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代，長安與洛陽是東亞大陸上兩顆璀璨的明珠，日本遣唐使來到這兩座城市時，他們被城市的繁華所震驚，善于學習的日本人，打算把長安與洛陽搬回老家。

當然，從城市規劃角度說，日本人并不是把兩座城市擠著擺在一起，而是仿照唐長安城復刻了一座“袖珍版”平安京。唐長安城東西長9.7公里，南北寬8.6公里，在當時的世界觀中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巨型城市；相比之下，平安京東西長4.6公里，南北寬5.2公里，每個邊長都是長安城的一半。正因如此，平安京的面積只是長安城的四分之一。

平安京條坊圖。原圖/山田邦和，來源/高橋昌明《古都京都》

城池雖小，但長安城的“條坊制”元素卻一點沒少。南北分為一條至九條，東西各有一坊至四坊；一條朱雀大路貫穿中央，北通平安宮（大內里），南達平安京大門——羅城門（電影《羅生門》之名便從此來）；東西兩市分列于東西二坊與七條的交匯處，東西兩寺則列于羅城門兩側。無論面積怎么縮小，但起碼的格局還是保留了下來，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游客一到京都，就總有種“夢回大唐”之感。

坐擁大唐之夢，日本平安時代初期的嵯峨天皇便有意附庸大唐風雅，以朱雀大路為分界，西側（右京）為“長安”，東側（左京）為“洛陽”。只可惜，因為日本人的選址水平并不高明，導致“長安”早早成為一片荒野，只有“洛陽”能以京都之名繼續吸引全世界游客觀覽。

為還原長安，建廢兩座都城

老實說，平安京并不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座“長安”。畢竟日本遣唐使早從唐初開始頻繁來訪，也早就想建設一座長安一樣的城市。但看見并不等于能建，日本為了更好地還原長安城，還建廢了兩座都城。

第一座“長安城”叫藤原京，原址位于目前奈良縣橿原市。676年，日本天武天皇剛剛即位5年，他有意仿效唐朝制度塑造中央集權制政府，下令建立配套工程，即建設一座“唐風”都城。都城建設在天武天皇本人去世以后一度停滯，最終在694年正式建成并遷都。這座都城存在期間，日本相繼頒布大寶律令等重要法令，是日本正式洗脫部落制聯盟色彩、走向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象征。

但有趣的是，天武天皇即位前，日本正與唐朝進行戰爭（白江口水戰即爆發于663年，13年前），所以這座城池并不完全借鑒唐長安城，而是直接依照《周禮》記載開始建設。根據《周禮·冬官考工記》記載，都城規模應為“九里四方”，都城道路應為“九條九軌”。藤原京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延展，都城規模被定為“十里四方”，道路定位“十條十軌”。最終，藤原京成為邊長5.3公里的正方形城市，而邊長1公里的正方形皇宮坐落于藤原京的正中心，一條寬24米的朱雀大路從皇宮一直延伸向南。

這座城市聽起來規模極大，但正因規模太大，藤原京并不適合奈良地區丘陵密布的地形。事實上，藤原京南側的七條至九條部分基本都位于丘陵之中，這使得城市的南大門——羅城門根本沒有修建，導致城池欠缺都城必要的城防設施，難以抵御盜賊入侵。更重要的是，南側丘陵、北部平原，這種地形導致南部平民區產生的排泄物會沿著河流排放到皇宮附近，這自然令人難以忍受。最終，該都城使用不到20年就遷都第二個“長安城”——平城京。

奈良丘陵。攝影/Joshua Daniels，來源/圖蟲創意

平城京即如今的奈良市。城池修建時，日本與唐朝的對立關系已經結束，日本也從《周禮》理想化都城轉向直接模仿更加現實的長安城。南北為一條至九條，共4.7公里，東西各分為一坊至四坊、總共4.3公里，皇宮（平城宮）位于城池最北側，可以看到，平城京已經體現出后來平安京的基本城市規劃模式。但有所區別的是，平城京西側斜坡地區還修建一座“外京”，“外京”的規模為（南北）南一條大路至五條大路、（東西）東五坊至東七坊。

與藤原京相比，平城京修建了完整的羅城門與更加寬闊的朱雀大道，城防體系完備，東西兩市、東西兩寺也修建起來，“長安城”風范初具。但奈良所處位置高低不平，仍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西大寺與東大寺所處位置并不對稱，再比如各條坊的建設主要依照地形而建，長短寬窄不一。

奈良市。攝影/無聊豬，來源/圖蟲創意

平城京的建設方式是“先街后屋”，意指先確定兩條街道中心點的距離是45丈（135米），之后根據街道寬窄再確定房屋用地面積。這就導致街道越寬、房屋面積就越小，客觀上導致私人居所與公共用地之間的矛盾。相比之下，第三座“長安城”——平安京的建設方式就更加科學，那就是先確定“町”的長寬各為40丈（120米），然后4町為1保，4保為1坊，全部為正方形。需要多大土地就直接累加多少正方形，如此一來無論街道寬窄如何，房屋面積都有一個確定數值，較好提升平安京的居住體驗。

