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貓智深的時政記者讀經典系列。

過年期間貓智深讀了弗朗西斯·福山那本大名鼎鼎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在這本書中，福山論證了歷史的最終階段不是共產主義社會，而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

本書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本篇推文中，且讓貓智深同大家一起批判性的研讀該書。特此聲明，貓智深在許多地方并不認同該書。

一、

根據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網站，鄧小平曾說過，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

與之對應，跟著蘇聯的國家都變得貧窮。

雖然如今中國的實力足以挑戰美國在的霸權地位，但誰也不可否認，中國的崛起離不開美國開放市場和技術，尤其是被允許加入WTO。

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在1949年時生活水平大致相當。臺灣地區由于采取市場體制，它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8.7%，到1989年人均GDP已達到7500美元。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在同一年的人均GDP約為350美元。這還是已經改革開放了十年的數據。

中國經濟真正騰飛，是在加入WTO后，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商品可以全球賣了，自此有了巨大的發展動力。

根據張維迎的《中國經濟2025》的介紹：

加入WTO前夕，許多城市有大量下崗職工，許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這是1998年開始大學擴招的主要原因），四大國有銀行處于技術性破產的邊緣，資本充足率遠低于巴塞爾協議規定的國際標準。
而到2007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銀行。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普通人的錢包也鼓起來了！2000年，中國城市每100個家庭平均擁有0.5輛家用轎車，而到201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8.6輛，10年間增加了36倍。

眾所周知，國際貿易秩序是由歐美等實行資本主義制并自詡自由民主的國家主導的，他們為何會允許中國參與其中，坐視甚至幫助中國人富起來和強起來？

他們真那么好心？這個困擾無數愛國青年的難題，可以從弗朗西斯·福山那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找到答案。

福山認為，歷史的最終形態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而非共產主義社會。有兩個深層次動力將推動各個國家實行該制度：

1、科學的進步和產業的發展將引導各國走近該制度；（富起來后人們就想民主）

2、人類尋求承認的天性將引導各國使用該制度。（每個人都有“人人平等”的欲望）

歐美這些政客被福山這套理論忽悠瘸了，堅信中國富起來后就將自發選擇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因此至少沒有把我們踢出全球貿易系統。

二、

什么是民主?

福山給出的定義是：民主意味著所有公民都有權分享政治權力，變現為所有公民有投票和參與政治的權利。

福山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賦予人民普遍、平等的成人選舉權，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定期不記名的多黨選舉產生他們自己的政府，那這個國家就是民主國家。

（特別聲明：貓智深認為這就是妥妥的形式民主，這種民主很容易被操控的）

福山認為科學進步和產業發展將引導國家走向自由民主。

他的依據是，科技的進步將促進產業的發展，并不可逆地改變發展經濟的組織形式。國家開始工業化后，不僅僅把技術應用于生產，還將產生新的社會組織，促進社會分工。

比如，通訊和交通運輸方面的技術提升將促進道路建設、船舶和港口的發展，提高交通便利，

帶來該區域企業的市場擴張。工廠由此將擴大生產規模，進行更專業化的勞動，導致了進一步勞動分工，產生更多專業的人才。

因此，工業社會產生了大量高技能的和受過教育的工人、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等。福山認為，知識越多越不反動，教育最直接的作用是使人學會了自我思考，從而不會盲目服從權威，進而排斥專制，這些人將推動自由民主的發生。

另外，產業的不斷發展需要法律體系（如產權保護、契約自由）、開放市場和穩定的政治環境支撐，這些需求逐步導向自由民主制度（如法治、代議制政府）。

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各國為保持競爭力必須采納相似的制度框架（如專利法、教育體系），從而推動制度趨同。

在現實中產業的發展推動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例子很多，比如韓國、西班牙等。當今世界，除了如沙特阿拉伯等少數販賣資源的國家，以及如新加坡等體量太小城邦類國家，所有的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實行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無一例外。

三、

產業發展促進民主的正面案例大家都知道不少，因此貓智深想帶大家了解一些反面案例，即專制將阻礙產業發展。此前獨立研究員Kamil Galeev曾寫過一篇研究墨西哥黑幫和俄羅斯政壇的文章，說明了此現象

