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以前在看電視劇《解放》時,對豫東戰役前后,邱清泉和區壽年二人明爭暗斗的片段印象非常深刻。
二人同為兵團司令,又同是擔負重占開封任務的“救火隊長”,還有一點就是,二人身邊都有一位類似于“狗頭軍師”的忠實下屬。
這其中,隸屬區壽年第7兵團的第75師師長沈澄年是一位比較特殊的人。
眾所周知,區壽年是解放戰爭期間我軍俘虜的第一位國軍兵團司令長官,考慮到其往昔抗日功績,加之舅舅蔡廷鍇的出面溝通,區壽年并未進入功德林長期改造,而是在短暫的兩年學習改造后便回到廣州工作。
但讓人意外的是,一同被俘的沈澄年也沒有被當作戰犯關押,反而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后相繼擔任華北軍政大學戰術主任教員、南京軍事學院戰術組長等職務。
這樣的特殊經歷,放眼當時的一眾國軍將領而言是極為罕見的……
區壽年的一步步發跡,與舅舅蔡廷鍇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共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到參與“一·二八淞滬抗戰”,再到一年以后的十九路軍“福建事變”,二人的命運被緊密聯結在一起。
但也正因如此,區壽年的軍旅生涯伴隨著蔡廷鍇的幾經沉浮而此起彼伏。在蔡廷鍇被老蔣解除兵權后,區壽年也成了長期委身桂系的“冷板凳”角色。而他甘愿屈居人下,很大程度上也是為蔡廷鍇日后重新出山考慮。
抗戰勝利后,蔡廷鍇赴香港創辦民主運動陣營,曾隱晦地問及區壽年對參與民主運動的意愿。區壽年當時對他說了這樣一番肺腑之言:
1948年6月,為解開封之圍,老蔣任命區壽年為新組建的第7兵團司令官,但走馬上任不滿一個月的他,隨即成為我軍在豫東戰役中的“重量級”俘虜。
與區壽年的粵軍出身相比,沈澄年既是黃埔五期的嫡系出身,又算是與老蔣半個同鄉的浙江余姚人,從基礎條件來講無疑是高度吻合老蔣用人準則的。
但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沈澄年并未在老蔣的嫡系部隊中任過職。
北伐時期,沈澄年是投靠國民革命軍的原孫傳芳“五省聯軍”舊部,后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軍,下轄的兩個旅也被編為第1師、第2師。沈澄年從見習排長開始,歷任連長、營長,至1928年夏26軍縮編為第6師后擔任教導團長。
抗戰爆發后,第6師擴編為第75軍,沈澄年從補充第一旅副旅長一路升至第6師師長,直至1943年升任75軍副軍長。隨著解放戰爭的到來,75軍再度縮編為75師,沈澄年于1946年9月繼任師長一職。
單就個人縱向發展履歷看,沈澄年與區壽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交集,但要非說交集的話,其實也能勉強把二人拼湊到一起。
1941年3月,浙軍出身的周嵒升任六戰區第26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75軍、32軍,是時任第6師師長的沈澄年直屬上司。
不久后,因“通共”罪名被撤職查辦的區壽年從重慶陸大特別班結業后,被老蔣委任為第26集團軍副總司令,也算是沈澄年的直接一級領導。
尷尬的是,長期混跡于桂系軍隊中的區壽年在新的隊伍里沒有基礎,因此幾乎處于一種賦閑狀態,以至于時常同軟禁在恩施的廣東同鄉、原新四軍軍長葉挺打麻將消磨時光。
抗戰勝利后,老蔣以第26集團軍為主體成立了第六綏靖區,周嵒繼續擔任綏靖區司令,區壽年也照例出任綏靖區副司令。
之后的一段時期里,周嵒和區壽年相繼指揮部隊參與對中原解放區和鄂豫陜游擊區的“圍剿”作戰。沈澄年率領的整編75師也就成了與我軍對戰的“先鋒”。
實事求是的講,區壽年內心深處并不愿與我軍在戰場上刀兵相見。
一來是昔日參加南昌起義的歷史淵源,以及在抗戰時期頻頻接觸愛國進步人士帶來的思想轉變;
二來是老蔣排斥異己、反復無常的做派,讓長期處于“閑祺冷子”的區壽年心生厭倦,再加上蔡廷鍇高舉反蔣大旗在前,區壽年的內戰立場自然不會那么堅定。
1948年6月,第六綏靖區改編為國軍第7兵團,區壽年接替已過天命之年的周嵒出任兵團司令,沈澄年所率領的整編75師也由魯西南戰場回調,劃歸第七兵團戰斗序列中來。
只是,這樣看似正常的一次調動,背后卻又牽扯出了沈澄年與邱清泉的一段不太愉快的往事。
1946年9月,剛剛接任75師師長的沈澄年,隨即接到了被劃入王敬久所轄的整編第27軍戰斗序列的指令。一同劃歸王敬久指揮的,還有邱清泉率領的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第5軍。
之所以突然調沈澄年部隊加入,并非是老蔣這邊一時頭腦發熱。追根溯源,還是在此前的龍鳳之戰中,邱清泉與另一支王牌主力第11師師長胡璉結下了梁子。
此戰中,胡璉的整編第11師被中野圍困在張鳳集,形勢岌岌可危,而計劃增援的邱清泉第五軍則被阻于龍堌集一帶,身邊僅有的一個機動師被他用以護衛全軍安危,等于是放棄了救援胡璉的行動。
不出意外,戰后的邱清泉與胡璉鬧了矛盾,南京“國防部”索性將沈澄年的整編75師調入山東,替補胡璉第11師的作戰位置。
一開始邱清泉和沈澄年相處得的確還可以,但隨著劉鄧躍進大別山時發起的魯西南戰役開始,二人的矛盾也開始浮出水面了。
原本沈澄年率部駐扎曹縣至定陶一線,負責保護第五軍的后勤補給線,但在收到“國防部”關于微山湖一帶發現解放軍并迅速回防的指令后,沈澄年未向邱清泉通氣便奉指令行事。
在他看來,“國防部”調兵理論上要先經過邱清泉,至少也要將電文轉發給對方知會一聲,未曾想等邱清泉察覺異常,并派人去沈澄年防區視察時,對方早已無影無蹤。
一氣之下的邱清泉向南京“國防部”告了沈澄年擅自調動部隊的“御狀”,奈何沈澄年手中有“國防部”的詳細電令,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但縱使沈澄年感到委屈,邱清泉也依舊對他懷恨在心。
1948年6月,華野外線兵團發起豫東戰役,在占領河南首府開封后定下了吸引國軍周邊部隊救援,在運動中尋機殲敵的計劃。
令國軍上下始料未及的是,貪功冒進的邱清泉安然無恙,躊躇不前的區壽年反成了華野首選的圍殲目標。邱清泉和奉命增援的黃百韜使出了渾身解數,仍舊沒有將區壽年從包圍圈中救出來。
戰后得知區壽年和沈澄年雙雙被俘的邱清泉,以一種近乎冷嘲熱諷的語氣向身邊人訴說著:
當然,這些都是邱清泉“事后諸葛亮”的說辭,放在重占開封之初,想必他也很難預料到我軍的攻擊目標會是區壽年,恐怕還會為自己部隊接下來的多舛命運而擔憂……
或許正應了那句話老話“誰笑到最后,誰笑得最好”,邱清泉在淮海戰役的最后時刻被我軍擊斃,而沈澄年卻活到了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年頭,不能不說是一種命運的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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