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劉檸

2023 年 10 月 25 日清晨，我和內子從首都機場 T3 乘 JL020 航班飛抵羽田機場。下午兩點，順利入住我的秘密據點。

所謂“據點”，其實是一家商務酒店。酒店本身并無甚新奇之處，唯地利是求：雖扼守書城的核心區，卻從主街靖國通后退一條街，坐落于南側的鈴蘭通上，無大型機動車通行，節假日為步行者天國，鬧中取靜。酒店近路東口，大門正對著神保町藝術系重鎮之一的波西米亞公會 （Bohemian’s Guild） ，斜對過是重建中的綜合書店三省堂本店大廈，工地四周圍著白色護板；酒店兩旁分別是綜合書店東京堂本店（貓頭鷹店）和百年老店文房堂；旁邊的巷子里，藏著吉本興業漫才劇場，有無演出只消確認文藝青年入場的隊列即可......無論去街上哪家店打卡，都極便捷，徒步穿過治愈的巷陌和甬道，五分鐘之內可鏈接幾乎所有的書店、書咖和酒吧。

酒店旁邊的巷子里，藏著吉本興業漫才劇場

2020 年 2 月 5 日，告別了同一間酒店，我乘坐日航航班飛回大雪中的北京，旋即卷入全民抗疫的洪流，被迫過上了全天候的“作（坐）家”生活。時隔三年有半，當我重新置身于神保町的街頭時，多少有種時空錯亂感：曾坐落于靖國通與千代田通岔口的西側、被看作是神保町地標的三省堂本店大廈解體重建，書街的天際線因而變得開闊。除此之外，視覺上很難察覺有什么變化。 不過理智提醒我：疫后已是不同的世界。 這點隨后便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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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家小酒店無比熟悉，熟悉到從一腳踏進玄關到辦理入住手續的當兒，便發覺好幾處明顯的變化：首先是前臺，外國人雇員遠多于日本人。單看別在制服上的胸牌，一時還難以判明國別，看樣子有中國人、南亞人，也有黑人。疫情前，感覺只有便利店是“跨國公司”，從收銀員工裝胸牌的片假名拼寫，可大致推斷他們的國籍，但基本只限于巴基斯坦、孟加拉或越南。毋庸諱言，疫后日本“國際化”提速的第一推手，不是別的，而是日益嚴峻的勞動力不足。這種矛盾也進一步“優化”了服務內容，如 check in、check out 手續，已由機器來完成，無需人工；如出租車的預約服務，從無償變成有償，事實上等于削減了服務項目。

疫情前，每當我在前臺辦完入住手續，那位偏分頭用發膠定型、英氣逼人的日人大堂經理，總會從里間拿出兩三個紙袋，對我說：“這里有您的快遞，是現在就給您呢，還是待會您再過來取一趟？”我知道，那是我從日本古書網上訂購的古本——通常我會按自己的 check in 預定，下單后直接讓店主寄到酒店前臺，我一向把那些各地古書店主寄來的宅急送當成是書街給我的見面禮，盡管書未必淘自神保町。可這回，當我在機器上完成 check in 手續后，卻遲遲不見值班的中國雇員給我快遞。我只好開口確認：“請問可有我的快遞？”雇員這才想起什么似的，“哦”了一聲，走進里間，然后把兩個用牛皮紙袋裝的快遞交給我，并讓我簽字。這種服務意識上的“溫差”，應該也是疫情帶來的結果，對此只有慢慢適應。

此番的“見面禮”，是兩本舊書，均為簽名本。一是 《漢字的形與文化》 （『漢字の形と文化』） ，十六開本，僅六十一頁，版權頁上標明“非賣品”，故無定價。戰后初期，為推動以漢學為中心的東方學術文化研究，哈佛燕京學社出資，在京都同志社大學設立“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定期舉辦“東方文化講座”，既有校園內的學術講座，也有面向社會的市民公開講座，并以每年三輯的頻度刊行出版物。這本書即系列講座論文集之一（第十四輯），是老一輩漢學家平岡武夫的一篇長論文，自成體系，且深入淺出，不失為關于漢字書體演變的通識讀本。

