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濟南戰(zhàn)役結束后不久，華東野戰(zhàn)軍前委在曲阜召開擴大會議，根據軍委指示精神，制定淮海戰(zhàn)役的方案以及計劃。

考慮到此次淮海戰(zhàn)役主要作戰(zhàn)地域是圍繞江淮一帶，背靠著的山東魯中南地區(qū)，就成為大軍糧食供應的主要地區(qū)。

華野成立華東支前委員會以及支前司令部后，粟裕就同眾人商量，計劃把魯中南縱隊司令員傅秋濤調來任委員會主任和支前司令。

就以傅秋濤本人情緒來講，他是不愿意干這個支前委員會主任的。

當時，濟南戰(zhàn)役已經結束，按照作戰(zhàn)計劃，接下來肯定是打大仗，魯中南縱隊馬上就要進行整編，未必沒有吃肉的機會（后來淮海戰(zhàn)役第一仗郯城之戰(zhàn)就是魯中南縱隊發(fā)起的）。

照這種情況看，魯中南縱隊打幾仗，后續(xù)再經歷幾次擴編，未必沒有成為主力縱隊的機會，當然他們后來也沒想到會和吳化文起義部隊合編（也就是后來的35軍）。

傅秋濤本身也是一員戰(zhàn)將，過去都是靠打來聞名的，當然不想去干支前的工作。

一

1948年10月，華野第二次曲阜會議結束后，粟裕就把傅秋濤叫到了面前囑咐：

“秋濤同志，把你從野戰(zhàn)軍調走，當糧草官，你有什么想法?”

傅秋濤很不情愿的表示：

“說實在的，我心里還是想當野戰(zhàn)軍，當糧草官沒有野戰(zhàn)軍痛快。”

傅秋濤這句話是大實話。

提到傅秋濤，可能大家想到最多的是皖南事變時他率部突圍而出，保留了新四軍一支生力軍。

圖|皖南事變后，傅秋濤與突圍指戰(zhàn)員合影

客觀來講，傅秋濤確實能征善戰(zhàn)，但從他多年革命經歷不難看出，他其實擅長地方工作。

土地革命時期，傅秋濤就不是在主力紅軍中，而是指揮地方游擊隊作戰(zhàn)。傅秋濤身上的職務也多數是和地方工作有關。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傅秋濤出任瀏陽、宜春、萬載工作團書記，中共湘鄂贛省委代理書記、書記兼省軍區(qū)政治委員，帶領湘鄂贛邊區(qū)軍民堅持斗爭。

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傅秋濤保全了紅軍一支生力軍。

1945年8月，傅秋濤在出席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前往山東，任中共魯南區(qū)黨委書記、魯南軍區(qū)政治委員，當時魯南的形勢很不好，日偽當局因受國民黨當局唆使拒不向我軍投降，甚至還要搶占已經被我軍收復的地區(qū)，并揚言把我軍趕下海。

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傅秋濤鞏固了魯南根據地，并有所發(fā)展。

1946年12月中旬，蔣介石兵分四路進軍蘇皖地區(qū)，其中馬勵武指揮的全美械裝備部隊整編26師以及第一快速縱隊趁我軍主力南下發(fā)起宿北戰(zhàn)役期間，搶占魯南地區(qū)的卞莊、向城等地。

為了給主力部隊北上爭取時間，傅秋濤發(fā)動地方群眾，積極埋設陷阱，特別是針對機械化部隊的，恰逢當時天降大雨，敵人的坦克全部都陷在泥濘里，加上魯南地區(qū)百姓支援，華野以傷亡8000余人的代價全殲敵軍5.3萬人。

魯南戰(zhàn)役中繳獲的大批武器裝備也為華野后來組建自己的特種兵縱隊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7年以后，華野主力撤離魯南后，傅秋濤奉令成立了前線指揮部，領導當地軍民開展游擊戰(zhàn)爭，并以極少數的兵力與國民黨大軍周旋在魯南山區(qū)。

