支持，包括著名將軍阿里埃勒·沙龍、總參謀長拉斐爾·艾坦、空軍司令大衛·伊夫里。而主要反對者是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茨曼。支持和反對行動的理由都很有分量，詳盡探討可寫成一本書，但我們可以簡要概括如下。

對于貝京來說，摧毀反應堆成了他的一種**“執念”**。貝京出生在白俄羅斯的布列斯特，1941年他所有的親屬都在大屠殺中喪生。因此他將“阿拉伯原子彈”視為第二次大屠殺（Holocaust v. 2.0）的工具——這是他堅定動武的首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動因。1981年6月30日，以色列即將舉行議會（克奈塞特）選舉。表面上看，是貝京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和希蒙·佩雷斯領導的“馬阿拉赫”黨的競爭，實質上，是貝京與佩雷斯之間的對決。當時預測“馬阿拉赫”黨將贏得勝利。如果此時能成功進行一次軍事行動——摧毀核反應堆、狠狠打擊敘利亞或是打擊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武裝——都將有助于提升貝京的民意支持率。必須在6月30日之前完成這類行動，最好提前一個月或兩個月。

其實，本可在1980年于貝卡谷地爆發的戰斗最終被推遲一年，因為貝京更傾向于先摧毀伊拉克的核反應堆，而不是先摧毀敘利亞的防空系統。這種選擇很可能是出于風險評估的考量：相比之下，貝京認為打擊反應堆的風險更低，當然他的“執念”也是決定性因素之一。

死對頭：梅納赫姆·貝京（左）與西蒙·佩雷斯。

伊夫里之所以支持貝京，是為了維護空軍在以色列國防軍中的特權地位；而埃坦則是為了保障整個以色列國防軍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相比之下，埃澤爾·魏茨曼對這次行動的態度則更難解釋——他是以色列第一代軍事飛行員之一，曾在1958年至1966年擔任空軍司令。據希伯來語資料記載，魏茨曼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伙計們，如果我們每次都因為某個核反應堆而去轟炸，我們在中東是活不下去的。我們活下來的方式，是通過像與埃及那樣的和平協議。”

1980年春，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茨曼主動請辭。新任國防部長由貝京兼任。從此，國防部長的意見再也不會與總理相左——盡管這也不代表政府內部實現了統一思想。例如摩薩德與軍事情報局的領導層依舊是軍事打擊計劃的堅定反對者。1980年10月28日的會議上，對是否進行打擊進行了表決，最終以10票對6票通過，決定實施行動。

1980年10月，這次空襲行動獲得了代號“歌劇行動”（Operation Opera）的稱呼，如今已廣為人知。盡管當時也曾使用過其它代號，如“巴比倫”、“斯芬克斯”和“哈塔赫·摩歇姆”。盡管正式決定是在1980年10月作出，但實際上相關準備工作早已悄悄展開。在決定后，作戰計劃迅速全面提速，且始終在極端保密的狀態下進行。即便在計劃高峰期，知情者人數也未超過100人，且大多數技術人員都是“盲干”——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參與的任務是為了什么。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被認為是以色列空軍的“黃金時代”。訓練飛行員、采購與升級裝備上的投入毫不吝嗇——用字面意義來說，當時空軍在以色列國防預算中的占比高達50%。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歷史時期的空軍，在相對投入上都難以企及。錢當然重要，但錢本身不會飛，也不會戰斗。

以色列空軍的飛行員訓練過程完全貼近實戰，即便這意味著極高的事故率。據稱在1970年代，平均每12周，就有一名以色列飛行員在訓練中喪生。

當時美國正推行一系列飛行訓練上的創新方式，如“紅旗”演習、“侵略者中隊”和“壯志凌云”計劃，令北約盟國驚嘆不已。但在內利斯（Nellis）和米拉馬爾（Miramar）空軍基地受訓的以色列飛行員，對這些“創新”反應平平。他們對美軍戰術教官的實戰能力評估是——還行，達到我們普通作戰單位的平均水平。

