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創業邦(ID:Ichuangyebang)
作者丨劉楊楠
編輯丨海腰
圖源丨百利天恒官網
2月8日,全球首個進入臨床的四抗藥物GNC-038誕生。開發這款藥物的,正是雙抗ADC領域“黑馬”百利天恒。
2024年,百利天恒可謂風光無限,其股價漲幅超38%,營收漲幅更是超900%;62歲的掌舵人朱義身價隨之增長超500億元,成為2024年科創板首富。
朱義是誰?
1963年,朱義生于四川南充,本科畢業于四川大學無線電系,碩士畢業于復旦大學生物系,博士回到四川大學讀企業金融。畢業后,朱義當過教師,做過醫藥代理,也搞過房地產,賺了第一桶金。
1996年,朱義創辦百利醫藥(百利天恒前身),一干就是快三十年。
前十五年,他靠化藥和中成藥在國內仿制藥市場畫出一塊自留地;后十五年,他瞄準國際抗癌藥領域的“硬骨頭”雙抗ADC藥物,在最難的領域,用最短的時間,做出最好的成績,并得到國際巨頭真金白銀的認可,在中國創新藥“寒冬”的論調中,上演了一出年度“爽劇”。
而撬動這一切的支點,就是百利天恒開發的雙抗ADC藥物BL-B01D1。2023年12月,百利天恒與跨國制藥巨頭百時美施貴寶(以下簡稱BMS)達成潛在交易總額84億美元的合作訂單,創下ADC藥物領域最高交付記錄。
2025年1月21日,百利天恒正式啟動港股IPO。BL-B01D1即將為百利天恒撬動更廣泛的資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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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雪中送炭
2023年12月,原本默默無聞的百利天恒,憑借一筆不尋常的BD合作,在全球創新藥領域一戰成名。
百利天恒與百時美施貴寶(簡稱BMS)達成了共同開發、共同商業化BL-B01D1的全球戰略許可及合作協議。
區別于傳統的直接授權(Liscense-out)和“老大哥”恒瑞醫藥開創的“New-co”模式,百利天恒采用了更罕見的“Co-Co”模式,真正和跨國制藥巨頭平起平坐。
按照協議,百利天恒獨家負責BL-B01D1在中國大陸的開發、商業化和生產,BMS將負責BL-B01D1在全球其他地區的獨家許可。此次合作潛在總交易額最高達84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超過600億元,創下ADC藥物交付金額的歷史記錄。
2024年3月11日,百利天恒收到百時美施貴寶約57億元的首付款,為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貢獻了94.2%的營收。
對百利天恒而言,這筆首付款可謂雪中送炭。受創新藥研發投入增加,以及仿制藥業務收入逐年減少的影響,百利天恒已連虧三年。
招股書顯示,公司的研發投入逐年增加。2021-2023年,百利天恒研發費用分別為2.78億元、3.75億元、7.46億元,主要用于核心雙抗和雙抗ADC產品的臨床中后期研究。同時,受帶量采購政策影響,原本的仿制藥業務也無法持續輸血。2021-2023年,百利天恒累計虧損約11.7億元。
更讓朱義焦慮的是,公司現金流一度瀕臨斷裂。2020年,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僅剩4521萬元。朱義后來透露:“2017年,百利天恒拿到奧博資本一筆2.5億元的投資,這筆錢放在賬上3年都沒有使用;2020年,BL-B01D1上臨床后,這筆錢在一年內就花完了。”
BMS這筆首付款總算把百利天恒從懸崖邊拉回了安全地帶。百利天恒在2024年業績預告中表示,預計2024年度將實現扭虧為盈,實現歸母凈利潤36億元。
不過,今天的百利天恒仍要居安思危。
招股書顯示,截至2024年9月30日,百利天恒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50億元。這個數字并不富裕。做一個粗略對比,前不久同樣赴港二次上市的“老大哥”恒瑞醫藥賬面還躺著兩百多億元現金,更不用提輝瑞、BMS等國際巨頭。
朱義很清楚資本儲備的重要性。
近期接受采訪時,有媒體問到:“國內制藥企業要成為一家跨國藥企,除了全球研發、運營、商業化、供應等一體化能力,還需補齊什么?”
朱義說:“很多本土Pharma具備‘capability’,但沒有‘capacity’,而后者亟需資本助力,目前國內資本市場支持力度不夠,去海外資本市場獲資本支持又受到限制,在全球獲得資本的路徑比較遲緩。”
于是,2025年1月21日,百利天恒正式開啟港股IPO。而雙抗ADC藥物“黑馬”BL-B01D1,就是百利天恒此次赴港上市撬動投資者想象力的關鍵籌碼。
招股書提到,BL-B01D1是全球首創也是唯一進入臨床階段的靶向EGFR×HER3的雙抗ADC。這也是BMS愿意為之給出84億美元歷史高價的原因。
BL-B01D1的含金量
作為老牌仿制藥企業,百利天恒布局創新藥的動作在今天看來還很冒險。
2010年,國家衛生部七部門聯合印發《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工作規范》,提出實行以政府主導、以省(區、市)為單位的醫療機構網上藥品集中采購工作。
彼時,百利天恒已通過收購老牌國有制藥企業蜀樂藥業,在國內建立起完善的研產銷體系,凈現金流最高達上億元。
但朱義敏銳捕捉到,這項新政策會削薄仿制藥的利潤,便決定帶領公司入局創新藥。問題在于做什么藥?
