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緯中

作者父親葉濱儒

我的父親葉濱儒，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縣渠口村。他7歲開始上渠口初小，1919年考入楓林高小，但只讀了一學期就因家庭貧困而輟學，隨后跟隨我的祖父、他的父親學習中醫。我的祖父去世后，父親繼承父業，自學成為一名中醫。在解放前，他一邊經營藥鋪、從事商業活動，一邊參與農業勞動。解放后，他加入診所，成為了一名專業的醫師。1998年12月11日，他在溫州市區離世，享年91歲。

父親一生忠誠正直，思想先進，痛恨邪惡。青年時期，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無能，對外畏懼列強，喪權辱國，對內則欺壓百姓，導致民不聊生，因此他萌生了革命的志向。1930年，當胡公冕（1930年5月首任紅十三軍軍長）受命來到溫州領導革命時，父親通過他的表兄卓平西、表姐卓珠英以及陳叔平（胡公冕的同學，溫州的知名紳士）等人的推薦，得以見到胡公冕，并表達了參加革命的愿望。

胡公冕在詳細了解了父親的家庭背景和職業情況后，以和藹可親的態度向他闡述了許多革命道理，并給出了指示。考慮到父親作為自由職業者和書生氣質，目前并不適合參加艱苦的武裝斗爭，因此建議他一方面為黨做掩護和聯絡工作，另一方面設法滲入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機構，為革命解決經濟上的困難。父親遵循胡公冕的指示，通過卓平西的努力，謀得了原永嘉縣田賦征收處沙頭、巽宅糧庫的臨時稽征員職位。

在任職期間，父親多次將征收到的銀元秘密送交給紅十三軍作為活動經費。有一次，他親自將三百多銀元送到溫州朔門的一家南貨店。這是紅軍的聯絡站，當時紅十三軍政委金貫真也在場。1930年期間，胡公冕隱匿在溫州卓珠英家中進行秘密活動，父親也多次將節余的銀元送交給他以支持革命。每次交接時，胡公冕和金貫真兩位軍首長都會鄭重地囑咐父親，敵人極其兇惡，我們的言行必須非常謹慎，時刻都要保持高度警惕。

同年夏秋之際，紅十三軍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武裝斗爭，相繼攻克了地主反動堡壘楓林鎮，并乘勝攻打或占領了縉云、麗水、平陽等縣城。渠口村作為大小楠溪的必經之路，通訊員汪瑞烈以及過往的革命同志經常躲藏在我家中。從那時起，我家就成了地下聯絡站。關于這一事實，有胡公冕夫人彭猗蘭的證明，以及永嘉縣人民政府的文件確認。

為了更巧妙地掩護革命同志并探取反動政府的內部消息，胡公冕指示陳叔平為父親謀取了一個“白皮紅心”的偽鄉長職位。然而，在此期間，父親卻遭國民黨政府以“通匪、資匪、窩匪”的罪名關押在溫州長達兩個多月之久。后來，經卓珠英和陳叔平的全力營救，父親才得以出獄。

葉濱儒老屋現貌

同年冬季，國民黨政府為保住浙江腹地，大舉調集軍隊對紅十三軍展開了殘酷的“圍剿”。當時紅軍糧食和彈藥都極度匱乏，且孤立無援，武裝斗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敗。胡公冕下令將隊伍化整為零，埋藏武器，有的回歸農田，有的則避居他鄉。國民黨政府對胡公冕設下了重重關卡，并懸賞重金緝拿他。胡公冕與劉蜚雄（原浙南紅軍游擊總指揮部參謀長）一同隱藏在垅岙溪的深山密林中，后來由卓平西、卓珠英精心策劃，化裝護送他們離開。然而，在行至樂清虹橋鎮時，他們被當地自衛隊查獲。經過卓平西、卓珠英等人的多方斡旋，并由金碎娒同志以店鋪作為擔保，他們第二次化裝成農民，由卓母舅柯泰好護送，避開集鎮，來到海邊雇船從臺州返回上海。

1931年春天，為了籌集革命經費，胡公冕派遣劉蜚雄、楊波兩位同志，由卓平西召集紅軍老干部胡黃金、胡協和等八人，暗藏手槍隱居在城中的卓珠英家。經過周密策劃，他們將城中最大地主諸厲生的兒子綁架到楠溪，藏在卓平西所在村子的陳時鏡家中。不幸的是，他們的計劃被壞人告發，反動政府派兵包圍了陳時鏡家進行搜捕。

行動失敗后，陳時鏡不幸犧牲（現被追認為烈士）。卓平西逃往上海，他的家被搗毀，財物被洗劫一空，全家不得不逃難，最后來到我家避居。同年夏天，胡公冕又派遣劉蜚雄、雷高升、楊波等人來到溫州，他們先到五涑鳥老區召集紅十三軍的老干部重新組織武裝斗爭，同時與仙居方面堅持斗爭的一支部隊會合。然而，由于內部意見分歧，雷高升帶領一部分隊伍到了永嘉、仙居邊界進行游擊活動，而劉蜚雄則帶領五涑鳥等地的一部分隊伍，以龍潭坑為根據地，在永嘉、樂清方面展開活動。

那年冬天，胡公冕再次派遣陳全善護送卓平西前往龍潭坑，與劉蜚雄共同領導斗爭，并同時恢復了我家的秘密聯絡站。父親不僅為過往的同志提供掩護，還借行醫之名，經常前往龍潭坑與劉蜚雄、卓平西等人直接聯系。同時，根據胡公冕的指示，經過卓平西的勸說，劉、雷兩支部隊重新匯合，共同進行斗爭。