以色列對作戰計劃的重視程度，絲毫不亞于對飛行員個人與團隊的訓練。在對1973年贖罪日戰爭的戰后總結中，空軍的表現尤其是在對阿拉伯防空力量的打擊方面，被認為有很多問題。到70年代末，以色列空軍已經能夠成熟地規劃跨兵種的聯合作戰行動，這一點在1981年與1982年得到了輝煌的體現。美國直到80年代末才在聯合作戰的空地計劃上追趕上以色列。比如對比以色列1982年在貝卡谷地摧毀敘利亞防空體系的行動（那不是單純的空戰，而是一場空地協同作戰）與美軍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的行動就能看出差距——前者成了經典范例，后者則常被譏諷為“馬戲團表演”。

1980年，以色列空軍終于得到了實施攻擊反應堆的關鍵工具：美國提供的F-16戰斗機。

不過以色列空軍高層并不喜歡F-16。他們的“真愛”是F-15戰斗機，但由于預算所限，只能為第133中隊配備一批F-15。在1976–1977年間，以色列獲得了25架F-15A/B。而在1980年7月2日，首批四架F-16A/B降落在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這批飛機是從美國訂購的75架F-16的一部分，具體如下：

• 兩架 F-16A Block 5：編號78-0310（機號105）與 78-0311（機號107）
• 兩架 F-16B Block 5：編號78-0359（機號008）與 78-0361（機號015）

第一架F-15在以色列著陸的場面。這些飛機由美國飛行員從美國飛渡過來，機身上繪有美國空軍的識別標志。

第一架在以色列著陸的F-16是序列號78-0311（編號107）——這幾乎是以色列空軍史上最著名的戰斗機。這張照片拍攝于1980年7月2日。

第一支接收F-16 Block 5的部隊是第117中隊。隨后是第110中隊，其裝備的是F-16 Block 10型。到1981年夏初，以色列空軍已擁有53架F-16A/B Block 5和Block 10型戰機。

20世紀80年代初，第110中隊。

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的指揮官是上校伊夫塔赫·斯佩克托，117中隊由中校澤埃夫·拉茲指揮，110中隊由中校阿米爾·納胡米指揮。他們自一開始就參與了“歌劇行動”。空軍司令伊夫里任命中校拉茲為打擊編隊的指揮官，斯佩克托本人并未計劃參與突襲。

澤埃夫·拉茲——一個經歷極為非凡的人。他曾駕駛“天鷹”（A-4 Skyhawk）、“鬼怪”（F-4 Phantom）和F-16戰斗機作戰，個人空戰戰績為3.5架（含共同擊落）。1981年4月28日，他與中尉貝爾科維奇一同擊落了一架敘利亞的米-8直升機——這是歷史上首次使用F-16戰斗機獲得的空戰勝利。澤埃夫·拉茲接受的采訪比“歌劇行動”其他所有參與者加起來還多，因此在相關資料中經常引用他的回憶。當然，這也帶來一個問題（暗指其回憶的主觀性或不完全可靠）。

第一批在美國完成F-16換裝訓練的以色列空軍飛行員，從左到右依次為：沙皮爾、卡茨、拉茲、亞菲。拍攝地點為希爾空軍基地，1980年。

澤埃夫·拉茲，2020年代初。

蘇聯英雄伊萬·葉夫格拉福維奇·費多羅夫——一位并非無名的戰斗機飛行員和杰出的試飛員——如今已經逐漸被人遺忘。在90年代，幾乎每個月都會在《共青團真理報》之類的報紙上刊出他的采訪，他要么在講自己如何在西班牙痛擊德國人，要么如何在朝鮮擊落美國人，或者關于他擊落的第134架敵機，當然還會提到戈林親手頒發的“騎士鐵十字勛章”。這位蘇聯空軍的“吹牛男爵”確實參過戰（有11架個人擊落戰績），獲得“蘇聯英雄”稱號則是因其在新型飛機測試中的貢獻。只是伊萬·費多羅維奇是個出了名的“惡作劇大師”。一個沒有想象力的人生太無聊了。

