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老螞蟻

口述人：程峙（1922—2019）

訪談人員：薛剛、王立軍

程峙老兵口述歷史上一篇中講了他經歷南京保衛戰，靠蘆葦編成的排子渡過長江，逃過日本鬼子屠殺的驚險經歷。本篇接著講他后來的苦難歷程。

九、狼狽逃命回家

這時我身上揣得有五塊多錢。他們兩個都沒有錢，平時他們又抽煙，花錢多，還要往家里寄錢。我花不了多少錢，所以身上還剩有五塊多。

他們第一句話就說：“哎呀，這里有煙賣！”他們說沒有錢，我說我有，給他們一個人買了一包紅錫包牌香煙。那時候就抽紅錫包煙，十根，一個人一包，他們高興得很。我們又在車站買了胡辣湯、燒餅，吃飽了以后還是坐這列火車，到鄭州轉車，一路顛簸回到了武漢。

火車快到武漢時，胡星禮說：“我們這一身破破爛爛的，怎么見人啊？比要飯的都差勁。”他說他家在日租界不遠，那里有個澡堂，他叫我寫個條子，拿到洗澡堂，讓澡堂服務員回去找他的幺爸。他家有自己的私包車，他幺爸就會帶來兩個私包車，把長袍、大褂給我們拿來，我們就可以換裝了。

火車到了劉家廟的江岸車站，我的小舅和外婆，就住在江岸草街90號，他們還在那里。我說我有個舅舅在這里，我就先回我舅舅那里去。

我回到了舅舅家，外婆一看到我，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他們說，南京死那么多人，當官的都回來了，一問我，都說不知道，以為我死了。

見了外婆以后，我說要回去看看我祖父。這樣我回到了孝感翟家灣祖父那里。祖父也以為我死了，看到我平安回來，祖父高興地說：“你不要出去了，你這個命啊，活得不簡單，何必去當兵？我供你繼續讀書，你長大了可以教書。”

無論祖父怎么勸說，我都不干。那個時候我會開車了，眼光不一樣了，對農村看不起了。我覺得私塾里的那些四書五經、幼學什么的，讀了也是囫圇吞棗，沒有什么文化水平。

十、回部隊重操舊業

三天后我跟祖父講，我要回漢口去看看。我就離開祖父了,又到了漢口。我一到漢口，就去姨夫家。部隊的連長、排長，都在我姨夫那里。這時候見面，他們很尷尬。南京危急時，他們連招呼都沒有打，悄悄地走了。這些人本質就是那樣，只想著升官發財。

他們問我還到不到部隊去？我說我沒路走了，我還去。這樣子又跟著他們一起到了湘潭。

到了湘潭后，1938年初，我們原部隊改編為200師1150團，團長胡獻群，我們是第1營。200師師長是杜聿明，副師長邱清泉。

南京失守，部隊的戰車和坦克都丟了，國民政府又購買了意大利、法國，還有蘇聯的戰車裝備。蘇聯坦克九噸半重，還有一噸半的意大利菲爾特等等，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生產的小坦克。我開過的水陸兩用坦克，就是由長沙一直開到湘潭。

在湘潭集中后，部隊開始學開坦克，有專門的教練和教練場，大家輪流開。我學的是英國履帶坦克叫威克斯，學習起來很快很容易。部隊征求我的意見，開坦克還是開汽車，我說我開汽車吧。我調到汽車排開汽車了。

這支機械化部隊在湘潭整訓了一年多時間，然后參加信陽保衛戰。我也參加了戰斗。我在第7連補給排，開著德國奔馳汽車，往前方運送補給。奔馳的這種汽車既能拉人也能拉坦克，小型的，三噸水陸兩用的那種，把貨箱板兩邊撤掉，只要底盤，坦克車開上去。從陜西運到成都，就是我們那個汽車運的，我運了好幾次。

十一、傷寒大病難愈

就在信陽戰事吃緊的時候，我得了一場重病，患上了傷寒細菌病。全連很多人都感染了。我病得很厲害，發高燒，昏迷不醒，住進了醫院。

我醒來的時候在火車上，把我拉去武漢，這一列車全是傷員。這時武漢周邊也吃緊了，武漢的醫院不敢接收。這列火車就一直停在武昌大智門火車站，醫院負責人跟我們打招呼，說他不接收。

醫院不接收，我們就下不了車，他們就把我擺在火車廁所外面。

日本飛機轟炸武漢，把我炸醒了，我想站起來，但腳下全是傷員，根本站不起身。一個傷員說：“我沒有辦法，沒有鋪蓋，天氣這樣冷，我只能在你腳底下暖和一下。”