值得一提的是，魯南根據地重鎮(zhèn)兗州長期為國民黨軍占據，傅秋濤幾次作戰(zhàn)均不能奪取，但當時守兗州的是國民黨軍收編的偽軍部隊吳化文部，對此傅秋濤采取攻心為上的策略，促成了吳化文動搖。

濟南戰(zhàn)役時，吳化文率部起義，盡管他的起義是多方面促成，但這其中傅秋濤長期的“攻心”戰(zhàn)術不無關系。

傅秋濤率領魯中南縱隊參與濟南戰(zhàn)役打援期間，還負責魯中南地區(qū)的地方工作，并同戰(zhàn)友一起動員了50萬民兵參戰(zhàn)，并發(fā)動了數以萬計的挑子、大小車輛運送了599萬斤糧食、其他軍用物資45萬斤到前線。

二

華野調傅秋濤到支前工作崗位上，顯然是對其能力的肯定。

在前線打仗確實過癮，但幾十萬大軍在前線人吃馬嚼，況且打仗勝利后，還有數萬的俘虜，這不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為此粟裕也只有耐心開導傅秋濤：

“常言道：軍隊未動，糧草先行！這么重要的任務，思想不通可不行啊！”

傅秋濤點燃一支香煙深吸了一口，隨即緩緩說道：

“我還是服從組織的分工，當好這糧草官。我保證，部隊打到哪里，糧草供應到哪里；部隊打到哪里，擔架隊就跟到哪里！”

1948年10月下旬，魯中南區(qū)黨委成立，康生任書記，傅秋濤任第一副書記，專司支前工作，同時兼任華東支前委員會主任以及支前司令部司令員。

在淮海戰(zhàn)役準備間隙，我軍已經意識到后勤工作重要性，并根據實際情況成立了三層后勤管理機關：

第一層是華野和中野的后勤司令部，負責主持兩大野戰(zhàn)軍的后勤工作，將后方物資調度到前線部隊中；
第二層是魯中南軍區(qū)等8個地委軍區(qū)建立的后勤黨政機構，統籌當地的物資和人力；
第三層是8個地委的支前組織，負責征收當地的物資，并將征調到的物資運輸分發(fā)到戰(zhàn)士手中。

淮海戰(zhàn)役總前委成立以后，以上三層后勤管理機關就統歸總前委管轄，并由時任總前委書記的鄧小平負責。

總前委后來經過深入的調查和總結后，把后勤運輸也分作三個環(huán)節(jié)：

第一、由軍隊后勤部門要將部隊吃糧人數和需求統計出來，并上報給各地委軍區(qū)后勤組織機構，軍區(qū)后勤組織再將各項需求數量下派給各地方支前機構；
第二、各地方支前機構按需求數量、各地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征收或征借標準，征收或征借解放區(qū)民眾手中的糧食；
第三、各地方支前機構將征收或征借到的糧食統一運送到前線軍隊，由軍隊后勤部門完成糧食等物資對每縱隊的分配，各縱隊再統計糧食數目，做好反饋，然后再循環(huán)往復。

這一層一層的體系中，傅秋濤主要負責兩項，即根據計劃籌措糧食補給，然后運輸到前線。

在淮海戰(zhàn)役發(fā)起前，華野就意識到糧食問題會成為此戰(zhàn)重中之重，因此命軍隊后勤部門核算清楚確實無誤后下發(fā)，傅秋濤當時接到野司的命令是，各部隊每天所消耗的糧食在三百萬斤。

為了保證這300萬斤糧食送往前線，傅秋濤的設想是，從山東到淮海前線，各地都設立起糧站，動員幾十萬民工，用小推車運糧食。

山東方面因為是魯中南地區(qū)直接靠近一線，因此由魯中南地區(qū)抽調大批的民工用小推車把糧食運送至一線的糧站，二第二線運糧則是從各地直接運抵魯中南地區(qū)兗州、濟寧。

當時，華中地區(qū)抽調運抵前線的糧食達兩億三千萬斤，而魯中南地區(qū)直接供應前線的就有一億斤，此外第二線運糧到兗州、濟寧的糧食則有6300萬斤。

隨著后續(xù)戰(zhàn)線逐漸向徐州推進，傅秋濤也及視山東、華中的運糧體系及糧站的位置，真正做到了他在戰(zhàn)前所承諾的那句話：

“部隊打到了哪里，糧食就運到哪里！”