就“整活”程度與質量而言，拉茲離費多羅夫還有段距離，就如以色列國土面積與俄羅斯之差距，但這兩位杰出飛行員之間確實存在某種相似之處。

澤埃夫·拉茲寫了一本紀實文學作品《來自月球的歸來》，講述了他的人生，其中也包括了對轟炸反應堆的描述。在書中，他用虛構角色代替了兩名真實飛行員，其中一人很可能是因為他個人不喜歡那人。而另一個人……拉茲支持一個當時頗具爭議的觀念：戰斗機座艙中應允許女性存在（不是地勤，而是飛行員）。書中描寫了一位叫莉迪亞·阿尼列維奇的女飛行員，她是華沙隔都起義領袖之一莫爾德海·阿尼列維奇的女兒。她的名字據說是為了紀念“傳奇的蘇聯女飛行員莉迪亞·利特維亞克”（這是希伯來語名字的意譯）。真實的莉迪亞·利特維亞克于1943年戰死，而虛構的莉迪亞·阿尼列維奇則在1982年被擊落于黎巴嫩。

在這位莉迪亞·阿尼列維奇中隊長的傳記式描寫中，顯然存在對以色列空軍的一種“惡搞”或“整活”意味。

《來自月球的歸來》書封

年事已高之際，澤埃夫·拉茲重新審視了自己對“歌劇行動”的看法，也重新思考了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問題。這位阿以戰爭的老兵在2010年代至2020年代期間，多次前往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區會面交流——盡管他也并不排除有人為他的人頭懸賞重金的可能性。在人生晚年，拉茲展現出的勇氣絲毫不亞于他當年在轟炸核反應堆或黎巴嫩空戰中的表現。順便一提：2023年2月初，拉茲實際上呼吁軍隊發動軍事政變，因此這位老兵被短暫拘留了一段時間。

以色列至巴格達的最短飛行距離約為800至850公里。若從海法起飛，就必須飛越敘利亞——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如果從特拉維夫郊區某機場起飛，雖然能省下些距離，但這樣一來就要穿越約旦領空，而約旦當時不僅擁有較為完善的防空系統，其國王侯賽因還是伊拉克領導人的私人好友——雖然不一定會被擊落，但提前預警的可能性極高。因此，在“目標點B”不變的前提下，起飛點“A”被迫不斷向南推移，最終定在了埃齊翁空軍基地。

埃齊翁基地位于西奈半島，這是1967年以色列從埃及手中奪取的占領區，但距離以色列本土的埃拉特僅20公里。該基地于1972年投入使用，部署了兩支中隊，一支裝備“幻影 III”戰斗機，另一支則是A-4“天鷹”攻擊機。根據1979年以色列與埃及簽署的和平協議，以色列需從西奈半島撤軍，而由于“歌劇行動”的緣故，埃齊翁基地的撤離被推遲了數月。多年之后，埃齊翁空軍基地被改建為埃及塔巴國際機場。

埃齊翁空軍基地，1979年

巴格達及其周邊地區正處于F-16戰斗機飛行距離的極限位置——而據美國人的評估，則是超出其作戰半徑的。F-16A在測試中所展示的最長飛行時間為2小時55分鐘——那是在掛載三個副油箱（PTB）、不帶武器、并在最理想的高度和速度條件下飛行所得出的數據。而從埃齊翁空軍基地飛往反應堆再返回的理論飛行時間為3小時，然而炸彈所帶來的正面阻力增加了耗油量。

戰斗機的作戰半徑極大程度上依賴于其有效載荷。F-16外部掛載的配置在最初并不明確。唯一確定的，是在機翼端部掛載兩枚“響尾蛇”（AIM-9 Sidewinder）空對空導彈，以及在機腹下方掛一個副油箱。“響尾蛇”導彈用于自衛，以防遭遇伊拉克空軍戰斗機——因為預計這樣的遭遇可能在所難免。機腹副油箱自然是為了提升航程。此外，還可以在機翼下再掛兩個副油箱。

按照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1980年的技術文檔，F-16理論上允許在機翼下同時掛載副油箱和炸彈，但有一點：在炸彈未投放之前禁止投棄副油箱，因為尚未進行過副油箱在掛載炸彈狀態下安全分離的測試。換句話說，一旦油箱里的燃料耗盡，在炸彈未投放前，這些空油箱也不能丟棄——繼續攜帶它們飛行完全抵消了增加油量帶來的航程優勢。

