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營子遺址與小河西文化 邵國田
《敖漢文化精華》第9頁
1984年的夏秋之際,敖漢旗博物館的業務人員在牛古吐鄉的千斤營子村北及村西的山梁調查時,發現了一種有別于遼西地區已知的新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類型。其后,又在孟克河兩岸的木頭營子鄉小河西村、瑪尼罕鄉道力板村和老哈河右岸的高臺地上發現了10余處同類文化遺址。由此,可以確認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因首次發現于千斤營子村,當被稱為“千斤營子類型”。1987和1988年,被稱為“千斤營子類型”。1987和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分別在小河西和榆樹山兩處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在當年的《中國考古學年鑒》上報導時稱之,“小河西文化”。
千斤營子遺址位于村西約1.5公里的山梁上,北臨孟克河,高出河床30余米。榆樹山遺址與之東西相對,兩遺址間相隔約300米寬的平甸,均系山之東南的緩坡地。遺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房址成排分布,共有50余座。因為這里風蝕嚴重,許多房址由于有陶片和石器積存了一些沙土,故房址反而高出周圍地表,有的房址已暴露出居住面。千斤管子村北的坡地上祇保存一些陶片和石器,很難看到遺跡。相比之下,榆樹山遺址保存略好一些。
已發掘的小河西文化房址有:榆樹山22、千斤營子10余座、小河西也發掘幾座。房址均為圓角方形或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一般房址面積在15~50平方米,均有門道。較大的房址修筑呈“凹”字形二層臺。居住面中間為灶址。有的房址在修筑時埋殉狗或人,可能是為舉行一種類似奠基的祭祀活動而為之,即在房址一角或穴壁一側挖一豎穴圓坑,將人或狗放置坑中后填土,這是在遼西地區史前諸文化所僅見的。
小河西文化器物群特征十分明顯。陶器均為紅褐夾細砂陶,尚未見泥質陶。多為素面,有很少器物在口沿至器壁的三分之一處劃出三角形葉脈紋、連弧紋或附加斜向泥條紋。器形以筒形罐為主,方唇直口,直壁近底斜收,小底較厚;其次為淺腹缽。均為泥條盤筑手制,制作較粗糙,外壁留有豎向刮削痕,火候較低,故很難復原。
石器有打制、琢制和磨制三種,器類有打制鋤形厚體石斧,打、磨結合,大小不一的石球、石白、磨盤、磨棒、餅形器等。細石器十分發達,有石鏃、石葉、石刀等。琢磨而成的琮形石器不僅代表著這一文化石器制作的最高水平,也反映出當時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宇宙觀。
骨器較多,有刀、魚鏢、鑿、錐等。采集的一件骨刀的刃部鑲嵌有細石葉,以增強其鋒利程度。其中的有鑾骨錘很具特點。
在調查和發掘中,發現有大量的獸骨,加之一批大小不一的石球、漁鏢和細石器等。這些與漁獵有關的生產工具表明,小河西文化的經濟形態當以漁獵、采集業為主,或原始農業祇占很小的比重。
小河西文化的相對年代尚未確定,依據其它地點發掘出的地層關系,應是早于興隆洼文化的一種類型。但據碳十四測定其年代又與興隆洼文化相當,兩者在陶器上的面貌差異較大,目前也很難看出它們之間的承襲關系。從夾砂紅褐陶及葉脈形紋飾以及其它地區發現的陶器觀察,亦應與紅山文化的陶器不無關系。如大口筒形罐、葉脈紋等在紅山文化同式罐中都有所反映。
小河西文化的發現,不僅使敖漢旗產生了以敖漢地名命名的第四種考古學文化,更重要的是填補了遼西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又一空白,對追溯紅山諸文化土著淵源又提供了一例證據。同時,也證明其上限雖早于興隆洼文化,但兩者似乎有并存發展之階段,為在遼西地區同時并存兩種以上的文化又提供一個新的例證。這種文化也有成群分布之特征,如千斤營子西山與榆樹山遺址兩兩相對,與村之北坡遺址構成一小群;小河西也見兩處臺地型遺址相鄰的特點。目前已調查的結果表明:其分布地域集中在孟克河、教來河、老哈河兩岸的高臺地上,相對高度高于興隆洼、趙寶溝、紅山等文化遺址。南部地區尚未見有此遺存,這似與其生產方式密切相關。
千斤營子采集 骨器
小河西文化 通長7.3厘米 柄寬3.3厘米 1984年千斤營子遺址采集
亞腰砍砸器
小河西文化 長20.5厘米 寬16厘米 1998年千斤營子遺址采集
千斤營子遺址采集陶器
千斤營子遺址采集石器
千斤營子遺址采集石器
邵國田
邵國田:原敖漢旗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曾任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學會理事,文物鑒定專家委員會委員。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1972年從教育調到文化系統的40余年間,致力于文物保護、考古調查、搶救發掘、征集文物、籌建博物館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組織開展了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共發現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遺址和墓地3800余處,居全國之冠,創造出普查的“敖漢模式”。其中發現的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等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補了我國北方考古編年的空白。參加了小河沿、大甸子、興隆洼、興隆溝、撒水坡、四分地等遺址的考古發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烏蘭堡鐵匠溝戰國墓、康家營子、北三家、沙子溝、大橫溝、英鳳溝、姚家溝、皮匠溝、下灣子、喇嘛溝、娘娘廟、七家、羊山、水泉、臺吉營子、喇嘛洞梁等遼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畫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獎勵,并分別于1986、1989、1996、1999年評為全區文物戰線先進工作者,全區思想理論戰線先進工作者,受到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和內蒙古文化廳的表彰。2002年被國家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授予國家級“文博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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