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廷鍇看來，家仇在國恨面前算不了什么，可以忍下家仇，但國恨不可忘卻。正因為如此，在民族危亡之時，蔡廷鍇成為了抗日名將和民族英雄。

1936年，得知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豎起了“抗日反蔣”的大旗后，蔡廷鍇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其中……

1948年4月30日，為了迎接全國解放、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發出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很快，中國共產黨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便得到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很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等民主黨派負責人與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聯合給毛主席發了電報，表示擁護和支持中共的“五一口號”。

然而，此時的民主人士，大多數還在南方，有在上海的，有在國外的，還有在香港的。為了在將來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親自部署了將這些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區的工作。

9月，中共中央給香港分局、上海局發來電報，指出：

“北來人士，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華北民主人士如直接進入解放區則集中華北。視戰事發展，明春或來華北或即在哈市召開新政協。”

那時候，為了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還在東柏坡建立起了當時中央機關最大的房子：政協禮堂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當時計劃由30個單位各選出6人參會，也就180人的規模。

作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首席代表，蔡廷鍇也應邀參會，并在中共產黨的幫助下離開香港，來到了哈爾濱。

蔡廷鍇之所以能有此殊榮，與他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愛國舉動，是密不可分的。

1892年4月15日，蔡廷鍇出生在廣東羅定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里，字賢初。早年間，蔡廷鍇便知道了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事。對此，蔡廷鍇心里非常憤恨。

1910年，在新軍來到羅定縣時，蔡廷鍇告訴家人外出替人裁縫衣服，實際上是瞞著家人參加了新軍。

然而，蔡廷鍇參軍的過程很不順利。期間，蔡廷鍇不僅沒有實現馳騁疆場殺敵報國的愿望，還因為一些原因，不得不離開了軍隊。

1919年，蔡廷鍇進入護國第二軍陸軍講武堂學習。次年，蔡廷鍇被編入護國軍第二軍陳銘樞營，又在該軍武堂參加了學習。

1922年，蔡廷鍇轉任粵軍，在第一師第三營第十一連，當了連長。期間，在陳銘樞的介紹下，蔡廷鍇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后來，在北伐戰爭中，蔡廷鍇因軍功不斷提升，于1926年底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副師長。

1927年7月，蔡廷鍇所部被劃歸葉挺指揮。

8月，蔡廷鍇參加了南昌起義。那時候，在蔡廷鍇的心里，國民黨才是正統。因此，南昌起義不久，蔡廷鍇便脫離了起義隊伍，回到了蔣介石的陣營里，繼續幫助蔣介石作戰。

1930年，在中原大戰中，蔡廷鍇立下大功。

不久后，蔣介石論功行賞，不僅將蔡廷鍇和蔣光鼐兩師擴編為第19路軍，任命蔣光鼐為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為19路軍軍長，還給第19路軍頒發了100萬元獎金，并特別獎給了蔡廷鍇本人好幾萬，以及一枚二等寶鼎章。

對此，蔡廷鍇感到十分自豪。此后，蔡廷鍇與“第19路軍”這個番號結下了很深的緣分。

后來，在蔣介石的命令下，第19路軍不斷與紅軍作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第19路軍調防至京滬沿線，擔負警衛任務。

1935年1月，日軍圖謀侵占上海，國民黨政府決定同意日本的要求，還指派親日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到前線傳達消息。

這一次，聽了何應欽的轉達后，蔡廷鍇說什么也不同意。他說：“上海是中國領土，19路軍是中國連隊，有權保衛上海。如果日軍膽敢來犯，我軍決心迎頭痛擊。”

1月28日，日軍悍然對上海發動了進攻。

面對日軍的侵略行動，蔡廷鍇沒有妥協，當即下達了反擊的命令。在淞滬抗戰期間，蔡廷鍇率部與日軍血戰了一個多月，迫使日軍四次更換帥。

最終，日軍留下了萬余具尸體，但卻沒能攻占上海。這次戰爭結束后，蔡廷鍇贏得了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港澳同胞的擁護和愛戴。

那時候，第19路軍雖然損失很大，但蔡廷鍇的心里卻感到十分自豪，覺得自己捍衛了國家的尊嚴。

1932年5月，《淞滬停戰協議》簽訂后，蔣介石將“英雄之師”第19路軍調到福建，繼續執行“剿共”任務。

在后來的戰斗中，蔡廷鍇等第19路軍的領導人覺得在此國家處于危亡指示，蔣介石讓他們進攻紅軍，是想要讓他們和紅軍相互消耗。對此，蔡廷鍇等人感到越來越不滿意。

于是，在經過商量后，蔡廷鍇等人決定“聯共抗日反蔣”。

1933年10月，蔣光鼐和蔡廷鍇等領導派代表前往江西瑞金，與紅軍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發動了“福建事變”。期間，蔡廷鍇擔任了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第19路軍總指揮。

不久后，福建人民政府失敗，蔡廷鍇被迫出洋游歷。那時候，蔡廷鍇每到一地，都會積極宣傳抗日救國，控訴日本侵華罪行，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受到了海外華僑和外國友人的歡迎。

1936年，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打出了“抗日反蔣”的旗號。

得知這個消息后，蔡廷鍇不計成敗地來到廣西，并帶來了第19路軍的數十萬公積金，支持桂系抗日反蔣。

當時，在李宗仁等的支持下，蔡廷鍇還重建了第19路軍。

然而，不久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與蔣介石罷戰言和。對此，蔡廷鍇說：“如果大家確有誠意和平，息爭一致抗日，我極表同情。但未實行抗日前，我個人為貫徹主張起見，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為革命抗日而來，絕不會有做官之念。”

后來，蔡廷鍇離開了廣西，再次前往國外游歷。在抵達菲律賓時，蔡廷鍇驚聞了路高橋事變，當即決定回國參加抗日。

此后，為了抗日，蔡廷鍇不辭辛勞，多方奔走，還先后擔任了第16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第26集團軍總司令。

在抗日過程中，蔡廷鍇發現有人為當年19路軍抗日反蔣的事情，對他進行報復，心里非常失望，便決定辭職。辭職后，蔡廷鍇成為了一個閑人。

1946年，在南京見到周恩來時，在周恩來的引導下，蔡廷鍇認識到了國民黨的腐朽，明確了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

于是，在返回香港后，蔡廷鍇便開始從事發獎斗爭，并與他人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

1948年9月，蔡廷鍇和譚平山等人受邀，輾轉來到哈爾濱，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提議召開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剛到哈爾濱，蔡廷鍇、譚平山等人便給毛主席發了一封電報，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很快，毛主席便給他們發來了一封復電，說：“諸先生平安抵哈，極為欣慰……準備明年適當時機舉行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北平舉行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9月，蔡廷鍇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蔡廷鍇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還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