以色列方面也從未對F-16在掛載炸彈的情況下投棄副油箱進行過測試，但他們最終決定冒這個風險——因為別無選擇。

對攻擊武器的選擇是整個作戰籌備過程中最耗時且最困難的一項決策——是用“智能”武器，還是“老式”炸彈？所謂智能武器，是指如AGM-65“小牛”（Maverick）這樣的空對地導彈，可在進入敵人小口徑防空火力射程之外就進行打擊，伊拉克的核反應堆當時就受到這種防空火力的掩護。在考慮由F-4“鬼怪”戰機（Phantom）執行對核反應堆的打擊任務時，AGM-65“小牛”曾被設想作為主戰武器。

“小牛”導彈的例行維護工作。以色列，1970年代。

導彈上裝飾著一條有趣的銘文——表明它是另一個國家空軍的財產。

使用“小牛”導彈攻擊反應堆的命中概率高于使用“愚蠢”炸彈（即自由落體炸彈）。但所謂“命中”并不等于“摧毀”。AGM-65導彈在其最重型號中，戰斗部的重量為140公斤。而反應堆由一個堅固的混凝土“石棺”保護著。“小牛”的戰斗部不能保證摧毀該混凝土結構及其內部的反應堆。能夠提供這種摧毀保證的，是Mk 84型2000磅炸彈（重達907公斤，其中含429公斤炸藥）。

經過計算和實踐試驗表明，如果F-16戰斗機的武器系統（СУВ）設置得當，并且飛行員訓練有素，那么投擲Mk 84炸彈的精度可以接近“小牛”導彈的精度。當然，進入小口徑高射炮（МЗА）射程內的風險依舊存在——但整個“歌劇行動”本身就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冒險。

最終確定的F-16A戰斗機作戰掛載配置如下：

• 一個300加侖的機腹副油箱
• 兩個370加侖的副油箱掛于機翼內側掛點
• 兩枚Mk 84炸彈掛于機翼外側掛點
• 兩枚AIM-9L“響尾蛇”空對空導彈掛于翼尖掛點

從埃齊翁空軍基地飛往巴格達的航程約為1200公里。燃油消耗與飛行模式的初步計算是由另一個參與“歌劇行動”秘密準備的人——117中隊和110中隊的領航員伊蘭·拉蒙上尉完成的。

拉蒙向拉茲中校報告說：“飛行到這么遠的距離，幾乎是可能的。”

拉蒙本人也確實參與了對反應堆的突襲任務——這無可厚非，領航員的職責如此。伊蘭·拉蒙后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位宇航員，參加了航天飛機“哥倫比亞號”的STS-107任務。“哥倫比亞號”于2003年2月1日在返航著陸時解體，包括拉蒙在內的全體機組成員遇難。

STS-107任務，他們全部遇難。右側的是伊蘭·拉蒙。

極限航程的飛行通常是在“最高飛行高度”（“天花板”高度）以最佳速度進行——隨著燃料的消耗，飛機會不斷爬升。在本次行動中，典型的飛行方案只適用于返航階段。

縮短起飛機場與攻擊目標之間的距離是不可能的，因為已經沒有更短的路線了。

最終確定的飛行路線看起來像半個正弦波。起始階段的彎曲繞過了約旦的領空，而結束階段的彎曲則將飛機引入作戰航線。

在接近終點階段，航線略有彎曲，穿過了伊拉克雷達探測區之間的“空隙”——這一“空隙”是由以色列情報部門發現的。

在互聯網上流傳的對核反應堆襲擊的半神話式示意圖至今仍很受歡迎。

這里是一個更為可靠的版本。

這張圖來自以色列空軍檔案。

在整個航程中，飛機都必須以極低的高度飛行，大約30米，同時保持高速，這種飛行速度對燃料消耗來說絕非最佳。

從埃齊翁到巴格達的航線大部分飛行路線在沙特阿拉伯的人口稀少地區，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飛機被提前發現的風險。

當時認為最大的威脅是由美國機組人員操作的沙特空軍的預警機（DRLOiU，空中預警與指揮機）。這支編隊與預警機保持了600至650公里的距離。

以色列空軍的預警機未能發現這支編隊，也無法發現；有關“故意沒有發現”的猜測毫無根據，盡管這些說法經常被重復。

美國空軍E-3A預警機 1981年5月 飛越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飛機在突襲的最初階段就被發現并識別，甚至約旦國王侯賽因親自目視確認。以下內容引自蘇聯及俄羅斯外交官奧列格·格里涅夫斯基的回憶錄《第三次世界大戰劇本》（“OLMA-PRESS 教育”，2002年）：