Kamil Galeev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墨西哥所有牛油果的生產都由黑幫控制。他質疑為什么經濟實力雄厚的黑幫不搞產業升級去生產智能手機，而只是搞牛油果、河沙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行業。

《絕命毒師》中的墨西哥黑幫

Kamil Galeev認為，當黑幫進入智能手機這類較復雜的領域后，他們要么搞不成，要么黑幫原本的組織形式和權力架構將發生改變，原有的老大將失去權力，黑幫也將變得不再是黑幫，而會越來越像企業。因為當黑幫開始研發制造智能手機后，將不得不雇用書呆子技術男，還得提拔這些人，而之后技術男們必將掌握權力。

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對一個組織的生存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進程，定義了這個組織將演化為什么樣子；如果有什么東西對生存很重要，那么提供這東西的人就能撬動權力，此前的大佬就會變得無足輕重。

這就是為什么許多老一代黑手黨后來演變成了其他組織的的原因。

因此，產業的升級會讓權力偏轉，它也是許多國家中權力結構演化的主因。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許多當權者會蓄意破壞經濟發展，至少也會遲滯新興經濟----太復雜了他們管理不了，且會讓權力結構向著不利于他們的方向改變。

四、

這個道理可以引申到俄羅斯的政治架構上，從而解釋為何而該國有深厚的理工學科基礎，如今卻幾乎出口不了任何有技術含量的商品：2024年俄羅斯的出口商品中，礦產品占了61%，金屬制品占14.5%，食品和農產品占10%，高科技產品幾乎沒有。

Kamil Galeev以克林姆林宮的權力核心為原點，畫了下面一張圖，表示各個行業的企業所有者離權力的遠近。其中，石油和天然氣是最沒技術含量的暴利行業，所以被普京的朋友們——最像黑手黨的利益集團所掌控；冶金行業稍微復雜，由跟普京關系稍顯疏遠的1990年代的老寡頭運營。

為什么老一代的油氣大亨被搜刮了，而冶金行業的那些老寡頭卻得以幸免，且在普京的整個統治時期都大體過得很滋潤呢？

答案是冶金對于普京的朋友們太復雜而沒法直接控制。他們放過冶金是因為他們太像黑手黨，運營不了這個行業。

Kamil Galeev認為，在如今的俄羅斯，越接近權力中心的人就越黑手黨，什么復雜的東西都管不了。這就是為什么最高層的利益集團拿走且只能拿走是油氣——那是他們不需要破壞就可以直接一把搶過來的東西。而葉利欽時代出身共青團的老寡頭們比現在這幫人強一些，他們還有運營冶金行業的能力。

而只有技術難度更高、競爭更激烈的機械行業，才輪得到跟根基淺薄的書呆子工程師們管理，他們在俄羅斯是統治階層很低的人。

復雜行業由十分弱小的利益集團運營的，這一點對理解俄羅斯的經濟前景很重要。上位者容忍書呆子技術男，只因為需要有人做事罷了，但他們會把這群可憐蟲榨干。

Kamil Galeev舉俄羅斯主要的鉀肥生產商Uralkali分析。考慮到它是采掘業，你覺得由誰控制？可以猜到，是由一個非常強大（并且能力低下）的利益集團控制的，差不多是教科書般的黑手黨了。

事實果然如此，該鉀肥生產商的主席是切梅佐夫---普京自1980年代以來的好哥們。在俄羅斯這種國家，能生產貿易出口商品的資源開采這門生意，就是牛油果和鉀肥這種，都是普京的好兄弟。

遵循同樣的道理，在不少南美洲、非洲國家，當權者不僅不推動產業升級，還會蓄意破壞經濟發展。因為他們的權力組織架構非常簡單粗暴，太復雜的生意他們管理不了，且會讓權力結構向著不利于他們的方向改變。如果允許掌握不了的行業富起來，新的利益集團必然要求重新分配權力，這是獨裁者不可接受的。

五、

科學的進步和產業的發展將引導不通國家走近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但僅僅是走近，而并不是進入。像越南、新加披等一些實行威權統治和市場經濟組合的國家，不僅產業得到發展，而且經濟增長的效率在一定階段甚至更高。

