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覺得自己孩子有情緒問題是中了邪，或者被什么東西跟上了，不去醫院也不去找心理咨詢師，反而求助于算命師。”

文丨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劉軍

?本文7392字閱讀13分鐘

在重慶一所鄉鎮中學做心理老師的三年里，李淼經常對這個職業產生自我懷疑。

一邊是拿著藥說想要自殺、挽起袖子一胳膊劃痕的孩子，一邊是覺得心理老師太閑、沒有心理老師就沒有心理問題的學校和家長。她總會感覺無力和沉默。

在相關學者的調研中，和她一樣迷茫的心理老師在國內的中小學里比比皆是。大多數時候，他們在學校里宛若透明人，被安排了各種雜活，課表上的心理課也總是有名無實，在學期初就被分配給了主科老師。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鄉鎮以及縣一級的心理老師們面對的問題似乎更加嚴峻。師生數量配比失衡，動輒一個心理老師要負責三四千個孩子；有的心理老師被多次要求轉去教其他科，留個虛名應付檢查；有的老師評心理老師職稱時，只能用兼職的語文與英語課時；還有的老師連續接到班主任打電話說孩子要自殺，崩潰得嚎啕大哭。

事實上，國家各部門都高度重視心理健康教育。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將加強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到2025年，配備專（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的學校比例達到95%。各省市也提出了一系列細則。

但對于鄉鎮的心理老師們來說，由于種種現實的困境，他們只能在“困惑”中前行，努力完成“救火”的使命。

重慶某鄉鎮小學孩子們體驗校園霸凌的活動，揉皺后無法恢復的紙團仿佛被人被霸凌后的心理狀態。受訪者供圖

“農村孩子抑郁風險可能高于國家平均水平”

2024年的最后一天，李淼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有一個初三的孩子告訴她，自己又出現了輕生的念頭，還悄悄地買了兩瓶安眠藥。孩子懇求她不要告訴班主任，否則父親和后母知道后的責罵會讓她心里更難受。

這樣的孩子，在李淼從事心理老師的三年里，時常會遇到。有的孩子對輕生或自殘的念頭只是停留在腦海里，有的已經付諸實踐。最直接的就是用小刀劃自己。就像傳染病一樣，最多的一個班，20多個孩子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李淼注意到，孩子們每次劃得很淺，他們并不想死。甚至有兩個孩子同時來到了李淼的咨詢室，把衣服拉開，手臂上布滿密密麻麻的痂。兩個孩子知道這樣做不對，她們想讓老師勸勸對方不要自殘。

“孩子們沒有正確宣泄情緒的方式，通過自殘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是存在的，或者引起別人的注意。”為了逐個解決孩子的問題，李淼每周開放兩次心理咨詢時間，兩個小時里，多的時候會有八九個孩子涌進咨詢室。

西南某省一所縣城中學的心理老師周雨薇，曾遇到這樣的高中生：在教室里，他會忍不住抽搐、嘔吐、緊張得發抖。最后發現，這個孩子小時候曾遭到過校園霸凌，到了高中依舊無法融入環境，總覺得別人會傷害他。“這個孩子求助過，但是沒有得到及時的幫助，從而把自己封閉起來。”

還有一個高中女生在心理篩查時已經被發現異常。班主任和周雨薇都找她面談過，發現她的原生家庭重男輕女的情況很嚴重，導致孩子長期缺乏關愛。孩子被醫生確診為重度抑郁癥，結果在辦好休學手續的幾周后，孩子還是輕生了。

芝加哥大學青年學者付琳赟從2016年開始關注鄉鎮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態。9年間，她在我國西南、南部、中部等地區走訪了100多所學校，了解到了眾多的案例：有的孩子因為一點小事吃完老鼠藥后跑去和班主任說，然后被拉去洗胃；有的孩子經常跑到樓頂，威脅老師自己要跳樓，如此循環往復十幾次。