——國王更喜歡在沙漠的寧靜中休息，而不是在海邊聽浪聲……那是1981年6月7日星期天，國王回憶說，“我坐在巖石陰影下沉思。忽然，我看到以色列轟炸機飛過頭頂，朝沙特阿拉伯方向飛去。我想，不，他們不會去轟炸沙特的。很可能是飛往巴格達。我車上有一串電話，先撥給了安曼的國防部，但無人接聽。我又打給了總參謀部，還是無人接聽……后來我打給了伊拉克領導人，‘兄弟，’我說，‘剛才有以色列飛機飛過我頭頂，似乎是飛往伊拉克。’‘是的，’薩達姆回答，‘他們剛剛完成了轟炸任務。’”

回憶錄畢竟是回憶，難免有誤差。這段敘述中觀察地點存在錯誤，但以色列飛機被提前發現的事實多次得到澤夫·拉茲（Ze’ev Raz）等人的采訪確認。

——“侯賽因國王是在他位于亞喀巴灣的游艇上偶然看到你們的嗎？”

——“是的。他看到我們的情形就像電影里的一樣……他當時在亞喀巴南部的游艇上，立刻向安曼報告了此事。”

飛行路線的下彎部分正好飛越亞喀巴灣；以色列空軍飛機在從點“A”到點“B”的航線中沒有進入約旦領空。

無線電偵察設備截獲了侯賽因與安曼總部的通話。伊夫里（Ivri）決定繼續行動，不向飛行員通報，合理地判斷約旦國王要么不清楚飛機的具體目的地，要么轟炸行動會比侯賽因打通電話更快。事實也確實如此。此次突發偶然并未影響襲擊的最終結果，盡管約旦國王作為一名軍事飛行員，其目視警覺比E-3A預警機更為靈敏。

約旦國王侯賽因（左）與“吸血鬼”戰斗機，安曼，1956年。

計劃中考慮到了可能與伊拉克空軍戰斗機的空戰，這也是為何作戰飛機中包含了F-15。

以色列空軍總部預計，該編隊會在發動攻擊前15分鐘被伊拉克雷達發現。15分鐘足夠讓伊拉克的防空導彈系統進入完全戰備狀態，并讓戰斗機從機場緊急起飛。以色列對伊拉克防空系統表示尊重，預計戰機和飛行員損失是行動中不可避免的代價。

飛往目標的單程飛行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這決定了行動只能在白天進行。返航時則可以在任意高度飛行，因此黑夜成為飛行員的盟友。攻擊時間因此推遲到傍晚，這也決定了作戰航線——從西向東，順著太陽方向飛行。

返航計劃采用接近燃油消耗最優的方式——高空中適中速度飛行。但地球也帶來了麻煩。高空中風向較為穩定，飛行時間因順風和逆風而異。例如，莫斯科飛往哈巴羅夫斯克的時間比反向飛行要少一到兩個小時。類似地，從巴格達飛往以色列就像從哈巴羅夫斯克飛莫斯科一樣，要逆風飛行。無法靠順風節省寶貴的燃油。

“飛行幾乎是可能的，”伊蘭·拉蒙說。“我們工作了近一年，才把‘幾乎’變成了現實，”澤埃夫·拉茲回憶道。

即便是現在，依靠GPS也不一定能完美從A點到達B點，更別說當時無衛星導航且低空飛行了……如果飛行員未充分熟悉路線，可能很早就撞上山坡或建筑物，或者遇到電力線路。航線不僅要繪制出來（相對容易），更要深入研究。歷史學家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而只強調以色列詳細研究了核反應堆的照片。反應堆照片據說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在著名著作《摩薩德：以色列情報局的六大標志性任務，1960-1990》（作者Marc E. Vargo，2015年）中，關于“歌劇行動”專門有一章：

