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馬斯克領導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在官網上公開了聯邦機構的全維度數據：225萬公務員、2113億美元年薪資支出、平均年薪9.38萬美元、16436個辦公室……這場數據透明化運動被外界稱為“數字核彈”。

在馬斯克一貫的“第一性原理”思維下，這場行動不僅是技術官僚主義的解構，更可能成為美國聯邦政府自冷戰以來最大規模體制變革的導火索。

一次“透明暴力”的沖擊波

事實上，馬斯克的公開數據直指聯邦機構的三大矛盾：規模臃腫、效率黑洞與利益暗箱。

數據顯示，聯邦機構總數超過400個，僅2024年便有428個機構接受預算審批，而馬斯克曾多次主張將這一數字削減至99個。

此次公開的薪資明細中，年薪超20萬美元的高級公務員占比達12%，而基層崗位平均薪資僅為6.5萬美元，結構性失衡暴露無遺。更耐人尋味的是，部分機構的預算與職能嚴重脫鉤，例如某氣候顧問年薪高達18萬美元，卻長期遠程辦公——這一細節與馬斯克此前點名批評佩洛西侄女的案例遙相呼應。

根據DOGE此前計劃，已有7.5萬名聯邦雇員接受補償離職，裁員潮或從邊緣部門向核心領域蔓延。若薪資與績效掛鉤的“市場化評估”全面推行，高薪低效崗位可能首當其沖。而遠程辦公的35%公務員（約78萬人）是否會被強制返崗或優化，將成為下一階段焦點。

馬斯克的改革內核，是將其在商業領域驗證的“第一性原理”移植到公共治理中。他反復追問：“聯邦政府的‘第一性’是什么？”答案或許是“公共服務的最小必要單元”。

然而，這一邏輯的致命盲點在于：政府效率是否等同于企業利潤？當“公共服務”被簡化為“成本-收益模型”，弱勢群體的政策傾斜、長期科研投入等“非量化價值”是否會被誤傷？

讓真相在陽光下暴曬

數據公開的直接后果，是觸動了華盛頓根深蒂固的“旋轉門”利益鏈。

例如，某游說集團長期通過模糊預算條款為特定機構爭取超額撥款，而透明化數據使其操作無所遁形。與此同時，馬斯克與特朗普政府的緊密合作（如DOGE的2萬億美元開支削減計劃）引發民主黨強烈反彈，質疑其“假效率之名行政治清算”。

若績效導向的薪酬體系落地，聯邦機構可能分化出兩類群體：一類是適應高強度考核的“馬斯克式奮斗者”（DOGE招聘要求每周工作80小時），另一類則是傳統福利制度下的“體制留守者”。二者的對立或將重塑美國公務員文化。

數據的公開僅是開始，真正的難題在于如何定義“效率”

若裁員僅以人數和預算為標尺，可能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洲緊縮政策的覆轍——短期財政改善，長期公共服務退化。此外，馬斯克推崇的“零薪酬志愿顧問”模式（如DOGE招募無薪員工），是否會導致政策制定偏向資本利益，值得警惕。

當馬斯克以硅谷思維解構華盛頓，其結局可能兩極分化：要么如他暢想的“聯邦政府成為特斯拉式創新機器”，要么因忽視政治復雜性而引發系統性動蕩。唯一可確定的是，這場實驗將深刻改寫國家與公民的契約——在效率與公平的天平上，砝碼正悄然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