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提出認知戰概念以來，引起國內軍內廣泛關注。近年來，國內軍內在認知戰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在研究過程中也出現了“西化、泛化、浮化”等不良現象，嚴重影響研究的深度和實用性。這些現象不僅削弱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也阻礙了認知戰理論研究在中國本土的深化發展。

一、現象歸納

（一） 西化現象

許多研究在理論框架的構建和議題的選擇上，跟在西方認知戰理論后面亦步亦趨。 一是理論框架照抄西方。美西方使用的認知戰、認知域作戰、信息操控等術語，甚至連北約小冊子里的房屋結構概念，國內部分研究者都悉數“拿來”，行動過程照抄美國的OODA，一些關于認知過程的研究甚至直接套用西方的信息加工理論、認知發展階段理論等，卻不充分考慮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下人類認知的差異，忘記了教員1936年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早就把偵察判斷決策等問題講透了。 二是議題設置跟風。炒西方關注的熱點，比如算法戰、信息操控戰、虛假信息戰、深度偽造、機器人農場等；行動上重攻輕防，忘記了這是美國從他們自己的視角和價值觀出發提出的，他們以山巔之國自居，處于攻勢地位，習慣于搞“價值觀滲透”，以“民主對抗威權”，是攻擊我們的，我們至少應攻防兼備才行。諸如此類的研究，少有本土性，缺乏中國特色場景，有人稱之為“學術議題殖民化”。

（二）泛化現象

主要體現在概念和理論的邊界被不合理地擴大，理論研究缺乏精準性和深度。一是研究邊界模糊。認知戰內涵外延尚未厘清，有的簡單地將認知戰解釋為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加人工智能技術，有的理不清認知戰與信息戰、影響行動、心理戰、媒體戰、法律戰的界限，區分不了認知戰與網絡空間作戰、電子戰等交叉的地方，說不清認知戰與戰略傳播、公共外交等重疊的部分，只能簡單化處理，將之泛化為“認知戰”。 更有甚的是，有的研究將“威懾”歸于認知戰理論范疇，無視兩者在實現路徑上的根本差異，須知，威懾依靠的是實力、意圖和使對手知悉的三要素，三者缺一不可；而認知戰重在欺騙與偽裝，以假亂真。 二是認知戰理論的應用也存在泛化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試圖用認知論的理論來解釋和構建智能系統的認知模型，但由于認知戰理論主要關注人類的認知過程，與機器的智能實現原理存在本質差異，這種應用往往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比如，當前醫學上用的機腦結合的康復性機器人，就不應歸于認知戰范疇；國與國之間的民眾往來屬于公共外交，通常的輿論宣傳和網上輿情，都不屬于這一范疇。泛化的結果使得認知戰理論的研究顯得雜亂無章，缺乏系統性和邏輯性。

（三）浮化現象

主要表現為研究聚焦于表面現象，滿足于做表面的探討，缺乏深入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導致研究成果質量不高。一是過度強調技術。人、武器、人和武器的結合是打仗的三件套。積極有效的主觀能動作用可以產生超乎尋常的作用，我黨我軍由小到大、由大到強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但認知戰理論研究中，有的陷入西方“技術制勝論”窠臼，過度強調大數據輿情監測等量化工具，忽視中外歷史案例挖掘，特別是對我黨我軍的優秀戰例缺乏了解，導致結論片面化。 實際上，在西方的戰爭史中，也極少有單純通過使用武器或展示裝備就能使對手放下武裝舉手投降的例子。 二是研究急功近利：科學研究是追求真理的實踐，提倡研究工作者“吾愛吾師更愛真理” ，鼓勵離經不叛道，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有的研究單位和研究人員片面追求“創新標簽”，急于出成績，如過度強調腦機接口等前沿技術，卻忽視實際應用場景，不研究認知戰中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作用機理的復雜性，盲目跟風熱點，不做實兵實操演習驗證，經不起用戶的驗收，導致“實驗室武器”與實戰脫節。

二、深層原因分析

（一） 西化的根本原因

一是自主創新不夠。西方在認知戰研究領域起步較早，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源和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學者率先引入了實驗心理學、神經科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使得認知戰理論的研究更加科學化、精細化。在研究成果方面，西方產生了眾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認知戰理論和模型，美國北約出臺了認知戰政策文件。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應用。相比之下，我國在認知戰理論研究方面起步較晚，理論積累相對較少。部分研究單位，包括一些公眾號，主要以翻譯和介紹西方的理論為主，缺乏自主的理論創新。在研究體系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中外結合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框架體系。研究隊伍相對分散，軍地皆缺乏系統性的研究規劃和合作機制，導致本土研究的影響力有限。 二是國內學術評價體系限制。全球大部分學術數據由美西方掌握，一流大學和智庫美西方占優，國際期刊發表和學科評估依賴西方標準。在面對西方先進的認知戰理論研究成果時，國內一些學者自然地將目光轉向西方，從而在研究中過度借鑒西方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忽視了對本土文化和認知特點的研究，沒有耐心和毅力進行中外結合的扎實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土認知戰理論研究的發展，使得我國認知戰理論研究尚未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體系。