• 摩薩德與軍事情報及本古里安親自獲得了由KH-11衛星拍攝的、嚴格機密的核研究中心詳細照片。

關于“歌劇行動”的眾多誤解之一是，以色列軍情局和摩薩德早已有大量由間諜和伊朗提供的核反應堆照片。1980年秋，伊朗部署了自己的“奧佩拉”。

1980年，以色列多次向美國探詢其對軍事解決伊拉克反應堆問題的態度。美國明確表示基本不認為這是問題，因此不支持軍事解決方案。行動準備完全保密，向美國請求衛星照片等同于明示“我們打算炸它”。

美國確實定期根據1979年春卡特政府促成以色列與埃及和平條約中的協議向以色列提供衛星照片，照片覆蓋埃及、黎巴嫩、約旦和敘利亞靠近以色列邊界的區域。1981年，卡特被更友好以色列的里根總統替代，里根放松了提供給以色列衛星照片的地理限制，因此照片理論上可能包含反應堆區域，但以色列已有更高分辨率、更豐富的核中心照片。

不過，除了KH-11衛星照片外，以色列沒有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空域的照片，而飛行路線正好穿越這些地區。

關于航線設計借助空間成像的側面證據是拉茲的回憶：

• 最后一個重要參照點是一個中間有島嶼的大湖[Al-Milh湖，Bahr al-Milh，Er-Razzaza，不同地圖名稱不同，位于巴格達西南約100公里]。衛星拍攝于雨季前完成。那年雨水豐沛，湖島被淹沒了。我沒看到島，心跳猛增。

拉茲經歷了極度緊張時刻，但最終信賴了F-16的導航系統。

編隊逐漸成型。計算表明，要摧毀反應堆，四架F-16攜帶兩枚2000磅炸彈的作戰負載就夠。為防預期的戰斗機和地面防空損失，出擊戰機數量翻倍。

打擊組分為兩組：117中隊4架F-16A Block 5，110中隊4架F-16A Block 10。第一組由澤埃夫·拉茲領導，第二組由阿米爾·納胡米指揮。

飛行員由拉茲和納胡米挑選。選拔問題不大，要求是擁有最多F-16飛行時數的飛行員，即在美國受訓的12人中選出10人（8名主力和2名備份）。只有三人知曉行動目標：兩個中隊指揮官拉茲和納胡米，以及導航員拉蒙。

1981年春，斯佩克特上校堅持加入編隊。拉茲和納胡米強烈反對，認為他雖然是優秀飛行員，但沒有足夠準備完成如此不平凡的任務。伊夫里同意了中隊長意見，斯佩克特找到了艾坦，后者批準了他的加入。

中隊長們的擔心部分應驗。斯佩克特是唯一未擊中反應堆的飛行員，他轟炸了配備意大利設備的實驗室，據說其重要性不亞于反應堆本身；真是天意啊。拉茲在書中用假名替代了他的真實姓名。

護航編隊由133中隊10架F-15A組成，實際出擊只有6架（4架F-15A和2架F-15B）。其中一對在沙特領空作中繼，另一對進入伊拉克封鎖哈巴尼亞和塔卡杜姆空軍基地。其余兩架F-15幾乎全程伴隨8架F-16至巴格達，在巴格達國際機場與核中心間“占位”。侯賽因國王目擊了這10架飛機——8架F-16和2架F-15。

茲埃夫·拉茲（Ze’ev Raz）

• 我不知道任務是否能完成，但我確定兩件事：我們中有人不會回來，而F-15的伙計們會擊落一大堆米格戰機。

然而，“茲埃夫·拉茲”的預期沒有實現，一架米格戰機都沒有起飛。

另外還有四架F-15在約旦和敘利亞邊境巡邏，以防這些國家的空軍戰機試圖在從目標返航的路線上攔截“戰斗”F-16和F-15。以色列一些消息源略微提到了有一架F-15執行了對反應堆打擊結果的航拍任務。這架飛機隸屬于以色列空軍第148偵察中隊，幾乎是以色列空軍中最秘密的一個中隊。