1932年春天，劉蜚雄、楊波兩位同志接到指示，先后前往上海向黨組織匯報并請示工作，部隊則交由雷高升和卓平西領導。同年五月，以雷高升為首的紅軍在永嘉、仙居邊境進行了艱苦的作戰，但由于彈盡糧絕，最后決定采取詐降的策略騙取敵人的武器彈藥。然而，狡猾的敵人卻在巖頭鎮以點名發放武器為名，集體槍殺了二十多名干部和戰士；雷高升也被押解到溫州城中，最終壯烈犧牲。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巖頭事件”。

然而，從巖頭脫險的紅軍并沒有被嚇倒，他們并沒有灰心喪氣，而是繼續堅持戰斗。他們回到永嘉、仙居、縉云、黃巖的邊境地區，高舉紅軍的旗幟，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楠溪地區，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死了老雷，有平西；殺了家業，有中飛；打死黃金，有青枝。”意思是說，革命的烈火是撲滅不了的，敵人的殘忍只能激發群眾的更大義憤。

葉濱儒老屋現貌

當時，父親得知巖頭事件的消息后，立即趕往巖頭。他一方面籌集資金幫助犧牲同志的家屬認領遺體并安葬，另一方面打聽脫險同志的下落。胡公冕在上海得知此事后，氣憤不已，隨即向黨組織請示，并于同年七月親自帶領溫州籍的黨員干部徐挽瀾、朱柱、徐象連、滕時順等人回到溫州。

胡公冕將徐象連、朱柱留在溫州城中，專門負責國民黨浙保四團駐城中幾個連的“兵運策反”工作；徐挽瀾負責組織工作；卓平西則負責召集和指揮五涑鳥、港頭、西岸等地的紅軍指戰員。

胡公冕秘密前往卓平西家，但因鄰居告發，卓平西迅速安排他星夜逃至西岸村。同時，卓平西事先通知了我父親以及金漢清、朱啟雄等人在龍河渡等候，將胡公冕護送至西岸卓珠英家。隨后，父親與胡公冕共同商量，又將他護送至長垅山紅軍戰士金新科家居住。此處成為了當時策劃和指揮行動的總部，胡公冕在此召開了紅十三軍指揮員的“兵運”會議。

在那段時間里，胡公冕等人的生活飲食基本上由父親負責供給。有時父親親自送去，有時則由金新科、金漢清等同志來取。一切計劃就緒后，胡公冕指示徐挽瀾等同志化裝進城，并囑咐父親先進城，在東門擔任聯絡向導。他們約定在次日夜十二時舉事，里應外合，解放溫州城。然而，不幸的是，在舉事前數小時，反動團部得到了密報，下令緊急戒嚴，關閉城門進行大搜查。因此，胡公冕只得通知大家迅速撤退。

同時，卓平西將胡公冕化裝后，由金新科家直接經信嶺向西步行，返回上海。然而，不久之后，胡公冕在上海被叛徒出賣并被捕。

胡公冕

胡公冕被捕后，黨組織又派遣劉蜚雄來到溫州，與卓平西一起重新組織武裝斗爭。同時，滕時順、徐伯鵬等同志也先后抵達，他們將根據地轉移到了永嘉、樂清邊界的珠山、全安以及赤巖山一帶。由于根據地的轉移，聯絡點僅保留了我家和卓珠英家，其余新的聯絡點都設在了永嘉、樂清邊界。劉蜚雄改名換姓，裝扮成一副十足的書生模樣，在我家住了兩個多月。后來，據母親回憶，當時我還在襁褓中，劉蜚雄經常抱我。

白天，他劉蜚雄經常在渠口村的路廊給群眾講故事、唱京戲，還到學校去講課。晚上，他就睡在村里的祥宣公、祥勃公、會通叔家的樓上，因此無人察覺他其實是一位共產黨領導同志。汪瑞烈、柯貴卿、卓清風等同志也常來向他匯報請示工作。

在這段時間里，劉蜚雄將散落在西溪一帶的紅軍指戰員陳時撓、陳光鋒等十多位同志召集到新根據地，共同進行斗爭。過往的同志經常潛伏在我家，母親徐元妹則負責為同志們燒飯，做掩護、轉移、隱蔽等工作。她一直堅持到1934年春天，當時樂清反動保安團聯合地主武裝對珠山、全安、赤巖山根據地進行了圍剿。紅軍英勇應戰，但終因寡不敵眾，根據地被破壞。柯貴卿、卓清巖、李永升、陳時傳等同志被捕入獄，而卓平西、劉蜚雄、陳時撓等同志則成功突圍。此外，卓平西的妻子以及長子卓力文，還有柯泰好的妻子等也被捕入獄。他們面臨著極端惡劣的困境，被迫亡命天涯。

浙南紅十三軍的武裝斗爭延續了五年之久，由于當時反動勢力的強大和殘忍，數以千計的革命同志在敵人的屠刀下壯烈犧牲，數以千計的烈士家屬以及他們的親朋好友也受到了株連，家破人亡。然而，同志們在黨的領導下，前赴后繼，英勇頑強地斗爭，他們的精神和業績可歌可泣，給浙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葉濱儒大學畢業證書

1934年，當紅十三軍在白色恐怖下遭到最后失敗，國民黨反動派及地主武裝更是變本加厲地鎮壓革命，大肆逮捕所謂“余匪”。至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釋放政治犯，被通緝的卓平西從西北歸來，曾與父親、葉芳、陳明俊等人組織抗日自衛隊，開展抗日斗爭。后因內部組成人員復雜而以解散告終，父親只得仍謀舊業，即從事醫生工作。

本文為作者葉緯中根據父親生前口述、親筆等資料整理，白馬驚天劍對相關史實作了認真校對并確認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