當然，能直接累加正方形，也說明平安京所處地形都是平原。從現代地理測繪數據觀察，平安京南北海拔差距約40米，如按照南北全長5.2公里計算，那么坡度為0.08，是典型的平原地貌特征。能在如此寬闊的平原上建城，受到的限制自然小了許多，這也成就平安京的“小長安”地位。事實上遷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就描述過選址原因：“葛野（京都古地名）之地，山川秀麗，四方國人云集，乃交通水運便利之所。”

但需要注意，平安京并不是一座徹底完工的城市。794年遷都時，平安京實際上只建成了皇宮、朱雀大路與東西市、東西寺等主體建筑；到806年桓武天皇去世時，平安京東半部分、即“洛陽”東南部仍未完工，而西半部分、即“長安”的條坊制建設工程更是僅完工四分之一。隨著桓武天皇的去世，平安京修建工程也宣告中止，為“長安”沒落埋下隱患。

“長安”沒落：平安京重心東移

“予二十余年以來，歷見東西二京。西京人家漸稀，殆幾幽墟也。人者有去無來，屋者有壞無造。”

982年，著名文化人慶滋保胤《池亭記》記載了公元10世紀后期平安京西半部分的情況。剛剛過去200年，號稱“平安樂土”的平安京就已經毀壞大半，這又是為什么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平安京修建工程的不完整。如前所述，西京（右京）工程只完成的規劃的四分之一，其中西京的西南角，即八條四坊、九條三坊、九條四坊三塊土地甚至沒有開發地基。由于這三塊土地毗鄰京都西側重要的河流——桂川，適合種地，逐漸變為農田。

京都桂川。攝影/funkysoulman，來源/圖蟲創意

當然，即便如此，平安京剛剛建成時，也有一些貴族往右京方向遷居。比如《續日本后紀》承和四年（836）十一月廿四日的記錄就能證明：有一位“造酒司忌寸伊勢麻呂”遷居右京九條四坊?！凹纱纭毙赵谔煳涮旎蕰r代所制定的“八色姓”規范中排名第四，是相當程度的貴族。應該說，雖然這片土地的開發速度很慢，但隨著平安京市中心人口逐漸增加，也會有人為了圖清靜來到郊區居住。

但第二個原因，卻徹底打消了京都貴族向西遷徙的念頭。

第二個原因發生在《池亭記》成書前100年前左右。這一時期，京都降雨量大幅增加，根據古書記錄整理顯示，851年至900年的50年間有26次特大暴雨，這比起前一個50年（9次）和后一個50年（14次）都要多。連年連月的暴雨使得桂川泛濫，八條四坊、九條三坊、九條四坊三塊土地完全淪為沼澤，難以居住。而洪水退去后，肥沃的土壤更加適合耕作，于是進一步向農田轉化。

“長安”荒廢如此，人們自然更向“洛陽”聚集?！冻赝び洝吠瑯佑涊d，10世紀中葉的應和年間（961-964），東京（左京）四條以北地區“人無貴賤，多群集”，“高房門鄰門，小屋隔墻檐接檐”?！伴L安”遷出的大量名門望族開始在“洛陽”購置房產，拓寬自家門戶，兼并小門小戶。

甚至于天皇也開始偏離中心。976年，天皇內宮（內里）燒毀，圓融天皇搬到堀河院居住。堀河院位于左京三條二坊九町、十町，是當時太政大臣藤原兼通的宅邸，又氣派、又有煙火氣，圓融天皇非常喜歡這里，直接住了一年多。由于天皇選擇居住，原本的家主藤原氏就搬去別處，堀河院的原有建筑逐漸拆除，開始仿照天皇內宮的模式專門打造為天皇的專屬“外宅”（里內里）。

相比起來，傳統的天皇內宮有一大堆禮儀性質的建筑，而外宅都是生活建筑，生活起來實在太舒服了，后來的天皇干脆常住“外宅”，基本不回內宮。安元三年（1177）四月二十八日，平安京大火，京都皇宮（大內里）遭到毀滅性打擊，全部官僚機構與14座公卿宅邸遭到燒毀，此后便不再嘗試重建原有的京都皇宮，而是把“外宅”變成正式辦公機構。

熱衷于建設“外宅”的不僅是在任天皇，還有退休天皇，即“上皇”。日本政治發展到11世紀以后，官僚體系完全被藤原氏操縱，天皇逐漸被架空。正因如此，為了對抗藤原氏專權，也為了免除官僚體制的束縛，天皇常常選擇在剛剛成年之際就退位，讓自己年幼的孩子接任皇位，自己以“上皇”身份退居后院，繼續執政，是為“院政”。

既然要有一個遠離藤原氏的“后院”，從12世紀中期退位的白河上皇開始，上皇普遍離開傳統的平安京所在地，在平安京東側河流——鴨川東岸修建寺廟與“外宅”。從白河上皇開始到近衛天皇，五位天皇總計在二條大路東側的鴨川東岸修建六座寺廟，這六座寺廟均有“勝”字，因而被統稱為“六勝寺”；此外白河上皇還修建了蓮華藏院、法莊嚴院兩所寺院，作為自己的居所。上皇東遷，武士自然要跟著一起來；修建廟宇，市民也紛紛來祭祀與經商，沒過多久，鴨川對岸就與左京一樣繁華。這片由白河上皇開發的土地至今仍留下一條名為“白川通”的街道。

