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了有力地打擊入侵之敵，方便統一部署，旋即在全國范圍內成立五大戰區：第一戰區作戰區域為河北、山東，任務是“近迫該當面之敵，實行柔性之攻擊，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戰區之作戰，得從容展布”；第二戰區作戰區域為山西、綏遠、察哈爾，任務是“打破敵軍慣用包圍行動之企圖，使其對我第一戰區不敢放膽實施正面之攻擊，同時牽制熱河以東地區之敵軍，使其對青島、淞滬之作戰，不能轉用兵力”；第三戰區作戰區域為浙江、江蘇，任務為“速將目下侵入淞滬之敵，陸海軍及其空軍的陸上根據地掃蕩撲滅，以準備敵軍再來時之應付。同時對于浙江沿海敵可登陸之地區，迅速構成據點式之陣地，阻止敵人登陸，或趁機殲滅之”。

第四戰區范圍為廣東、福建，任務是“對敵陸海空之擾亂，完成備戰態勢，防止日軍在防區登陸而展開新的戰場”；第五戰區范圍為為長江以北至黃河以南、安徽津浦路以東地區。任務為“根本打破敵軍登陸之企圖，縱使敵軍一部先行登陸，務必迅速圍而殲之，不使敵后續兵團借此為安全登陸之掩護”。

本來，這樣劃分可謂是任務區域明確，能精確打擊來犯之敵，然而，當時的國民黨部隊執行起來卻是差強人意，我們單一說第四戰區的防區，緊接著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僅僅10天，長驅200公里，南方重鎮廣州，幾乎在敵軍不費一彈、不折一兵地在無聲無息中淪陷。戰后，《救亡日報》有一篇記述了南戰場失守的情景，文中悲憤地責問：日軍在大亞灣登陸的時候，守軍統領究竟在哪里？他在做什么？該文在當時產生巨大的影響，直接導致文章的作者被追責：被撤銷職務遣散回家。此人便是當時擔任第四戰區政治部宣傳組的少校組員同時兼《救亡日報》的戰地記者的司馬文森。

司馬文森，原名何應泉，學名何章平，1916年出生于福建泉州鯉城區東門社區唐衙口巷3-1號一個并不富裕的家庭，他8歲進入東街土地巷袞繡小學讀書，僅讀了四五年的書，便由于家庭條件不允許，12歲時便跟隨族人南渡菲律賓，成為一名童工，在此期間，經常遭受資本家的欺壓與凌辱，備嘗艱辛。幾年之后，他回到家鄉重新讀書，因他學習勤奮，成績優異，由于闖蕩過南洋，他比多數同學們成熟許多，發表的不少對時局的見解引起了學校老師的關注，并受到先進組織的影響，這期間，他開始發表文藝作品，隨后加入先進組織，并一直從事文化宣傳工作，主編了一份名為《農民報》的報紙，經常以林娜等筆名在泉州一些報刊上發表文學作品和評論文章，向農民群眾宣傳革命思想。

司馬文森故居

后來，泉州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不得已之下，司馬文森只得轉移到上海，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他擔任組織干事，左聯的旗幟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魯迅先生，司馬文森主要負責暨南大學及江灣農民文藝學習小組。在此期間，他經常以耶戈為筆名在《申報》等刊物上，發表一些針砭時政和揭露社會現實的短篇小說，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為抗日救亡做宣傳和進行募捐活動，為堅守在四行倉庫的愛國軍士送醫藥和給養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司馬文森被組織派到第四戰區擔任少校職務，后因寫揭露第四戰區國軍抗戰不力的文章遭到撤職。

司馬文森不僅文章寫得好，指揮部隊打仗也非常出色，被人稱為文武全才，1944年春，日本大本營湊了大概 51 萬兵力，發起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役，瘋狂的日軍從鄭州、洛陽開打，一路打到廣西柳州，最后成功打通交通線，是役史稱“湘桂大撤退”，在正規軍一路向南的過程中，司馬文森在桂北融縣、羅城一帶與地方組織組建抗日青年挺進縱隊，他自己擔任政委，對日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其中，最出名的一役是六道坳襲擊戰，干掉數十名日軍。