圖|華東支前司令部頒發(fā)的獎狀

三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后，傅秋濤又兼任了徐州軍管會主任。

除了致力于城市恢復外，傅秋濤的主要工作仍然在后勤支前上，糧食的運送也隨著大軍的推進，基本上做到了打到哪里就運到哪里。

為了做好統籌安排，傅秋濤在徐州召集了山東、華中、冀魯豫、豫皖蘇等戰(zhàn)區(qū)和部隊后勤單位，安排好各大戰(zhàn)區(qū)后勤所負責供應的片區(qū)，華野支前系統負責統一調度。

1948年12月17日，華野把杜聿明集團圍困在陳官莊后，向華東局以及軍委請示：

“部隊連續(xù)作戰(zhàn)，日夜不停，經常吃不到油鹽，甚是疲勞。建議華東局組織慰問，讓指戰(zhàn)員每人分到香煙5包，豬肉半斤，舉行會餐，恢復體力。”

中央軍委收到電報后，周恩來立即回電：

“粟陳鐘張所提，一律準許。凡我華東，中原參戰(zhàn)部隊，前線人員，一旅慰勞以每人豬肉1斤，香煙5包。凡不吸香煙者，以其他等價的物品代替。此款項由華東，中原兩大軍區(qū)按所屬范圍分擔。”

華東局根據指示立即籌措準備，并以四斤麥子一斤肉的比例換豬肉，后來籌集了八十萬斤豬肉。

不光是豬肉，1949年年關前夕，前線指戰(zhàn)員還能吃到牛肉，雞肉，羊肉，瓜子，糖果，甚至當時后勤部門還要求，讓每一名戰(zhàn)士在過年時都吃上餃子，每個班都要求四菜一湯，菜全部都為葷菜。

相比于對面戰(zhàn)壕里的國民黨軍，真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以至于當時戰(zhàn)場上，竟然出現奇觀，國民黨軍前沿官兵三三兩兩投誠，有時還會出現整班整排甚至整連的投誠，就只是為了吃一頓飽飯。

74軍172團7連的一個上等兵馬善奎剛投奔過來的時候，一口氣吃了四茶缸的米飯，解放軍的戰(zhàn)士們怕他撐出毛病，立刻進行制止。

1949年2月，華東野戰(zhàn)軍前委擴大會議上，陳毅高度贊揚了人民支前的偉大作用。

此事令傅秋濤也有很深的感觸，后來他自傳中這樣寫道：

“我要重復地說，黨和人民支援前線的偉大力量，保證了我軍的勝利，這是我們永不可忘記。”

華東支前司令部始終追隨著大軍的腳步，直至后來遷到了南京、上海，除了保供前線指戰(zhàn)員的物資必需還，還負責戰(zhàn)后城市物資供應，特別是在上海解放后，面臨糧食以及煤炭短缺問題時，傅秋濤及時調派人手，從江北運送煤炭糧食到上海，保障了這座大城市的日常供應，為城市恢復奠定了一個好的基礎。

1949年11月，華東戰(zhàn)事結束后，傅秋濤調任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山東軍區(qū)第一副政治委員，建國后出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兼山東軍區(qū)政治委員。

本來按照傅秋濤的能力，調地方工作是板上釘釘，但隨著戰(zhàn)事結束后，中央有意要復員大量志愿兵，以便支援地方建設，這一任務后來也落在了傅秋濤身上。

1950年8月，傅秋濤出任了中央復員委員會，輔助周總理做全軍復員工作，在期間還進行抗美援朝時，中央復員委員會就完成了復員工作，從1950年7月至1958年，全軍復員轉業(yè)共計620萬人。

1952年1月，傅秋濤又兼任了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為加強我國民兵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1955年以后又陸續(xù)出任了總參謀部隊列部部長、動員部部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副主任，他所實行的義務兵制度時至今日仍然在被運用，為國防后備力量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

1955年9月，傅秋濤被授予了上將軍銜，并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