F-15的戰斗載荷包括機身下掛的外置油箱、四枚AIM-7F導彈和四枚AIM-9L導彈。直接護航的四架戰斗機額外攜帶了電子戰設備的吊艙。

F-15為“行動”增添了幾分懸念。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曾承諾以色列交付裝有貼身燃油箱FAST-pack（燃油與傳感戰術包）的F-15。這種貼身油箱因裝備在F-15E上而聞名，沒有它們F-15E似乎根本飛不了。任何型號的F-15都可以安裝這種貼身油箱。以色列空軍25架F-15A/B中的任何一架都可以安裝兩個這樣的貼身油箱。但油箱始終沒有交貨——波音公司制造這些油箱的進度很慢。

F-15C 和貼身油箱 FAST-pack。

80年代初，美國空軍第36航空聯隊的F-15C作為加油機版本：裝備了三個外掛油箱和FAST-pack貼身油箱。

在133中隊指揮官的堅持下（他也是“行動”中另一個深知所有秘密的人），F-15曾作為F-16的備選方案被考慮過，但被伊弗里（Ivri）否決了。原因是，裝備了機身外掛油箱但沒有FAST-pack的F-15，在作戰半徑上甚至不如裝有三個外掛油箱的F-16。伊弗里選擇F-16是因為它體積較小，降低了被高射機槍火力擊中的概率。主要威脅被認為是高射炮，而非戰斗機或地空導彈系統，盡管“茲埃夫·拉茲”更擔心米格戰機。

以色列空軍飛行員與“凱菲爾”戰斗機合影。最左邊下排的是空軍司令、上將伊弗里。

駐扎133中隊的特爾諾夫空軍基地指揮官阿維胡·賓-努恩上校于1981年春天再次提出組建由F-15組成的打擊編隊的建議，當時波音公司終于交付了9個貼身油箱給以色列空軍。伊弗里拒絕了這個建議，理由有兩個：

• 油箱只有9個，意味著打擊編隊的飛機數量要從8架減少到4架，這是不可接受的；
• F-16飛行員已經完全熟練掌握了投彈戰術，而F-15飛行員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訓練。

“行動”任務的風頭都被F-16飛行員搶走了，F-15飛行員則蒙上了厚重的陰影，這種陰影其實是不公平的。

這張照片常被用來說明“行動”任務：飛行員們剛從突襲任務中歸來。最左邊的是133中隊指揮官，少校津克爾。

“行動”中參與了三位上校。帶隊的雙座F-15B的后座，是以色列空軍作戰部上校阿維亞姆·塞拉，他負責“行動”的計劃和執行。第二架F-15B的后座是以色列空軍武器部上校艾坦·本-埃利亞胡。第三位上校斯佩克托實際上不過是跟隨第二組四架F-16的中校納胡米。

在計劃階段，預計與伊拉克米格戰機的空戰概率約為99%。四架直接護航的F-15裝配了貼身油箱，但即使是最短的空戰，也意味著F-15的燃油將不足以返航。飛行員們可能得在沙特、約旦、敘利亞緊急降落或彈射，甚至很可能被俘虜帶到伊拉克。幸運的是，空戰并未發生，F-15飛行員很幸運。

以色列空軍F-15，中期80年代。

以色列空軍指揮部在巴格達空襲任務結束后，對F-15的評價絲毫不低于F-16。隨后執行的一些風險極高的空襲任務——1985年對突尼斯巴解組織總部的空襲，以及2007年對敘利亞核設施的打擊——都是由F-15完成，而非F-16。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兩臺發動機總比一臺更可靠。盡管如此，憑借參與“行動”任務，F-16仍保有無與倫比的遠程打擊者的聲譽。

參與“行動”任務的F-16飛行員在執行任務前的數個月內，均在內蓋夫沙漠進行訓練，訓練環境盡可能模擬實際作戰條件。

與此同時，轟炸作戰剖面也被不斷完善。最優方案為：以30米高度接近目標，然后爬升至7000英尺（2130米），機頭抬起角度35度，接著以35度俯角進入俯沖。在3500英尺（1070米）高度投彈，隨后拉出俯沖并爬升至40000英尺（12190米）。投彈高度的選擇基于Mk 84炸彈的最低投彈高度3400英尺。理想情況下，戰斗飛行路徑類似一個正弦波，飛行員在戰斗航線上的時間僅為三秒。