我每說一句話都很吃力，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清楚，只好隨他了。隔了一會兒他把鋪蓋拉過去了。火車上賣開水的小男孩，他夾著一個水壺。我叫他：“來來來，讓我喝。”那一壺水大概五六斤吧，我喝了個精光。但我沒有錢。小孩說：“我媽媽還在等我，把水賣了，她買米煮稀飯。”

我實在沒辦法，只好把身上第5軍短袖運動服脫下來，說：“你拿去賣，可以賣幾毛錢，去買點米吧。”小孩不要衣服，邊哭邊提著水壺走了。我很內疚，很難過，但沒有錢，怎么辦？

（2017年9月19日接受訪談時的程峙）

我們只有原車返回信陽。途中日本飛機追著火車跑，一會兒來轟炸，一會來掃射。列車長一看不行，就把車往鐵軌上一停，拉響警報。警報一響，一列車傷病員都跑光了，只剩我一個。我跑不動，只有聽天由命。

不曉得走了多久才到信陽，車站鐵軌被炸翻了，火車進不了站。我只好下車，想辦法回醫院去。千辛萬苦回到醫院，才知道醫院也被炸了，炸成了火海。

日軍飛機把整個信陽城炸成一片廢墟。胳膊、大腿零星散落地上，一片慘象；每一處房子都在燃燒。我現在回憶起來，仍然感覺非常凄涼。

我不曉得怎么辦，只好到原來部隊住的地方去碰碰運氣。幾里路，我走了一兩個鐘頭。來到駐地一看，空無一人。我問路旁一個老太太。她說昨天晚上聽到車子響，今天早上就沒有人了，也沒有車了。我問到哪里去了？她說不知道。

我心里那個難受啊！我才十幾歲，難道就要這樣死了？

沒有辦法，我只好拄著木棍，折回信陽城里。好不容易回到信陽，天快黑了，我突然看到一輛200師的車子，正是我原來開過的那輛車。門徽我一眼就認出來，是我們200師的專用車門徽。

我趕緊走過去仔細一看：是營部的車子，他們正在廢墟里挑揀木材當柴火。我跑過去一看，都是我認識的人。

我病得很重，聲音很小，我對一個張副官說：“我是程漢鑫。”

“你是程小鬼啊！”他很驚喜。

我病得人整個脫相了。他說：“好!好!你回來就好!不怕，我們等會兒撿柴火燒鍋。回頭我們回營部要經過你們連上，捎上你。”

他叫兩個人把我牽過去，擺在擔架上，撿好柴火以后把我送到連上去了。這樣子我才活了下來。那時我死的心都有了，沒人管啊，誰管啊！

回到連部，原在南京當排長的錢勝江，現在當連長了。他派一個叫黃玉穎的女兵照顧我。她是高中生，我們一起當學兵的。錢連長指定她說：“你的任務就是照看他，他年齡小，不懂事，需要錢就找司務長借，有什么事就找我。”

黃玉穎照顧了我半年多，我們成了好朋友。

十二、趁機脫離部隊

不久部隊從信陽撤退到許昌，后來一直走到陜西。整個路程我都睡在車上，人快不行了，每天昏沉沉、迷迷糊糊的。

到了陜西西安的灞橋，部隊住在孫蔚如老家的村莊里。吃住問題解決后，部隊恢復了以往的訓練狀態。那時都是三操兩講，我一直病著，沒有出操，也沒有上課。

半年后，我們由灞橋搬到瓜洲村一帶，配合西安七分校教學、訓練。

1940年我們整個部隊又調到成都，我們連駐扎在北教場，還是配合軍校訓練，一直搞到1942年，我才離開這個部隊。那時候我當上排副了。

十三、押車重慶失敗

成都的店面都開放了。我窮害怕了，聽戰友講，開汽車來錢快。那會兒我年輕，又沒結婚，只想開車賺錢，把生活搞好，不愿意干裝甲兵。裝甲兵少尉才42塊錢，吃一包紅錫包的煙都得一塊幾，錢不夠用，我就不干了。

我想去借新車來開，想開車找錢吃飯。我脫離原部隊，跑到暫編汽車兵團，當上了汽車兵。

汽車兵是搞軍運的。汽車兵連連副叫馮玉蘭，原來是我們裝甲兵團里面的上士班長，我是中士。我們接到一個任務，押送十輛軍用吉普車去重慶。這些車都是美國造的，送到戰區當指揮車。

我和我們連副兩個人搭檔，連副負責帶隊，我負責押隊。我們連的汽車兵都很年輕，很多以前是裝甲兵或者炮兵，開新型的吉普車走崎嶇山路都沒有經驗。結果不但沒有按時交車，路上還事故不斷，故障連連。十輛車到了重慶時只剩下三輛完整的。

