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全球經貿，再生變局。

當地時間2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10%的關稅，對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產品加征25%的關稅，對來自加拿大的能源資源加征10%的關稅，暫定2月4日生效。

事關國家利益，當局者自然不會坐視不管。中加墨三國都明確表達了憤慨和不滿的態度，甚至采取報復性反制措施。其中反應最強烈的當屬加拿大，當即宣布將對價值1550億加元的美國輸加產品加征25%的關稅。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似乎并沒有滿足于此。當地時間2月2日，特朗普聲稱自己計劃很快對歐盟產品征收關稅，并重申了他對美國與歐盟貿易逆差的不滿，以及歐盟對美國產汽車和農產品進口不足的問題。

倘若此舉成真，后續不排除歐盟也將采取報復性反制措施的可能，屆時一場范圍波及全球的新貿易戰或許就要打響了。

怎料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特朗普忽然變卦了。

當地時間2月3日，特朗普與墨西哥總統辛鮑姆通話后宣布，美國和墨西哥同意將加征關稅的措施立即暫緩一個月執行，并繼續進行談判；隨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體上稱，對加拿大加征關稅措施將暫緩30天實施，以爭取與加拿大達成最終的經濟協議，而加拿大方面也放棄實施報復性關稅。

果然，特朗普還是那個特朗普，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他的不確定性。

那么貿易戰的風險解除了嗎？顯然還沒有。

眾所周知，特朗普行事風格難以捉摸，經常不按套路出牌，而奉行“美國優先”政策理念的他，早在上一任期內就已經對戰后一系列國際秩序造成了系統性破壞，包括退出TPP等主要國際協議、發動貿易戰等等，什么全球化、契約精神、盟友伙伴，似乎都不在特朗普的考慮范圍內。

這樣一位充滿了顛覆性和不確定性的“非典型”美國總統，縱然是習慣了把加征關稅作為同其他國家談判的手段，可若是談判不順或者出現其他情況，誰能保證他接下來不會再度舉起剛剛放下的關稅大棒呢？

別忘了前兩天他剛說完的話：

“我們會讓美國再次偉大，一切代價都會值得。”

可是話說回來，加征關稅真的會讓美國重新變得更好嗎？

事實上，歷史早就已經把答案告訴給了我們——因為美國總統任性揮舞關稅大棒的劇情，曾經真實地上演過。

時間來到1929年，受種種因素影響，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爆發，舉世聞名的“大蕭條”時代降臨，美國本土百業凋敝、民生艱辛，對經濟政治與社會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

當國內形勢持續萎靡之時，國外就容易成為美國人的泄憤渠道，時任美國總統胡佛就是這個思路。

這位高喊著“我要讓所有美國人家家鍋里有一只雞，人人都有一輛汽車”的美國總統，以幫助受困農民為由，史無前例地放棄了自由主義精神，并通過了共和黨人提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依據該法案，美國可以為進口農產品等貨物設置極高的差稅門檻，以此來保護本國產業的利益。

一石激起千層浪。雖然名義上是保護本國利益，但在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明顯是弊大于利。于是，各行各業的有識之士都針對該法案前來游說和施壓：

一支由1028名憤怒的美國經濟學家組成的隊伍，聯名簽署了一份請愿書，請求胡佛總統否決該項法案，因為“這是一個糟糕的政策，會把美國經濟推入深淵”；

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在白宮花了一整個晚上力圖說服胡佛否決該項法案，并稱它為“一項愚蠢的經濟政策”；

作為胡佛顧問的J.P.摩根首席執行官托馬斯·W·拉蒙特則形容，他當時“就差跪下來乞求胡佛否決這項愚蠢的法案了”……

即便如此，胡佛依然我行我素，他堅持認為新的關稅法案能夠改善國內經濟局面，并稱新的關稅所引起的任何嚴重后果，都可以通過允許他修改關稅委員會建議的靈活規定來消除。

終于在1930年6月17日，胡佛正式簽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其中有20000多種的進口商品的關稅被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平均關稅一度高達60%。

至此，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貿易戰正式拉開序幕。

面對美國的挑釁和傲慢，世界各國都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紛紛提高關稅予以報復，貿易保護主義隨之在全球范圍內蔓延開來：

身為美國鄰居的加拿大率先發難，報復性地出臺了緊急關稅法案，于16種產品上征收新關稅，占美國輸往加拿大商品總額的30%，之后加拿大開始尋求與其他國家的更加密切的經濟聯系

隨后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宣布對美國進口汽車征收150%的關稅，對半導體產品征收100%關稅；

瑞士則苦于鐘表業關稅上升至260%，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

法國直接對美商品采取了進口配額制，即每年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定好數量，不允許增加，這一做法激發了歐洲各國同美國的對抗，有多個國家也隨之對美國商品采取配額進口；

德國本就因為一戰而背負著巨額賠款，貿易戰又讓整個國家雪上加霜，經濟形勢急劇惡化，民不聊生的社會境況讓德國民族情緒日漸高昂，法西斯主義逐步得到民眾擁護，繼而為后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

在各個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下，一堵堵無形的高墻將互聯互通的全球經貿徹底割裂，曾經的國際分工體系宣告破產，世界經濟遭受重創。有數據表明，1929~1933年間，世界貿易額從350億美元驟降至120億美元，規模縮水了2/3。

美國呢？再度繁榮了嗎？

事實證明，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局面非但沒有因關稅法案而有所改善，反而不斷惡化。

數據顯示，美國的進口額從1929年的44億美元降至1933年的15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66%；同期出口額從54億美元降至21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61%；國民生產總值從1031億美元降至556億美元，近乎腰斬；失業率從1930年的7.8%一路飆升，到1933年達到了24.9%，超過1000萬人失業，數十萬人無家可歸……

整個國家工業生產大幅下降，許多銀行倒閉，無數人失去了工作和儲蓄，社會經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不僅如此，美國的關稅法案還進一步推動了華爾街的信心崩塌，股市一瀉千里，1931年和1932年，道瓊斯指數年度跌幅分別為52.67%和23.07%，而1929~1932年道瓊斯指數最大回撤幅度接近90%，無數投資者財富灰飛煙滅……

回過頭來看，美國的關稅法案雖然不是造成大蕭條的根源，卻是加劇大蕭條的重要催化劑，將世界經濟拖入噩夢般的泥潭中長達十余年之久，并且還間接導致了人類歷史長河中損失最慘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著實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如果非要說關稅法案的唯一可取之處，那就是它喚醒了人們對于美國貿易政策的清晰認識和深刻反思，并在后來為羅斯福上臺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奠定了基礎。此后多年的實踐也一再證明，更低的關稅和更開放的貿易政策，是全球經濟擴張和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盡管時間已經過去近百年之久，如今世界經濟格局與國際形勢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有中國這樣既有實力、又堅定擁護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大國坐鎮，類似當年血流成河的慘痛局面大概率不會再度發生。

但是其中的教訓，依舊值得我們深思。

“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美方單邊加征關稅的做法不僅解決不了自身問題，更無益于世界”，如此簡單的道理，時至今日卻似乎仍沒有被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政客們所理解和領悟，反而還時不時地公然開逆全球化的歷史倒車，著實是一種悲哀。

好似多年以前，胡佛總統也曾一廂情愿地堅信，美國的關稅法案能夠改善國內經濟局面，像極了今天特朗普宣稱的美國“結果將是輝煌的”。可結果呢？還不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損人不利己。

或許這也再一次印證了黑格爾那句話：

“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是，我們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得到過教訓。”

謝謝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