《漢字的形與文化》（非賣品，作者簽名本），平岡武夫著，哈燕社·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編，昭和 34 年版

1969 年，林文月作為外籍研究員在京都大學“人文研”訪學一年，指導教授就是平岡武夫。1995 年歲暮，林文月重訪京都，平岡教授已于一年前作古。從平岡宅前經過，但見桃花依舊，卻已物是人非，林文月百感交集：

從細格子門的縫隙間望入，曲折的石板小徑通往玄關木扉，松樹與細碎的楓葉依舊蒼勁紅雅，而門旁的石燈籠也看不出變化，格子門上方白燈上，猶見墨痕斑駁的“平岡”兩個字；但二樓的玻璃窗有白帷深垂。那個陽光照射的書房，曾經是我造訪請益討論學問的地方。屋主人不在了，滿室的書籍也不知如何安頓？熱淚不禁沿著冰涼的雙頰流下。我深深一鞠躬。平岡先生，無論您在何方，請接受這虔誠一拜。

（見《深秋再訪京都——〈京都一年〉新版代序》）

《漢字的形與文化》于昭和三十四（1959）年 6 月刊行，扉頁有平岡武夫的鋼筆簽名，上款為“大濱皓様 雅正”。大濱皓（1904—1987），沖繩縣石垣市出身，畢業于九州大學和東京大學大學院，專攻中國哲學，戰前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戰后任名古屋大學教授，有《中國·歷史·命運——史記與史通》等著作傳世。歿后，根據本人遺愿，大濱生前藏書約 2600 種被捐贈給琉球大學，絕大多數為明清版善本（唐本）和江戶時代的和刻本，且狀態極佳，彌足珍貴。1988 年，琉球大學圖書館專辟“大濱皓文庫”，經過平成期三十年的發展，已成為日本漢學研究的重鎮。這本書是我從名古屋的飯島書店淘得，書金 2700 日元，加上 370 日元運費，共計 3070 日元。

第二本書，是竹內好的《不服從的遺產》（『不服従の遺産』，筑摩書房 1961 年 7 月初版刊行）。所謂“不服從”，其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1959 年秋，為阻止岸信介政權修訂《日美安保條約》，第一次安保斗爭勃發并迅速升級。1960 年 5 月 19 日，因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條約”，憤怒的抗議者試圖闖進國會，與警察發生沖突，史稱“5.19 斗爭”。6 月 15 日，運動達到高潮，“全學聯”東大女生樺美智子死亡，為安保斗爭灑下“第一滴血”。在斗爭中，有兩位知識分子“跳出來”，宣布辭去大學教職，以在野之身投身反美反重新武裝的左翼社運。一位是鶴見俊輔，另一位就是竹內好。鶴見是東京工業大學副教授，竹內時任東京都立大學教授，但二人并不相識。

自安保斗爭發軔之初，竹內好便是全情投入的運動分子之一，同時也是一名觀察者、記錄者。從 1959 年 12 月到 1961 年 4 月，先后在《中央公論》《世界》《思想的科學》《周刊讀書人》等自由主義傾向的報章雜志上，發表了三十六篇文章，忠實記錄了那場“國民運動”的前前后后，且作為思想家，對運動的意義和影響，做出了無愧于大時代的分析與評價。關于成書的緣起，作者寫道：

留下一份記錄的目的，既是為自己，也是為他人。盡管一己的經驗是個人的私有物，但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與他人的共有物。考慮到利用者之便，將這份記錄公開出版，正是作為市民的職責。

不過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并不僅限于為歷史作證，同時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日文化比較論。竹內好到底是魯研家出身的天花板級中國問題學者，即便是時評文字，也不乏思想家的洞見，有相當的文化濃度。而且，六十年代初正值冷戰加劇、日本國內“保（守）革（新）”尖銳對立的時期，空前的意識形態張力進一步凸顯了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可以說是知識界最關切的重要課題之一，竹內好當然不會自外于“時代空氣”。但以他的段位，絕不會人云亦云，更不會說“片湯話”，而是負責從專業視角切入，把握問題的實質，做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很多“診斷”，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未過時，冠以“遺產”的書名，正可謂實至名歸。