我是負責押車的，留在了貴陽。馮玉蘭跑回來對我說：“我們要遭進監獄，十個車子翻了七個，交通司都曉得了。”我說：“我不坐這個牢，大不了不干了。”結果他被抓去坐牢了，聽說最后死在牢里。我跑到成都的航空委員會里，開小車去了。

十四、轉投汽車兵團

我那時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只要有個能混飯吃的地方就行。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在成都的參謀學校，在新南門。我前前后后在那里干了一年左右，又回到汽車兵連。因為原裝甲兵里面有個排長叫王家華，他此時是汽車兵連的連長。他叫我去幫他。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既然有這樣的關系，我就由成都一下子跑到昆明去了。

以后暫編汽車兵團改為汽車兵13團，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整個團調到西北。到了西北后王家華非要我當排副，我當了幾個月，真的不想再干了。國民黨軍隊里官階界限很厲害，我又不是黃埔出來的，有時候軍餉也發不下來，大家都靠掙外快維持生活，這樣的日子很沒有意思。所以，我借機請個短假離開了部隊，再也沒回去。

十五、總得貴人相助

1948年我回到成都閑居。到了1949年，一個原來在南京的同事，也是當勤務兵的，叫尹偉忠，他在重慶第四補給區當汽車動力連連長。他給我寫信說：“你來協助我吧。”

這時我成了家，我妻子是我在新南門航空委員會開車時，別人介紹我們認識的。那時她叔爺在新南門附近開了一家茶館，她在那里幫忙。她比我小兩歲半，我們1946年在成都結婚。

正巧此時我妻子生第二個孩子，難產，我耽誤很長時間才到重慶，找到尹偉忠。尹偉忠說：“哎呀,你來晚了！排長啊、連副很多缺都補齊了。你要么跟我當司務長吧？”我說：“司務長這個干不來了。”

他叫勤務兵給我端點米來，拿點錢來，按月送到我家里。我說：“這算啥子哎？”我沒有接受。

有一個原來在航空委員會開車的同事，自己開了一家商車行，當了老板。他看到我有困難，主動把他準備結婚的房子讓給我住，我正好借這個時機，等我弟弟來重慶。

我從南京跑回老家后，弟弟一直纏著我，要跟我一起當兵。我沒有同意。我回武漢后的第三天，弟弟就離家出走了，一個人跑到外面流浪，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回到武漢二姨夫家里。

我在重慶后，二姨夫勸弟弟到重慶來投奔我。他們以為我是開車行的大老板哪。弟弟到了重慶，我只好把他安排到了尹偉忠的連里當了一名上士。后來他參加了解放軍，參加進藏，還入了黨。

十六、脫籍部隊求生

1949年重慶解放，到1950年8月份，我遇到原來在汽車兵13團一起開車的山東人邵華，他此時已經是解放軍的一員了。這次他們部隊由西北進軍西南，他來到成都。一天，我們在走馬街碰到了。他得知我賦閑在家沒有工作，也沒有生活來源，就給了我五元錢，讓我和妻子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

結果搞了幾個月還是沒有搞下去，又失去了生活來源。邵華又找到我說：“錢不錢的無所謂，我們有兩年多沒有見面了，我不知道這兩年里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困難。”好像是考驗我的意思。

之后他把我正式介紹到十八采購站當駕駛員。當時采購站里有兩部老式日本汽車，我們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修理，可以上路了。這時邵華征求我的意見：如果這兩部車算公家的名義，駕駛員可以穿上軍裝按照軍人的供給制待遇；如果按照私人車輛，那就是商車待遇，工資可以高一點。

我考慮到家里老婆孩子，負擔很大，就選擇了商車待遇。

新中國成立前，我跟祖父在日租界看到“華人和狗禁止入內”大幅標語寫在那里。那時我十一二歲，就想：怎么把華人和狗并在一起說呢？感覺不是滋味。一個國家不強大，老百姓就要受罪，抬不起頭來。

我這一輩子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糊里糊涂的，為了吃飯去當兵，最后逐漸受到教育，慢慢成長，懂得一些事了。一個國家要富強，才不會像從前那樣任人羞辱。

（本文作者：北京老螞蟻 ，“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其傾心力作《這才是戰爭：抗美援朝（第一卷）敵我詳情及初戰》現已出版，獲得解放軍檔案館、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清華、北大、浙大、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國防科技大學等單位的肯定和訂購。后續各卷正努力寫作中。《這才是戰爭》和《這才是戰爭·將略》還有少量余書。有關信息敬請關注公眾號“這才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