訓練時，目標是內蓋夫沙漠中廢棄的雷達球形罩天線。有資料提及飛行員曾在以色列的迪蒙核設施（“小貓”）進行練習，但這并不屬實。

訓練對象是雷達罩。“他們都在內蓋夫的以色列雷達罩處練習俯沖轟炸，這逼真地模擬了反應堆罩的形狀。” ——彼得·S·福特，《以色列對奧西拉克的攻擊：未來預防性打擊的模型？》，海軍研究生院，蒙特雷，2004年。反應堆的掩體或石棺是一個混凝土圓柱體，上部覆蓋著一個穹頂。從地面拍攝的照片來看，反應堆的穹頂與雷達天線罩的球形外觀差別較大。飛行員在俯沖35度角觀察時，雷達罩的球形外觀確實非常類似反應堆的穹頂。

訓練結束時，飛行員們在每次飛行中都能精準命中那個球形目標，投彈的圓概率誤差（CEP）不超過30英尺（約9.1米）。

拉茲（Raz）說：

• “我們甚至可以閉著眼睛轟炸。”

訓練很快變得更加復雜。飛行員們每次飛行除了對雷達天線罩進行實際投彈外，還練習低空飛行和與“幻影”戰斗機進行空戰演練，幻影戰斗機扮演米格戰機的角色。

預料中的難點是規劃低空（約30米）飛行航線。以色列可不是個可以讓飛機以低空飛行1200公里而不被注意的國家。到底如何在以色列上空飛行1200公里呢？大家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F-16在投彈后立刻與“幻影”戰斗機交戰。預計F-15將負責在飛往目標途中攔截伊拉克空軍的任何戰機試圖突破打擊編隊，而F-16飛行員則必須在完成打擊后獨立應對。

“行動”任務中無人員傷亡，但實際上確實有損失，包括飛機和飛行員。在為“行動”準備期間，一場訓練空戰中，來自110中隊的兩架F-16A（Block 10，序列號78-0328，編號222）與來自69中隊的三架F-4E（編號同樣為222）發生了撞擊。

這場戰斗在海法附近的海上進行。兩架F-16迅速“擊落”一架“幻影”，戰斗進入2對2階段。幸存的一架F-4E試圖從尾部襲擊，追上了領先的F-16A。結果110中隊副中隊長、少校埃胡德·本-安泰（Ehud Ben-Amtai）陣亡，F-4機組長，隊長丹·韋斯（Dan Weiss）也遇難。69中隊指揮官埃利澤爾·阿達爾（Eliezer Adar）在F-4后座逃生成功。該事故被歸為災難類事故，但由于是在為具體作戰任務準備期間發生，損失應被視為戰斗損失。

這架F-16A Block 10號78-0328僅在以色列空軍服役了兩個月。

F-16A Block 10，序列號78-0328

69中隊的F-4E，1980年代初

1981年1月20日早晨，在海法灣上空發生了不止一場，而是兩場訓練空戰。另一對由110中隊中校納胡米（Nakhumi）指揮的F-16A與三架“幻影”戰斗機交戰，這次交戰沒有造成真實的損失。交戰情景完全符合“行動”的作戰計劃：敵方六架戰機強行與四架完成投彈的F-16纏斗。

有可能12人小組中不僅失去一名飛行員，而是兩名甚至三名。“摩薩德：1960-1990年以色列情報機構的六大關鍵行動”一書中寫道：

• 十二名飛行員中有兩人在空中相撞喪生，第三人在另一場訓練飛行中墜機。

這兩人很可能是本-安泰（Ben-Amtai）和韋斯（Weiss），韋斯被隨意納入該小組。第三架墜毀的飛機是個謎——1980至1981年間，以色列F-15和F-16（除了序列號78-0328之外）沒有記錄其他墜毀事故，而關于“幻影”戰機的情況則不太清楚。無論如何，為“行動”準備的訓練過程伴隨著損失。

訓練過程持續了近九個月，實際上可能更長。第一批飛行員（拉茲、卡茨、沙皮爾、雅弗）于1980年初被派往希爾空軍基地進行F-16轉換訓練，他們被賦予特別任務：盡可能多地執行低空和極限航程飛行。以色列飛行員對長距離飛行和F-16低空操控的高度關注并未逃過美國人的注意，也由此產生了以色列購買F-16專門為“行動”服務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