日本的鴨川。攝影/ZKX，來源/圖蟲創意

隨著武士的崛起與院政的勃興，新開拓的土地越來越多。到日本第一個幕府——鐮倉幕府建立前，鴨川東側已經出現多個上皇居所與武士機構。七條大路東側的鴨川東岸，建起了規模龐大的“法住寺殿”，供當時的后白河上皇居??；為了隨時配合上皇的舉動，五條大路東側的鴨川東岸也建立起“六波羅殿”，這里既是平氏一族的居所，也擔負著京都的警察職能。

經過數百年變遷，平安京“長安”部分已經逐漸弱化，成為荒廢之地；“洛陽”部分不僅逐漸發達起來，還帶動了原來不屬于平安京的鴨川東岸一同崛起。如此一來，“平安京”的名稱逐漸從記載中消失，時人開始單獨用“洛”一個字形容京都。

異樣重生：平安京的毀滅與重建

京都一直流傳著一則趣聞：在日本其他地方，提起“上次戰爭”，基本都是在說太平洋戰爭；但由于京都在二戰之中免于美軍轟炸，所以提起“上次戰爭”，京都人的第一聯想是爆發于1467年至1478年的應仁之亂。

如果說天皇、上皇的各種“外宅”還僅僅可以看作皇族延展住所，那么應仁之亂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京都的格局。這起動亂中，日本第二個幕府——室町幕府分裂為東軍、西軍兩大陣營，相互攻殺十年才算完事。但如果雙方僅僅是打仗還好，由于京都街巷窄小，不利于武士作戰，房屋又大多是木質為主，所以東西軍在京都的戰役大多以“燒”的形式完成：打不過不要緊，大可以把對手的陣營燒掉。

只不過，火一旦燒起來，就不一定會燒到哪里。經歷應仁之亂后，京都“二條以北，北山東西皆燒為荒原，少有幸存之處，唯有（室町幕府）將軍御所?！闭莆铡盁钡募寄芤院?，日本盜賊紛紛化裝成士兵，前往京都各平民家中燒殺搶掠，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京都反復經歷燒毀、戰亂與重建，原有的住宅與條坊制格局幾乎完全被打破，京都從一個條坊制格局的大城市變成了兩個幾乎沒有連接的小型城市（上京、下京）。某種意義上說，京都即便還留有一點大唐之風，也在應仁之亂后漫長的戰國時代里化為灰燼。

戰國時代京都市街道圖。原圖/高橋康夫，來源/高橋昌明《古都京都》。圖中，不規則黑線的內部是當時京都居民的實際活動范圍。北側被稱為“上京”，南側為“下京”，兩城事實上通過一條細長的“室町路”連接

當然，隨著戰國時代逐漸結束，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著名的日本統治者也對京都進行了反復的重建與復原。但重建工作并不是按照平安京的原貌開展，而是盡可能恢復舊有遺跡。這就導致當今京都有很多地段與平安京時期出入很大。

首先是皇宮。平安京時代的皇宮（大內里）已經不復往日繁華，因而豐臣秀吉在舊皇宮（大內里）原址東北角建設著名的聚樂第，作為武家政權的新據點。天皇則被安置在室町幕府時期天皇位于鴨川西北岸的“外宅”，即如今的京都御所（內里）。這也奠定了如今京都御所及附近街道的基本格局。

既然不需要復建平安京時代的皇宮，自然也不需要重建平安京的朱雀大路與羅城門。經歷數百年荒廢與戰亂，原本寬達82米的朱雀大路早已變成窄小的“千本通”，已經失去了擴建的意義，于是，豐臣秀吉就把這條路一直留存至今。如今前往京都，站在羅城門遺址向北看去，唯一的建筑只有京都鐵路車站，這座象征新的歷史時期到來的車站把原本的朱雀大路攔腰斬斷。

豐臣秀吉雕塑。攝影/beibaoke，來源/圖蟲創意

其次就是五條大橋的建設。豐臣秀吉政權雖然建了“五條大橋”，但其實際位置卻是六條坊門路，這個規劃導致原本的五條大路變成“松原通”（松原大路），也導致現代京都幾乎沒有“六條”這個地名。筆者曾在京都探訪“六條通”（六條大路）之所在，最終發現這條街道已經變成河原町五條南側的一條完全不起眼的斜街，而且僅僅延伸數百米就成了斷頭路。

另外就是打破“町”原有格局。如今去京都游覽，其實很少能見到正方形的町，更多是南北向長方形的町。其原因在于，豐臣秀吉重建京都過程中打破原有“町”的設計，在許多町的正中間再打通一條或兩條南北向的通道，以使京都各町難以團結一起，方便穩定統治。

本文經“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授權轉載，作者 ：蕭西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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