付琳赟說，在這些極端案例的背后，是兒童與青少年長期壓抑的心理需求與得不到關注的情緒。鄉村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并非單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重風險因素的疊加。農村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復雜性因素：大量的人口流動促使孩子被迫成為“留守兒童”，家庭結構變化多，離異、單親、重組家庭情況普遍。另外，鄉村地區很多父母或祖父母無法理解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部分孩子在缺乏家庭關愛或支持的弱勢環境下成長，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

2022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對我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萬多名10至16歲中小學生的調查顯示，約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

2023年開始，付琳赟與團隊對55所鄉鎮中小學的5017個學生開展了調研，她用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測算農村地區五年級孩子抑郁風險為21.3%，七年級孩子達到了31.05%。孩子們的焦慮風險與壓力風險的數值更高。“我們作為研究人員，不能從醫學角度診斷學生是否患有抑郁癥，但是從抑郁風險來看，農村地區孩子的風險可能高于國家平均水平。”

據理力爭才保留下專職心理老師崗位

周雨薇是所在縣城中學招收的第一位心理老師。在她入職的第一天，學校明確提出要把她調去教政治。“他們說招收心理老師就是為了迎檢時整理資料，平時當個‘吉祥物’就行。”

在這之前，周雨薇已經在其他學校做過三年心理老師，她列舉了不少學生出現心理問題的案例，據理力爭才保住了這個職位。

后續的一年里，她把心理課在學校開了起來，保證每個班隔一周上一次心理課。她帶著孩子們描繪人生挫折的“小黑點”，拿著破損的落葉尋找生活的意義。

平時狀態比較抑郁的學生，開始很抵觸，但慢慢靜下心來，最后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有一個很開朗的初中生在觀察同學后寫下這樣一句話：“其實嘴上一直嚷著要自殺的人不是真的想去死，他只是渴望被愛。”這讓周雨薇很驚訝，她感覺孩子們其實很敏銳，也并不排斥討論心理問題。

四川某縣城中學孩子們用落葉合作完成作品。受訪者供圖

周雨薇還把心理咨詢提上了日程，孩子可以和她預約時間做咨詢。其間，她成功解救了一個在學校里吃藥自殺的孩子。“那個學生的同桌找我做過咨詢，比較信任我，在同桌吃藥后馬上找到我。我聽說后趕緊找班主任，一起聯系家長把孩子送去醫院。”

但是入職一年后，校方再次提出了給她轉學科的想法。周雨薇很無奈，即使已經發生了危機事件，心理健康還是得不到重視。

“如果心理老師這條通道被關閉了，那個吃藥的孩子被發現時是不是可能晚了？”在她的堅持下，校方留下了她的專職心理老師崗位，但是要求她平時要做德育處的雜活。

除了校領導，周雨薇不止一次聽到同事說，“在你們心理老師沒來之前，孩子什么問題都沒有，你們來之后，孩子才出現心理問題。”

“我國中小學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就是在近10年才逐步普及，以前大部分學校沒有心理健康老師，不做心理健康篩查，自然感覺孩子心理問題不嚴重。”付琳赟說。

盡管近些年心理健康科普已大量開展，但心理問題污名化的事情依舊在鄉鎮普遍存在著。“孩子們對抑郁的接受度高，他們覺得自己是生病了，想來求助心理老師。但很多家長還是會給心理問題貼上‘神經病’的標簽，病恥感強烈。” 周雨薇說。

一位在山西縣城工作的家長對心理健康教育很認同，但她身邊同年齡段的一些家長聞之色變。“他們覺得自己孩子有情緒問題是中了邪，或者被什么東西跟上了，不去醫院也不去找心理咨詢師，反而求助于算命師。”

還有的家長覺得，“抑郁癥”是孩子編出來騙他的術語，罰孩子在冷風里站在墻頭上反思。

為了把這些孩子送到醫院檢查，心理老師絞盡腦汁。有個高中生經常來李淼的咨詢室。父母離婚后，她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父親天天罵她，不允許她和母親有任何接觸，還會當著她的面辱罵母親。她想去醫院檢查心理問題，結果父親回了一句“你別讀書了，直接退學”。