這天下午3時許，一支300 多人的日軍隊伍，急急忙忙地先進在柳邕公路，事先知道日軍動向的司馬文森等指揮人員趕緊進行布局，在日軍必經之路六道坳設伏。此地兩山夾一路，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正是實施伏擊的絕佳之地。為了確保成功伏擊敵人，挺進隊的戰士們夜以繼日地進行準備工作，他們潛伏在公路兩側的高地上，為了怕走漏風聲，穿著農民的衣服以掩人耳目，輕機槍和三八大蓋被小心翼翼地藏在草叢中，隨時準備對敵人發起致命一擊。讓戰士們占據有利地形，或隱蔽于坑道中，或藏身于茂密的草叢里。他還特別調集了充足的彈藥，布置了輕重機槍火力點，確保一旦開戰能夠形成交叉火力，給予敵人最大殺傷。

此時，六道坳一片寂靜，薄霧籠罩著山谷，只有偶爾的鳥鳴打破了這份寧靜，挺進隊的前哨觀察員報告，日軍隊伍已經進入伏擊圈。這支日軍由約300人組成，裝備精良，有輕重機槍、迫擊炮等武器。他們似乎對即將面臨的危險毫無察覺，甚至有些士兵正在閑聊，顯得松懈而疲憊。等日軍隊伍全部進入時，只得指揮員一聲令下“給我狠狠打！”，密集的槍聲如雷鳴般響起。瞬間，各種機槍、步槍還有手榴彈，像雨點一樣朝著正在行進的日軍砸去，毫無防備日軍前隊倒下一片。

面對突如其來的襲擊，日軍立馬亂了套，一開始指揮也沒了，但慢慢地反過神來，畢竟是訓練有素的日軍，只見指揮官迅速做出反應，緊急命令部隊立即尋找掩護，并組織反擊。此時他們發現自己處于極為不利的地形中，兩側是陡峭的山坡，唯一的退路被挺進隊封鎖。挺進隊的第二波攻擊隨即展開，同時，正面突擊組開始向日軍陣地發起沖鋒，雙方很快陷入了激烈的近距離混戰，日本兵頭上戴著白巾，安上刺刀，想要突破挺進隊的包圍。一伙兇巴巴的日本兵舉著刺刀，嗷嗷大叫著往前爬，想搶占挺進隊的高處。挺進隊的輕重機槍馬上就開火了，在交叉火力的攻擊下，日本兵一個接一個地倒下，被機槍打倒在地。有的在懸崖峭壁邊急于逃命，發生推搡踩踏，不少士兵跌落懸崖，粉身碎骨，當地百姓還為此后來稱六道坳為“鬼子坳”。并刻石紀念這次戰斗。

傍晚時分，遭到伏擊的日軍使用野炮猛烈佯攻其他陣地，掩護部隊突圍，火力慢慢變弱，最終跳出伏擊圈狼狽逃走，戰斗終于結束，六道坳戰場上一片狼藉，到處是彈坑和尸體。挺進隊以傷亡30余人的代價，殲滅百多日軍，俘虜了9名日軍士兵。這場戰斗不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勝利，更是對日軍的沉重打擊，極大地鼓舞了當地軍民的抗戰信心。

由于其打擊日軍在當地影響很大，接著，司馬文森帶領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到桂北融縣、羅城一帶與地方黨組織組建抗日別動縱隊、《柳州日報》自衛隊，武裝隊伍人數越來越多，隊伍建立起來之后，人員和武器得到迅速發展，游擊戰爭也隨即打響。被人尊稱為一手拿筆一手拿槍的典范。這支部隊一直堅持到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

就在這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司馬文森兼任《柳州日報》特派員的時候，他認識了一名比自己小8歲的報社女記者雷維音，她原名雷懿翹，柳州融縣（今融安和融水）人，她不僅是個漂亮活潑的女子，還出身書香門第，曾在融縣讀書時深受先進思想的影響，投身于抗戰宣傳洪流，和同學們組織宣傳隊，演唱救亡歌曲等。

有一天，雷維音在外演出途中迎來命運的轉折，當時，她和同學們在船上練習演唱《救亡進行曲》，碰巧歌詞作者周鋼鳴（《救亡日報》采訪部主任）回羅城探親途中也乘坐該船。周鋼鳴指出她們演唱中的錯誤，然后與雷維音相識，并發展她為《救亡日報》通訊員，鼓勵她到桂林考入歐陽予倩領導的“廣西藝術館”藝術師資訓練班，還參加了中華全國抗敵救亡協會桂林分會舉辦的青年講習班及讀書會，由此結識了周鋼鳴的好朋友司馬文森。受司馬文森對革命理想、信仰的熱忱感召，雷維音也毅然投身革命事業。兩人結為革命伉儷，風雨同舟，相濡以沫。