比如在軍政府時期的韓國，政府能夠通過禁止罷工、禁絕擴大工人消費和福利的言論來壓制增加工資的要求。與之相對，韓國在1987年向民主轉型之后，通過民主選舉新當選的政府，就不得不面對爆發的罷工潮和長期以來受到壓制的增加工資的要求，結果使韓國的勞動成本大幅度提高，競爭力下降。

因此福山認為，真正讓各國選擇該制度的是人類尋求承認的天性，即每個人都有“人人平等”的欲望。

人人平等的概念并不是自古以來的，在我們中國，如果西方的理念沒傳過來國，你到今天見到你們居委會主任都要跪下來先磕兩個頭。

就算你是官員，你給你們領導匯報工作前也要先磕幾個頭。

凡司屬官品級亞于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大明會典》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總結了黑格爾、尼采的觀點，認為每個人都有被承認的欲望。然而在古代，只有上等人得到承認，而大量的奴隸并沒有。

在原書中，福山用復雜又繁瑣的哲學推理來論證這一結論，再加上對本書并不流暢的翻譯，讓貓智深讀得欲生欲死。(出版社敢于出版此書已經足以讓貓智深欽佩了，但翻譯水平實在一言難盡）

且讓貓智深從進化心理學角度論證：

在早期人類社會，每個人在滿足了基本衣食和安全需求后，必然要索取其他人對自己能力的承認，因為只有這樣，該人才能獲得異性青睞，獲得繁殖的機會。如果他被認為比周邊人更優越，他將獲得基因更優越的異性。而沒有得到承認的個體，他們的基因都沒有傳承下去。

縱觀中國歷史，基因沒有得到傳承是大概率事件。根據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陳熙的論文《延續香火的理想與普遍絕嗣的現實-基于家譜的人口數據》，兩百多年前康熙年間的人只有13.61％在今天留下后代。

基因延續甚至對最低等級的生物都是最深刻的欲望，如果沒有這個欲望，該生物早就滅絕了。

對于人類，因此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在強烈吶喊：我要得到承認。但在人人平等的理念出現之前，只有少數的上等人得到承認，大量的下等人被認為“窮生奸計”，需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有沒有認真工作”。

福山認為，直到基督教的出現，才有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因為每個人都是上帝獨一無二的創造物，所以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國王并不比窮人“更平等”。

（佛教有沒有平等的理念我不想評論，建議大家關注一下和尚們有沒有養老金，以及年紀大了后寺廟怎么安頓他們）

因此，基督教一出世就被窮人們歡迎，最終憑著龐大的信眾基礎而獲得主流地位。

雖然基督教人人平等的天國并不在現世，但思想的種子被種下后，人們就想在現世中將它實現。

尤其是社會發展還造就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這些人學會了不同程度的獨立思考。他們在經濟上滿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獲得承認的欲望更加凸顯。

福山認為，在現代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每個人都得到承認了，這也是其最大優勢：

在美國、法國或者其他任何一個自由國家出生的孩子，無論他是貧是富和是何種族，只因出生于這些國家就會獲得某些公民權利。
這孩子對于他或她考慮的任何主題，都有權利有自己充滿激情的選擇(即對評價和價值表示自己的意見)，并且有權利盡可能廣泛地發表和傳播自己的意見。
當這個孩子成人后，他或她就有權利參與首先規定了這些權利的政府，對最為重大、最為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貢獻自己的想法。
這種參與可以表現為定期選舉的投票，或者更為積極主動的形式，即直接參與到政治過程中，比如競選某個職位，撰寫評論支持某個人或某個立場，或者在公共部門的官僚機構中任職。

福山把尋求承認的斗爭當作歷史前進的主要驅動力。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相對于其它制度最大限度實現了人人平等，因此，歷史進展到這里時就已終結，人類社會已經顯示了其最終形態。

六、

福山的理論非常危險！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切諾韋思（Erica Chenoweth）研究發現，只要一個國家3.5％的人民“上街”表達對制度的不滿，將沒有任何人、黨派和政府能阻擋體制的坍塌。

1986年時菲律賓的人口是5600萬，那一年超過全國家人口3.5％的人走上街頭，以和平抗議與祈禱的方式表達不滿。四天后，握著“槍桿子”的總統馬科斯（Marcos）宣告下臺。

