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刷重新剪輯的《花樣年華》，后排的觀眾整場嘀咕：這都拍了啥，看不懂啊。現在的年輕觀眾，看不懂是正常的。看懂它，需要一點生活閱歷，也需要一點背景知識。

王家衛把一個無果的愛情故事放在1962年開始。

1959-1961年，國內經歷三年饑荒。1962年開春后，浩浩湯湯十余萬人涌入廣東，要從深圳去往香港。部分逃港者有組織、有指揮，每人持有4尺多長的木棒，甚至開槍也不退。廣東省委組織抽調萬余名官兵，遣送逃港群眾返鄉，但三個月內，還是有3萬多人逃到香港。

1962年的香港，就是這個背景。從大陸涌去的各色人等，有吃得上飯的，也有窮困潦倒的，但本質上人人都是流民。拎著皮箱坐船逃港，在香港奮力寫作的張愛玲是，為逃罪責偷渡香港，后因寫武俠成名的倪匡是，周慕云、蘇麗珍兩家人，也是。甚至更早到港，被王家衛在片尾特別鳴謝的劉以鬯，也是。

風雨飄搖的無根之人，想抓又抓不住的命運。

二、

人在這樣的環境里，很難滋生長久的感情，也很難托付感情。人的感情，始終被時代壓著，不得喘息。

回到故事。一群逃港的中產流民，擠在香港筒子樓里。大時代的風雨懸在頭頂，但該發生的照舊發生。周慕云的老婆、蘇麗珍的老公，選擇了眼皮子底下軋姘頭。被出軌的那一對，要怎么辦？要當什么都沒發生嗎，還是解開謎團一探究竟，或者是自己也出軌報復一下？

周慕云和蘇麗珍，就是這么“意圖不軌”地開始了。他們的這個開始，注定了這段感情只能無疾而終。因為他們沒法做一對敞亮的愛人。無論世俗意義上的，還是他們內心深處的。都不行。

因為這種先天的“不行”，他們總是漸漸靠近，又迅速分開。眼神瞟過去，又立馬收回。蘇麗珍穿著紅色風衣，一遍遍地跑上樓，又一遍遍地逃下來。

意圖不軌地靠近，但真實的愛上了。想愛，但又沒法愛。沒資格，不配。時代、世俗、內心，都擺在那里。多去了幾次酒店一起寫小說，房東太太便教育她：年紀輕，玩要有分寸。周慕云打電話到公司，老板遞給她電話號碼，眼神如尖刀剮，可老板自己有兩個“老婆”卻理所應當。這就是世俗和時代，個人很難超越。更何況，她內心還有一份“我們和他們不一樣”的體面。

他們沒有辦法持續放縱。

1963年，周慕云選擇去新加坡發展。走之前，電影里有個鏡頭，電話聲響三下，畫外音是周慕云問：“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這句話，是在問：你愛過我嗎？但事實是，這句話，他也沒有問出口。鏡頭的下一幀，是一部并沒有被接起的電話機。這個電話，只是心里打過。

蘇麗珍也去新加坡找周慕云。去時，手上的戒指已從無名指到中指。她離婚了。可即便如此，她也沒法問他一句：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

時代很大，個人很小。生存很大，感情很小。

我們這代人，其實很難體會個人被時代碾壓變成流民的心境。離我們最近的，可能就是疫情三年。在那三年里，我身邊有人離婚，有人分手，有人遇良緣，也有人錯半生。

當時代刮起大風，個人渺小如塵。

三、

故事在“刮大風”的1966年結束。

王家衛不擅長講故事，每次故事要斷氣了，他就往屏幕里扔一段文字，或一閃而過的鏡頭。片尾，電影里播放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柬埔寨，那是1966年。那一年，國內開始搞文革，香港發生大規模工潮暴動，東南亞出現嚴重排華。電影里周慕云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房東太太從香港移民去美國帶外孫，都是時代縮影。縮影里，每個人都只能自顧自，誰也沒有多一張船票。

人在彷徨夢中，愛情是短暫而自身難保的。

周慕云和蘇麗珍，注定是要擦身而過的。周慕云問房東顧先生，隔壁住了誰？顧先生說，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周慕云臨走看了一眼房門按鈴。這可能是周慕云和蘇麗珍，此生最后一次近距離量子糾纏。

在流出來的花絮里，有周慕云和蘇麗珍在柬埔寨偶遇。周慕云問，你有給我打過電話嗎？蘇麗珍說，我忘記了。幸虧王家衛沒剪進去。當然，也不可能剪進去做結尾。

真實的人生，沒有那么多偶遇。真實的人生，是把頭埋進巖洞里訴說傷心。

有過開始，有過遺憾，這就是我們的花樣年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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