班主任給孩子父親打了幾次電話，結果每次都被罵回來。“他不能接受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的事實，覺得如果沒有老師說，孩子根本就沒有問題。”李淼說。

最后，一位很有經驗的老教師給孩子家所在的村委會打電話，讓村干部做家長工作，孩子最終確診抑郁癥，開始吃抗抑郁藥物。

從全球來看，隨著大家對于心理健康的重視，心理問題暴露得越來越早。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約有10%-20%的兒童和青少年罹患心理健康問題，其中一半的心理健康問題在14歲之前開始凸顯。

付琳赟覺得，如果把心理教育前置，讓孩子從小學開始就得到干預，那么后面出現嚴重心理問題的可能性就會降到最低。“英國有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疾病的預防類項目已經達到了15:1的回報率，就像出生后要‘打疫苗’一樣，孩子同樣也需要心靈的疫苗。”

學校的態度決定心理教學能否順利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的通知，規定中小學每校至少配備1名專（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鼓勵配備具有心理學專業背景的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

各地對于心理老師的配比和心理課數量要求不一，但行業內普遍認可應按照師生比1∶1000配備專職心理健康教師，每2周1課時開設心理健康教育課。

但付琳赟調研的一所縣城里，100多所中小學，只有37個專職心理老師，其余的都是兼職。很多老師沒有應對危機的經驗，面對學生重大的心理危機如自殘、自殺的事情毫無處理頭緒。

一位廣西縣城中學老師告訴新京報記者，她最多時一個人照顧著4000多名學生，一周要上18節心理健康課，有時一天要上5節課外加晚自習，根本沒有時間沉下心備課。學校沒有給她和學生買過心理教材，有時不同班級的進度不一樣，或者孩子們特別鬧騰，她干脆給孩子們安排電影賞析課。

規模大的學校會設立專職的心理老師，但對于鄉鎮中小學來說，兼職心理老師屬于普遍現象。

一位在山東鄉鎮小學任職十多年的心理老師告訴新京報記者，她兼任過小學里除了體育外的所有學科，哪里缺教師就把她補到哪里。而另一位山東鄉鎮初中的心理老師在填報心理教師職稱的時候，只能把自己教過的語文和英語的課時算進去，心理課壓根不被學校計入課時，給學生做咨詢也要靠“為愛發電”。

“我們評報職稱，需要學校考核優秀，學校的考核又只有學科成績一個標準，心理學科壓根沒辦法量化，導致心理老師沒辦法和別人競爭。”上述心理老師說。

重慶某鄉鎮小學老師帶領孩子們在黑板上寫出什么是霸凌。受訪者供圖

多位心理老師告訴新京報記者，在迎檢的過程中，學校會把一些班主任的名字寫入“兼職心理老師”之中，但實際上平時的心理課與咨詢工作還是由心理老師承擔。還有心理老師表示，學校有套“陰陽課表”,心理課在學期初就被分給了主科老師，平時都被擠占，每個班每年能按照課表上一節心理課就不錯了。

這并非全是學校的問題。一位河北的村小校長表達了他的無奈：“上級部門要求建心理咨詢室，但并沒有撥經費，只讓學校自籌，可是學校也拿不出這部分資金。”這位校長所在的鄉里，只有一位具有心理教師資格證的老師，每次鎮里、縣里下來檢查，這位老師就跑到各個學校里充當門面應付檢查。

即使是能正常開課的心理老師，沒有課件標準、成熟的督導體系，也導致他們為“怎么上課”這件事困惑。

李淼所在的學校沒有訂心理教材，李淼自己買過市面上通用的教科書，但她感覺照著書自己都上不下去。“心理課的時效性很強，教材里幾年前的案例在孩子們看來會很幼稚。孩子們很討厭老師或者書本講大道理，而市面上的教材偏學術。”