八年全面抗戰時期，司馬文森亦文亦武，有四年軍旅生涯：軍隊、軍校、游擊區。他是抗戰文藝中心上海、廣州、桂林的文藝界抗敵協會核心成員，參與發起創建全國文藝通訊員總站、抗戰壁報總站。我國的文藝通訊員運動誕生于抗戰中的廣州，延伸到香港及東南亞;新中國成立后，很多報社都有自己的通訊員隊伍。

抗日戰爭全面勝利后，根據組織安排，司馬文森轉赴香港工作，相繼擔任文協港粵分會理事，香港文協常務理事，香港達德學院教授，民促會中央委員，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新中國剛剛成立之初，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民的選擇充滿敵意，在外交、經濟等各方面進行封鎖、圍堵，當時的香港成為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特別后來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香港也滯留一些國民黨的殘余部隊，還有一些特務之類，可以說斗爭是極其復雜的。

司馬文森不辱使命，他積極開始一系列工作，配合全國解放戰爭，開展革命文化運動，在香港各種報刊發表小說、報告文學、劇本、影評、政論文章數百篇（部），謳歌先進組織領導人，成為在港文化界的重要骨干。特別是任香港達德學院教授，這所先進組織創建的新型大學，以培養革命人才為宗旨，被譽為“南方的革命熔爐”，他主講的文化課，深受廣大師生的喜愛，鑒于他在文化宣傳與統戰工作，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貢獻。對此，1948年，著名詩人柳亞子為司馬文森題詩：“文化扶余/偉矣文生社，扶余霸業同；文章推司馬，意氣屬元龍；民眾翻身起 ，幼小革命雄；青年能韌造，影響到無窮。”1948年，著名作家郭沫若為他題詩是：“薰風解慍海之涯，任輦南來文毀家。后樂先憂吾豈敢 ，平生志趣在興華。”

1949年9月，司馬文森前往北平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并擔任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隨后出席了開國大典。開國大典后司馬文森有文章中寫道：解放后的北京城內，民眾皆沉浸于新中國成立所帶來的喜悅氛圍之中，慶祝活動接連不斷，舞會、游園會等系列活動接踵而至，舞會上，一位剃掉了留了10多年“苦難須”的老教授對眾人說：“我們的苦難沒有了，我還要它（指‘苦難須’）做什么！”一位70多歲的老戰士也踏入舞池，用雜亂的舞步跳起了交際舞。男女老少們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看到作家、工人、公務人員和教授們不分身份、不分階級、不分年齡地在共同慶祝。在這一舉國歡慶的時刻，人們仿佛暫時忘卻了自己的身份，忘卻了自己的年齡，忘卻了過去的“苦難”，只記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兒女，攜手向充滿希望的未來前進。

由于司馬文森在港連續刊登勝利的文章，對民眾影響很大，港英當局十分害怕，找了個所謂 “刊載煽動性文字”理由，對司馬文森等人非法逮捕，遞解出境。他的女兒隨后在一篇文章中記述：我當天因生病發燒和父母同宿，凌晨被劇烈的打門聲驚醒。母親將一包資料藏在我枕頭下面，叮囑我不論發生什么事都要躺好，一動不動。那些軍警手持沖鋒槍，破門而入，翻箱倒柜，抄走父親的信件、照片、稿件等。父親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么理由逮捕人？”英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并強行將他帶走。當特務走進床邊，母親說孩子正在生病發燒，不能動她。

接著，軍警押著由羅湖附近小路遞解出境，下午到廣州。司馬文森在廣州立即召開新聞發布會，被驅離經過，強烈譴責港英政府的暴行。通過廣東人民廣播電臺控訴港英軍警迫害中國居民的罪行，義正辭嚴地說“離開是暫時的，我們一定要回來的”。同時，我外交部予以強烈反擊，向英國政府提出嚴正聲明，嚴正抗議港英當局連續逮捕、驅逐司馬文森的暴行。由于新中國的詞鋒犀利，強有力反擊，以及全國人民的支持，最后港英當局不得不取消所謂的“罪行”，可以說這是新中國首次對港英的外交博弈取得完勝。