2003年，格魯吉亞人民手拿鮮花包圍了議會大樓，在沒有流血沖突的玫瑰革命中推翻了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

玫瑰革命時，格魯吉亞人民手拿鮮花包圍了議會大樓

花朵在專制者眼中從此有了另外的含義

切諾韋思研究總結了1900年后的323起暴力及非暴力活動，他發現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是武裝運動的兩倍，有53%的非暴力運動導致了政治變革，而武裝運動則為26%。

非暴力運動明顯有更高的成功率，因為其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參加，參與人群更為廣泛，會嚴重擾亂正常的城市生活及社會運轉，因此更容易成功。

“如果一場運動在最高峰時能有3.5%的民眾參與，就沒有失敗的。”切諾韋思說。

這就是所謂的“3.5%定律”。

如果人們信了福山這套蠱惑人心的理論，當經濟下行時，人們會錯誤的歸結原因，對社會產生了不滿......

七、

對于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成功，甚至產生了菲律賓這種失敗典型的質疑，福山認為有兩種情況會導致轉型之后產生糟糕的民主政治。

其一是類似西班牙、葡萄牙這種封建社會秩序遺產濃厚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基層為傳統的“鄉賢”們所支配，他們常常是大地主而非企業家，并將嘗試利用自己的財富、人脈和已經掌握的權力來操控民主進程。

這導致了發生在菲律賓、秘魯等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場景：民主是腐敗的，一直在保護無能懶惰地主們的利益，必須將民主連根拔起。

第二種情況發生在俄羅斯、法國這種原本實行專制的國家。（幅員廣闊的國家在封建時期大多選擇專制，不然難以維持不分裂）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認為，當民主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時，運行得最好，也就是說，中央政府自然地從無數的地方政府機構和私人社團中產生，而這些機構正是自由和自制的“學校”。畢竟，民主是個自治的問題，如果人民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城鎮、公司、專業社團或大學，那他們就完全可能成功地管理好國家層面的事務。

在許多國家，民眾并沒有被打散稱“原子化”狀態，他們會參與行會、協會、家族等機構，參與博弈，從而先天就掌握一定的民主理念，學會民主規則。

而在法國、俄羅斯這些中央集權國家，強有力的君主制為了維護統治，會系統性消滅在君主和民眾之間的組織，讓每一個單獨的人成為沙粒，只得依附國家權威。

因此，這種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大多一波三折。俄羅斯發生了什么我不再贅言，而法國從路易十三時代到拿破侖時代也曲折不斷，血流成河。雖然有這些困難，但福山認為隨著社會發展各國終究會邁進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這一階段。

八、

常常有政府質疑自己的國民是否素質不足和社會結構不完善，以至于沒有能力自己做主。

國民黨時期的孫中山先生就認為中國必須經過軍政和訓政兩個階段后，就有能力實行憲政。其中軍政的時間是3年，訓政的時間是6年，經過這9年的學習后，中國人就有能力掌握憲政。

“從事革命者，于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孫中山 1923年1月29日

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西班牙的經濟發展計劃委員會委員勞尼諾·洛佩茲·羅多認為經濟發展程度跟人民的素質有強烈正相關，在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1970s）后，就側面證明了這個國家的人民有素質實行民主。

1974年，西班牙的人均GDP達到2446美元，該國隨后順利從佛朗哥的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

1970s的2000美元按照購買力相當于現在的14000美元到16000美元之間。西班牙這種歐洲三流國家，50年前的國民都如此富裕。。。

但也不是說窮國就不能搞民主，如今的越南至少比300年前乾隆時期的美利堅富裕。

附：

福山認為，在解決不同種族或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爭端時，民主也沒有什么特別的長處。

民族主權問題天然是不可妥協的，一塊土地要么屬于這個民族，要么屬于另一個民族--不是亞美尼亞人就是阿塞拜疆人，不是立陶宛人就是俄羅斯人。

不同的民族一旦在這樣的問題上產生沖突,就很難像處理經濟爭端那樣通過和平的民主妥協來彌合分歧。

因此福山認為蘇聯不可能既實行民主同時又保持統一，因此在實行民主后必然走向四分五裂。

但他又不得不承認美國卻沒有因民族問題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