她只能照著2012年教育部修訂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的要求，去社交平臺上尋找名師課堂，四處收集案例。“新老師到學校的時候都會有老教師帶著，教他怎么上課，但是我們心理課從來沒人旁聽過。”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政協委員高天明曾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表示，學校心理教師多為教育心理學、應用心理學背景，欠缺對常見精神心理問題識別和處置能力訓練，在面對學生更進一步求助需求或心理危機事件時，專業能力經常捉襟見肘。

付琳赟覺得，這個問題在于缺乏支持性系統。“我們與心理老師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學校都只有一位心理老師，他們渴望獲得督導類型的支持，讓比較有經驗的老師‘傳幫帶’。另外學校的態度決定了很多心理教學能否順利以及持久地開展。”

一個校園心理教研團隊的誕生之路

程好在重慶某縣一家12年一貫制學校做專職心理老師，她用了13年時間把學校里的心理咨詢督導體系建立起來——每年有20個左右的班主任會作為兼職心理老師接受她的培訓，他們還一起打磨出了心理校本教材，有70多種課件教案和資源庫可以直接運用。

程好覺得，自己能做到這個程度，很大一部分要歸功于學校的支持。她是學校創建以來聘任的第一個心理老師，當時整個縣只有一兩名心理老師。家長和其他學科老師都不理解，覺得只有孩子不正常或是患了精神疾病，才會需要心理老師，但是學校領導的意識超前，先撥款把心理咨詢室建立起來。

學生對心理咨詢沒有概念，每天好奇地站在門口偷偷看程好，但是不敢進來。于是她在兩個班開啟了“試點”，利用班會課的時間上心理健康課；她還在咨詢室里安排了沙盤區和游戲治療區，讓班主任告訴孩子們可以來這里玩。

逐漸，找程好咨詢的孩子變多了，她利用中午和晚上吃飯的時間給孩子做輔導，晚上加班寫咨詢記錄。她把這些來源于一線的咨詢手記整理發表到班主任常看的雜志期刊上，學校收到了不少期刊的感謝信，有的班主任也從這些文章里開始對心理學感興趣。

兩年的時間，校內的局面打開了，孩子會主動來找她咨詢。但同時問題也出現了，程好發現自己之前學到的專業知識解決不了孩子的問題，有的孩子經常來到咨詢室，什么也不說，只是對她哭。沒有同專業的老師可以交流，也讓程好覺得愈發孤單。她一度對校長和朋友哭訴：“想教物理去，再也不教心理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大學老師和同學給程好介紹了社會上的培訓，她去重慶、武漢、北京、上海的大學、醫院參加集訓，系統地學了兒童精神分析、家庭治療、危機干預等知識，三四年時間花掉了近10萬元，全是自費。

“當時我不敢告訴別人這是自費，怕別人嘲笑我，別人上班賺錢我反而往外花錢。”靠著一腔熱愛，程好學習到了很多專業的心理治療方法。

隨著國家對校園心理教育逐漸重視起來，縣教育局有了專門管理心理教師的工作人員，也出現了教師培養計劃，一些以前需要自費學習的課程現在能免費聽，更多的教師能接觸到培訓。

近幾年，程好發現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出現得多了，雖然知道怎么做疏導了，但一個人感覺疲于奔命。她想把心理課程開起來，讓預防工作做在前面。

學校有120個班、5000多個孩子，她嘗試每個班上一節課，一學期把所有班級上一輪，但一點效果也沒有。最后她和校長申請把感興趣的班主任培養成兼職心理老師，每學期做一次培訓，每人負責一部分教案的撰寫，在班會課上做心理專題課程。

分管副校長帶著程好一個班一個班地試聽、磨課，最后形成了心理校本教案，學校里也逐漸形成了一個心理教研小組。“學校會把心理班會的課時費調高，同時在每年舉辦優質課展示，發放獎金，這些真金白銀對大家都是安慰。”