隨后，司馬文森擔任作協會廣東分會執委、《作品》雜志主編、華南分局文委委員、中南文聯常務理事等職。1955年開始駐外后，任對外友協理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文化參贊，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司長，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是全國文代會第一、二、三屆代表。他從事文藝創作30多年，著述頗豐。他曾推動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第一個文化合作協定的簽訂及實施；并推動第一個中國與西歐國家——法國政府的文化交流計劃的簽訂實施，推動了兩國間新聞、廣播影視、科技等協定的簽訂，為我國文化外交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司馬文森忠誠剛毅、著作等身、抗戰時立下戰功，正是暗合中國傳統圣賢“立德、立言、立功”之畢生追求，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在外交領域闖出了一片天地，成為我國外交領域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然而，1966年開始了那特殊的年代，他因為所著長篇小說《風雨桐江》，該書描寫的是主力紅軍長征后東南沿海地區僑鄉人民對敵斗爭的動人事跡。本來是一部深受歡迎的作品，誰知被造反派在書中找到所謂的“罪狀”，當權的文革激進派把他召回國參加運動，并被扣上三條所謂的罪名，并受到人身迫害，1968年5月22日，含冤在辦公室離世，年僅52歲，生命的樂章戛然而止。二年后，上級為他平反并舉辦隆重的追悼大會，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司馬文森、雷維音夫婦共生育六個女兒，由于夫妻畢生忙于革命工作，他們與孩子是聚少離多，特別是他駐外擔任文化參贊時，遠在外國，不可能全部帶領孩子出去，所以他的兒則成為國內最早的“留守兒童”。當時國家規定兩年享有一次探親假，司馬文森在印度尼西亞工作7年，僅于1958年回國探親一次。但他沒有缺失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在駐外使館工作近10年的時間里，他給孩子們寫了數以百計的家信，他用他整個身心、用他全部熱情和愛在寫。

他的妻子雷維音撰文回憶：每逢有信使來，司馬文森都像是過節一樣高興。他常常是迫不及待地打開孩子們的信，情不自禁地念出聲來：哦，小蘭入團了！“祝賀你，孩子，愿你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小萌得了金質獎章，“很好，孩子，記住千萬不要驕傲!”小莘怎么不愛護眼睛，不分日夜看書？“孩子，這可不行。”……他為孩子們的點滴成績高興，又為她們的微小疏忽不安。10年中他始終堅持自己動手給孩子們回信，他常常是在一天緊張工作過后，還伏案疾書，直到深夜……他像孩子們的大朋友，和她們談思想、談學習、談工作，談生活；他把給孩子們寫信稱作“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盡管孩子們離開父親，大女兒照顧妹妹們，但六個孩子都秉承了他忠貞不屈、勇敢堅強、愛黨愛國的精神品格，女兒司馬小蘭回憶“父母親經常教導我們，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不能不懂政治。如果不關心政治，就會迷失發展的方向。有人變壞，被壞人利用了，就是因為不懂政治、沒有立場的緣故。掌握業務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加強政治思想鍛煉，必須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共產主義人民觀必須樹立，無產階級立場觀必須確立，這是根本的。”

在父母的正確引導下，司馬文森六個女兒后來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在各自的領域里作出了突出的成就，大女兒司馬小蘭為中國電影家協會的正譯審，獲得翻譯界最高職稱；二女兒司馬小萌是《北京晚報》高級記者、曾任北京市政協常委；三女兒司馬小莘曾任中央統戰部副處級干部，獲中央統戰部表彰；四女兒司馬小芹，曾任北京同仁醫院副主任醫師；五女兒司馬小維，長期致力于海外華文教育事業，被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授予“海外教師優秀獎”；學習音樂的老六司馬小加，是電影電視劇制片人、編劇，輔佐其丈夫——第五代著名導演吳子牛成就不菲業績。

俗話說，孩子是父母的影子。正如魯迅先生說“憐子如何不丈夫”，司馬文森深愛著他的孩子，他用自己的成就影響著后人，六個女兒隨著他的革命足跡出生成長，個個品學兼優、清高如彼，分別在翻譯界、新聞界、統戰工作、醫學界、海外華文教育及電影界取得卓越成就，詮釋了家風的力量與內涵，也體現了畢生投身熱愛的事業一位大丈夫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