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在他們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將一個國家的制度區分為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和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兩種。他們認為，汲取性制度由于生產者激勵不足等原因會導致其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之下才能夠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分析有一個漏洞，他們的分析對于封閉經濟體的國家是成立的，但對于實行國際自由貿易的國家則不成立。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國家，在后工業時代和自由貿易（或低關稅）國際貿易體系下仍然可以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首先，我們需要拆分生產者激勵。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提出了生產者激勵的概念，但沒有進一步分析。按照經濟學傳統，可以把生產者進一步區分為投資者和勞動者。生產者激勵因而也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投資者激勵和勞動者激勵。當今世界經濟普遍進入后工業時代。在后工業時代，社會生產的各個環節均大量采用各種先進技術和設備，包括當下時興的數字化、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技術，甚至出現了機器代人、人工智能代人、黑燈工廠等趨勢。各種先進技術的采用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生產規模的最主要推動力。而先進技術采用的廣度和深度均取決于投資者。因此，在后工業時代，投資者激勵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要遠遠大于勞動者激勵。

其次，我們再拆分汲取性制度的汲取對象。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只是籠統地指出了汲取性制度過度汲取社會資源，但沒有說明向誰汲取。我們沿著把生產者分為投資者和勞動者的思路，可以進一步把汲取社會資源也分為向投資者汲取和向勞動者汲取兩種。在利潤的驅動之下，投資者資源（資金）除少部分用于自我消費外，絕大部分將用于擴大再生產，即提高先進技術采用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投資者資源被過度汲取，就會延緩、降低先進技術的采用，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甚至衰退。勞動者資源（資金）主要用于自我消費，包括更富足的生活和生育撫養子女等。如果勞動者資源被過度汲取，勞動者自身的生活水準和生育撫養子女的水平都會下降。但后工業時代，在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先進技術投入的情況下，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大。

于是，我們就可以推導出后工業時代，汲取性制度經濟增長的途徑——向勞動者汲取、向投資者反哺，通過保持、甚至提高投資者激勵來實現經濟增長。向勞動者汲取的方式有：（1）低門檻值的個人收入所得稅；（2）高比例的勞動公積金制度；（3）普遍性的消費稅制度；（4）教育和醫療商業化；（5）房地產市場土地政府專營制度；（6）名目繁多的收費和罰款等。向投資者反哺的方式有：（1）投資減稅免稅；（2）廠房土地減租免租；（3）出口退稅；（4）產業專項補貼；（5）新技術采用補貼；（6）高失業率的勞動力市場等。通過向勞動者汲取、向投資者反哺，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國家一方面可以汲取到豐富的社會資源，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投資者激勵，雖然勞動者激勵受到了影響，但在各種先進技術源源不斷投入到企業生產的情況下，經濟不僅不會衰退反而會高速增長。

但是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這種向勞動者汲取、向投資者反哺的汲取性制度有一個內生的缺陷——它會導致國內消費市場需求不足。因為采取這種制度的經濟體，勞動者資源（資金）被過度汲取，國民總購買力遠小于本國企業生產的全部商品，這導致了國內消費市場需求不足，企業產品積壓。這個問題不解決，企業就會破產倒閉，經濟仍然無法持續增長。但由于勞動者被過度汲取，這個問題僅依靠內部是無解的。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國內無力購買的剩余商品全部出口到外國。采用向勞動者汲取、向投資者反哺的汲取性制度的國家，其生產商品的總成本中人工成本的總量和占比都比較低。再由于原材料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全球流動，全球商品總成本中原材料成本、資金成本（含設備折舊成本）是大致相當的。商品總成本中人工成本低的優勢將使得商品總成本也會大大低于其他國家生產同類商品的總成本。如果（出口商品總成本+海運成本+進口國關稅）仍然小于進口國自產商品總成本，那么采用這種汲取性制度國家的剩余商品就能成功出口到外國，從而解決本國消費市場不足、企業產品積壓的問題，就能維持本國的經濟增長。

如果正好有一個自由貿易或低關稅的國際貿易體系，那么采取這種汲取性制度國家的商品將會暢銷全球。商品暢銷進一步提高了投資者激勵，企業生產規模將進一步擴大、生產技術水平將進一步提高。企業生產規模擴大和生產技術水平提高又進一步降低了商品總成本，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國際市場份額。在這樣的正反饋循環下，采取這種汲取性制度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全球貿易大國和經濟大國，國家也會從海量出口貿易額中獲得巨量的外匯硬通貨，國家實力將變得非常強大。

可見，全球自由貿易或低關稅貿易體系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國家最主要的成功因素之一，當然這也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最主要的風險點之一。

為分析汲取性制度國家經濟增長的風險，可以做如下的思想實驗。假設A國是采取包容性制度的傳統經濟大國，由于包容性制度的特點，決定了其商品成本中的人工成本較高。假設C國是采取向勞動者汲取、向投資者反哺的汲取性制度的新興大國，也由于其汲取性制度的特點，決定了其商品成本中人工成本將大大低于A國。由于原材料成本、資金成本大體相當，同樣商品在C國生產的總成本就會大大低于在A國生產。在自由貿易或低關稅情況下，C國就會使A國形成巨額貿易逆差，A國國內原來的工業體系也會逐漸萎縮甚至消失。

A國第一波反擊的方法必然是對C國商品提高關稅。但如果A國還有B國、E國、D國、M國、Y國等自由貿易體系，那么C國只要與其他這些國家建立了自由貿易或低關稅貿易，C國商品就會繞道B國、E國、D國、M國、Y國等以轉口貿易或者貼牌生產等方式再次進入A國，還是會讓A國形成巨額貿易逆差，A國國內原來的工業體系仍然會逐漸萎縮甚至消失。

A國第二波反擊的方法必然是對所有國家的進口商品提高關稅。如果A國對所有國家商品的普遍關稅高到使（C國商品總成本+海運成本+轉口貿易成本+A國普遍關稅）大于在A國自行生產商品的總成本時，C國將無法再繼續向A國出口商品。C國商品無法出口到A國后，C國必然加大對全球其他國家的外貿出口，同樣道理會讓全球其他國家產生巨額貿易逆差，也同樣會使全球其他國家原來的工業體系逐漸萎縮甚至消失。全球其他國家也必然會學習A國的做法，對包括C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商品普遍提高關稅。關稅逐步泛化的結果可能是，全球所有國家對所有國家都恢復高關稅。至此，全球自由貿易或低關稅的貿易體系就可能會逐步瓦解，而采取汲取性制度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就會消失。

所以，各國以關稅為主要手段的貿易糾紛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因為全球自由貿易或低關稅體系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國家經濟能否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