泛化的根本原因一是跨學科協同不足。網絡化智能化條件下的認知戰，涉及軍事學、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計算機科學等諸領域，是典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融合的研究，各學科作用機理有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類同，各有各的長處，但認知戰理論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并無明確的規范和標準。不同學科之間的研究方法、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存在差異，在融合過程中主輔難分，各學科各唱各的調，泛化現象由此產生。概念不清，使力量建設、行動組織和領導指揮等困難重重。 二是定義混亂。認知戰理論中的一些關鍵概念，如認知、知識、思維等，雖然在學術研究中被廣泛使用，但目前學界對這些概念的定義尚未達成統一的共識。不同學科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和研究目的出發，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存在差異。認知心理學中對認知的定義主要側重于信息加工的過程，而哲學領域中對認知的理解則更關注知識的來源和本質。這種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使得在研究和應用中，人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較為隨意，容易將一些與認知僅有表面關聯的現象納入認知論的研究范疇，從而導致認知論的研究范圍被不合理地擴大，出現泛化現象。

浮化的根本原因一是研究方法不當。在認知戰理論研究中，一些研究者過度依賴傳統的、相對簡單的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專家座談、文獻綜述等，缺乏對研究方法的創新和改進。問卷調查雖然能夠快速收集大量的數據，但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往往受到被調查者主觀因素的影響，難以深入揭示認知現象的本質。單純的文獻綜述只是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歸納，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持，無法為認知戰理論的發展提供新的證據和觀點。研究方法的不當，使得研究難以深入挖掘認知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和創新性，導致浮化現象的出現。二是研究態度浮躁。受各種考核和晉升要求影響，部分研究者在認知戰理論研究中想走捷徑，不愿意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深入研究認知戰理論的核心問題，而是追求短期的研究成果和表面的學術成就。在研究過程中，一些研究者不注重對研究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不思考問題的根本癥結，僅憑主觀臆斷得出結論；或者在研究遇到困難時，輕易放棄，轉而選擇其他看似容易的研究方向。這種浮躁的研究態度，使得認知戰理論研究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研究成果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和可靠性。

三、應對思考

充分發揮理論的解釋性、預測性、指導性等功能作用，凝聚共識，推動認知戰理論研究邁向深水區。

（一）加強本土化理論建設

一是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革命歷史中的認知戰思想和戰例，吸納借鑒國外有益的理論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認知戰理論體系。中國有大量的認知戰理論和實踐，如 《孫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謀”“攻心為上”、 “兵以詐立”、 “兵者詭道”“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思想；三國諸葛亮是認知戰的大師，草船借箭、空城計等無不閃耀著智勝對手的光芒，七擒七縱孟獲更是認知戰的經典。我黨我軍在革命戰爭中創造了許多認知戰戰例：比如紅軍長征中烏江戰役時曾希圣一紙電報誤導敵軍使紅軍絕處逢生、和平解放北平等光輝戰例。組織力量對其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現代詮釋，為構建本土認知論理論體系提供支撐。同時，學習借鑒國外認知戰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和當代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將本土文化中的認知思想與現代科學方法相結合，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認知論理論框架。二是培養批判性思維。培養研究者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引導他們對西方認知戰理論進行理性分析和判斷，讓研究者學會從多個角度審視西方理論，辨別其精華與糟粕。鼓勵研究者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同時，結合本土實際情況進行創新和發展，避免盲目跟從。例如，在學習西方認知戰理論時，引導研究者關注認知戰的核心本質，思考該理論在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適用性和局限性，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改進建議，培養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

（二）加強精細化理論研究與跨學科組織

一是厘清并界定認知戰的內涵外延。組織開展關于認知戰理論核心概念的研討活動，通過深入的交流和辯論，收斂界面，力求達成對認知、知識、思維等關鍵概念的相對統一的定義和理解。制定相關的學術規范和標準，明確這些概念在不同學科領域和研究情境中的使用范圍和條件，避免概念的隨意解讀和濫用。二是建立跨學科融合規范。制定跨學科研究的指導原則和操作規范，明確認知戰理論與其他學科融合的邊界和方法。建立跨學科研究團隊的合作機制，促進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之間的溝通和協作，及時化解在融合過程中出現的理論沖突和邏輯混亂。例如，在認知神經科學與認知論的融合研究中，明確規定如何運用神經科學的實驗數據來驗證和豐富認知論的理論，以及如何從認知論的角度對神經科學的研究結果進行解釋和分析，確保跨學科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三)創新研究方法和評價標準

一是創新研究方法。鼓勵科學研究要追求真理，反對因循守舊。與時俱進，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新的研究手段，如大數據分析、腦成像技術、人工智能算法等，開展認知戰理論研究。結合多種研究方法，如實驗法、觀察法、訪談法、案例分析法等，從不同角度深入探究認知現象，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二是完善學術評價體系。調動軍地力量資源，倡導嚴謹治學的態度和求真務實的學術精神，加強學術道德建設，抵制學術不端行為和浮躁之風。建立多元化、綜合化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僅關注論文的數量和發表期刊的級別，更注重研究成果的質量、創新性、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通過完善學術評價體系，引導研究者注重研究的質量和深度，推動認知論研究的健康發展。

毛主席在1936年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闡述：“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