后來，縣教育局把程好所在的學校設為示范點，讓其他學校的心理老師來吸取經驗。但程好依舊在其他心理老師聽到了很多無奈，有的老師沒有督導支持容易孤獨進而放棄，有的老師依然不受學校重視。程好覺得，如果獲得更高層級的支持，這些有熱情的心理老師能做得更好。

四川某縣城中學學生繪制自己人生的挫折黑點，寫下黑點帶給自己的收獲和之后自己應該如何成長。受訪者供圖

只有確保心理健康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

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孝任曾于2012年至2021年任縣教育局局長。唐孝任說，他上任伊始，就意識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迫切性。

最初的原因是一位初中留守兒童的自殺——孩子父母外出務工，找奶奶要零花錢被拒，于是喝了農藥。2012年剛上任縣教育局局長的時候，全縣78所中小學里，心理老師的數量一只手就能數過來。師資隊伍都沒有，心理教育更無從談起。

唐孝任讓學校與高校合作，集中培訓心理老師，考取心理咨詢師證書的老師由教育局發放補助。2年間，200多個老師拿到了證書。他還成立了縣心育指導中心，讓所有學校成立心理咨詢室、購買心理書籍，根據驗收成果教育局撥付5萬元到20多萬元不等的經費支持；保障學生心理課時的同時，引入了公益力量的幫助，日慈公益基金會為教師們提供培訓，教師可以拿著專家編好的課程直接去講心理課。

除了心理健康教育，唐孝任還用學生掌握的音體美技能來考核學校。不少教育局班子成員和學校領導開始都不理解他的做法，認為考試成績是唯一的標準。但是唐孝任覺得，只有確保心理健康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

數據統計，學生沒有因為課表上少的那幾節主科課程降低成績，反而激發了學習的積極性。2022年湖南省參加國家義務教育質量監測，122個縣區里，江華縣的綜合排名由2013年的吊車尾，提升到了全省第12名，高考本科線人數漲了四倍。

江華縣的做法，給其他縣市“打了個樣”，日慈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張真告訴新京報記者，越來越多基層教育部門意識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他們愿意動員社會資源開設心理課、培養心理老師。去年一年，有5個縣級教育局主動找到基金會，希望將他們研發的針對班主任和心理老師的培訓課程引入區域內的學校。去年一年，與日慈公益基金會新合作的學校有426所，“有的中心校校長特別認可心育工作，一個校長能覆蓋到三四千個孩子。”張真說。

鄉鎮學校心理健康教育也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關注點。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就有多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呼吁加快配備鄉鎮中小學專職心理健康教師，增強對心理健康教師職業發展的支持和保障。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許灣鄉希望小學校長李靈建議，將中小學專職心理健康教師配備納入地方教育督導、學校綜合績效、校領導班子的考評。全國人大代表楊善竑建議，教育主管部門可聯合屬地政府，對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或者條件比較差的鄉鎮學校以行政區域為片區，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聯盟。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徐珊認為，心理教師是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抓手，心理老師承擔著重要的預防性職能，對于中小學來說，應該配齊心理教師師資隊伍、給予他們相應的培訓，有條件時組織其他教師也參加專業的心理培訓，營造更加輕松積極的校園氛圍。

對于欠發達地區教育能力不足或服務能力欠缺的情況，徐珊認為，必要時學校與教育部門也可以引入外部力量進行彌補。徐珊注意到，目前已經有不少公益組織加入青少年心理健康關愛行動中。“我們關注到，有的基金會用藝術療愈的方式進入學校和社區，給孩子提供多種心理壓力疏導方式；有的公益組織培養志愿者與留守兒童互通書信，增強孩子們的社會支持。”在徐珊看來，心理健康教育應該由整個社會凝聚起來，多環節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李淼、周雨薇、程好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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