2010年前后,中國創新藥研發的熱門靶向以EGFR、HER2、VEGF等傳統腫瘤靶點為主,多數企業選擇me-too或fast-follow策略,但導致靶點重復和適應癥重疊的現象比較突出。
但朱義另辟蹊徑,準備跳過從me-too到me-better、me-best、BIC、FIC的“漸進”路線,直接一步到位,攻克研發難度位于創新藥金字塔頂端的FIC藥物,且選擇已經坐了多年冷板凳的雙抗ADC藥物為研發對象。
很少有人做雙抗ADC不是因為不好,而是因為太難。
ADC(Antibody-Drug Conjugates)藥物是一種抗癌藥物。通俗來看,傳統的抗癌藥物治療過程是“無差別攻擊”,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健康細胞;而ADC藥物勝在“指哪打哪”,可針對特定癌細胞精準出擊,因此也被稱為“靶向化療”或“生物導彈”。
ADC藥物還根據靶向的靶點數目分為單抗、雙抗、多抗多種分類。抗體數目越多,療效越廣泛,但研發難度也更高。早期ADC藥物(如Mylotarg)在臨床試驗中出現了嚴重的副作用,導致其在2010年被撤市。
但朱義堅定認為,百利天恒要做ADC。原因很簡單,從原理上說,ADC對癌細胞殺傷力更強,抗癌效果更好。
“那個時候選擇布局ADC項目,我們的策略不是基于賽道火不火,而是從科學和腫瘤生物學的底層邏輯出發,我們發現免疫治療藥物殺傷力還不夠,比如PD-1單藥治療時ORR并不高。這類藥物只是讓受到抑制的免疫功能恢復正常,從而具有一定的抗腫瘤效應,而不是把免疫系統激發到更高的攻擊狀態。”朱義曾表示。
更冒險的是,朱義直接從雙抗ADC做起,并選擇攻克EGFR、HER3兩個靶點,這讓研發工作難上加難。
首先在公司內部遇到了阻力,一眾科學家們認為單抗ADC毒性問題都沒有解決,為什么要做雙抗?更不用說HER3靶點一度被認為是最難啃的骨頭,數十年來,諾華、羅氏等國際巨頭均躍躍欲試,但都在HER3上跌了跟頭。
但朱義依然決定要從零開始,從靶點發現,靶點確認,抗體發現,藥理藥效研究,到整個ADC偶聯工藝開發全部自己做。
2023年6月,百利天恒在ASCO會上匯報BL-B01D1的首個人體臨床I期研究數據。BL-B01D1是一款可同時靶向EGFR和HER3的雙抗ADC藥物。結果顯示,在可進行療效評估的139例患者中,中位隨訪4.1個月時,整體ORR(Objective Response Rate,客觀緩解率)為45.3%,其中EGFR突變型NSCLC的ORR達到63.2%、EGFR野生型NSCLC患者的ORR為44.9%、NPC患者的為53.6%。
數據一出,百利天恒一鳴驚人,營收TOP10的跨國藥企中,曾有8家向百利天恒伸出橄欖枝。
BL-B01D1在這么快的時間內做出成績,和朱義的戰略選擇有很大關系。
海內海外雙循環
百利天恒的創新藥研發幾乎和出海布局同時進行。和新藥研發一樣,百利天恒出海的步子也相對“激進”。
今天的時代語境下,所謂“出海”,早已不再是單薄的貿易鏈接,而要真正扎根本土,從技術、產品、組織、文化、商業模式等方面全面融入當地商業生態。
在這一點上,朱義思路也頗為超前。早在2014年,百利天恒就在北美建立全資子公司西雅圖免疫 (Systimmune)。
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于有出海計劃的中國創新藥企業而言,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是常見策略,但部分企業基于成本或戰略考量,傾向于將子公司職能聚焦于合規或BD需求,而非重點布局本地研發。
但朱義到美國調研后發現,真正的創新總是稀缺的,無論是哪個行業或領域。即使在美國,大部分創新也屬于“微創新”。因此,百利天恒一開始就將Systimmune定位為美國研發中心,要做0-1的創新。
為此,朱義曾親自到美國招人。
2014年前后,正值美國生物醫藥的寒冬,安進、BMS、輝瑞等跨國巨頭均大幅裁員,市場上突然多出幾千名科學家的建立,朱義將珍珠一粒粒收集,用半年時間找齊了掌握抗體發現、抗體工程、評估等核心技術的科學家。朱義一度感慨:“要不是(美國)生物醫藥行業寒冬我招不到人。”
此后,Systimmune聚焦腫瘤類藥物研發,逐步建立起針對單克隆抗體、雙特異性抗體、多特異性抗體、ADC和融合蛋白等的技術平臺。
同時,百利天恒在國內成立多特生物,作為國內研發中心,和西雅圖免疫形成呼應。西雅圖免疫創新能力強,主要負責“0”到“1”,做前端創新;國內則完成“1”到“N”的部分,因為國內研發效率高。西雅圖團隊將早期研發數據反饋給國內團隊,用于后續的臨床前和臨床研究。國內團隊在后續研發過程中積累的臨床測試數據,又反饋給西雅圖團隊,用于進一步的技術迭代和創新。
就在2月8日,百利天恒又傳出好消息。其開發的四特異性結構的“靶向免疫”抗體藥物GNC-038,成為全球首個進入臨床的四抗藥物。
朱義的“鐵手腕”
就像SpaceX、特斯拉離不開馬斯克,恒瑞醫藥離不開孫飄揚一樣,今天的百利天恒同樣離不開朱義。
朱義曾從自己教育背景出發,解釋過自己執著做ADC藥物的決策邏輯:
- “百利天恒做ADC和我的教育背景有很大關系,我本科學的是無線電,碩士學的是生物物理,博士讀的是金融。學金融告訴我掙錢很重要,我覺得腫瘤領域肯定能夠掙大錢;碩士學生物物理,讓我對腫瘤生物學有了很好的理解,包括對抗體類的藥物、蛋白質有了很好的理解。
- 無線電物理專業有一個課程是做雷達,怎么引導導彈進行攻擊,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核導彈。當時做藥物研發,腫瘤是一個類器官的組織,所以對它的攻擊,要進行大規模殺傷,就像核導彈一樣。核導彈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叫靶向器,一部分叫效應器,中間有個連器和釋放器,其實ADC就是這樣一類‘武器’,攻擊的目標就是腫瘤。
- 所以從攻擊腫瘤這種類組織進行大規模殺傷的角度看,ADC是最好的一類武器。效應器可以是毒素,也可以是現在的核藥,也可以是其他的效應器,比如T細胞。
- 人類進化的億萬年間,已經在人體上進化出了能夠很好地靶向很多組織細胞表面靶點的靶向器一一抗體,包括靶向腫瘤細胞表面的靶點,關鍵在于我們如何高效利用。所以發展這類型的藥物,其實是基于這些背后的底層邏輯。”
不過,盡管有充分的理論論證過程,但真正的藥物研發往往帶有一定“玄學”色彩,“10年花費10億美元”的“雙十定律”在全球藥企頭頂籠罩多年,大把專家、大筆資金投入數年,最終換來一場空的失敗故事屢見不鮮。
百利天恒用十年時間交出了BL-B01D1這份答卷,難免有運氣成分,但偉大無法被計劃,真正的成功往往充滿偶然。
朱義或許就是百利天恒各個決策背后最大的偶然因素。朱義身上有一股“狠勁”,要么不做,要做就一步到位,并且每一步都有明確指向。
這一點在2017年接觸奧博資本時就有體現。
奧博資本是美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大的風投機構,朱義希望借助奧博的號召力,幫百利天恒在美國打開影響力。“我們當時在美國招科學家面臨比較尷尬的情況,每一個科學家看到我們是來自中國的企業,都會問我們到底是要做仿制藥還是做創新藥?但自從奧博資本進來后,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有奧博在,科學家也會覺得資金上沒有問題。”
即使面對BMS這樣強勢的國際巨頭,朱義也不怯場。
在和BMS談判前,朱義就定下一條原則,不接受“地板價”“掃貨價”,要按照正常的國際行業慣例來談,交易量幾何模式參照日本藥企第一三共和阿斯利康的合作,合作雙方共同開發、共同商業化——中國藥企和國際巨頭的談判還沒有這樣的合作先例,朱義請來的律師一度不敢在談判桌上提出這個并不逾矩的訴求。
畢竟天平兩端力量過于懸殊,一方是從仿制藥轉型而來、尚且初出茅廬的創新藥“新秀”,一方是營收達到全球TOP10的跨國制藥巨頭,誰來掌握話語權似乎顯而易見。
但朱義不退讓。他讓律師當翻譯,自己坐上了談判桌,并用BL-B01D1的臨床數據作為最后的籌碼。正式簽約前,百利天恒向BMS展示了800多名患者的數據,這是ADC歷史交易中單個項目所提供的最大數據集,最終讓BMS接受了共同開發、共同商業化的條件。
朱義更大的野心在于,讓中國的FIC創新藥能坐上全球創新藥研發的牌桌。
相比84億美元的交付金額,朱義更希望得到BMS的研發和商業化經驗,和BMS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最終讓百利天恒成長為BMS一樣的跨國制藥巨頭。
不過,所有的野心與期望,都落在仍在三期臨床測試階段的BL-B01D1和即將進入臨床測試的GNC-038身上。BL-B01D1最終能否順利上市,以及實際的上市表現都牽連著百利天恒之后的生命線。這場創新藥“爽劇”能否有完美結局,還需要由市場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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