《不服從的遺產》（簽名本），竹內好著，筑摩書房 1961 年 7 月初版

竹內好的書，我基本不缺，有的代表性著作，我甚至藏有不同的版本，但葆有作者手澤的簽名本，卻唯有這本“遺產”。竹內的鋼筆字非常嫻熟，很有學者范兒。簽本的受贈者松岡洋子（1916—1979），是著名的女記者、社會活動家，也是鐵桿中國粉，曾任日本筆會秘書長和日中友好協會常務理事。作為翻譯家，她還譯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這本書淘自東京板橋區的古書店 Mizutama，書金 5400 日元，加上都內運費，共計 5700 日元。

既然收了書街的見面禮，接下來便輪到我回饋書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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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in 據點半小時后，我人已在東京堂書店。我發現，除了原先設在玄關東側自動扶梯處“書的雜志”社書角，換成了漫畫角，營業時間從疫情前的早十點到晚十點，變成現在的中午十一點到晚七點，以及因超過兩年未使用，我書店卡里的積分歸零之外，貓頭鷹店依舊，從空間分布到書架上的標簽都與疫情前一模一樣。我從雜志區、新書選書區到文庫區，一路瀏覽過去，最后駐足在“軍艦”前。“軍艦”是神保町書客對貓頭鷹店新書臺的昵稱，那個長方形臺子雖然不是很大，但高低錯落有致，碼垛別具匠心，從遠處看，像極了一艘軍艦，那些封面一律朝上或朝外的新書，像是艦上被彩噴過的甲板和舷窗。“軍艦”一向是神保町，乃至東京綜合書店新書排行榜的重要參照系之一。對如我這樣的出版業檻外人來說，兩三個月來“軍艦”打一次卡，雖不至一網打盡，但基本不會錯過什么重要的目標。

東京堂貓頭鷹店，1F 新書臺——軍艦

從我到達神保町的第一天，到四十天后告別書街回國的前一天，攏共去了多少趟東京堂，連自個都記不清了，我想十五六趟總是有的。如按每次買兩本書（刊）計算，應購入了不下三十種。但因我從來不記書賬，多數情況下，也不留票據，故難以追蹤每本書的來歷，只能擇其要者，約略記之。竊以為，這也是書話文字的應然之法。不妨按出版物的形態，各擷兩枝，以饗讀者諸君，同時也為自己索引備考。

單行本兩種。《人類新史》（『萬物の黎明 人類史を根本からくつがえす』，中文版由九州出版社于 2024 年 8 月出版），是由兩位叫大衛的英國學者合著的一本大書，一位是英年早逝的人類學家、安那其主義思想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另一位是考古學者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所謂“大書”，并非修辭：一是逾 700 頁的鴻篇巨制，確實堪比板磚；二是內容。作者摒棄任何固化的思維定勢，顛覆既成結論沒商量，不惜從人類歷史的根上捯起，試圖回答我們“何以至此”和我們“何時失去了曾經作為社會公俗的那種靈活性和自由”的問題。那種反思整部文明史、重估一切價值的總體性論述風格，縱橫開闔，大氣磅礴，順應時代潮流，卻不迎合時代的趣味（包括閱讀趣味），是久違的野心之作。2021 年 9 月，由英國艾倫·萊恩（Allen Lane）社出版，旋即成世界性暢銷書。翌年 1 月，由企鵝蘭登（Penguin Random House）社再版，我入手的即是企鵝版。日文版由光文社刊行，從 9 月 30 日初刷到“重版出來”，僅用了一個月。當我在貓頭鷹店的軍艦前流連時，只有二刷本了。我只好克制自己的“初版控”情結，入了二刷本。

《人類新史》的企鵝蘭登社英文版（右，2022 年 1 月版）和光文社日文版（左，2023 年 10 月第二刷）

經年累月地打卡名建筑，在由偉大和有趣的建物、精致的園林及治愈的街道構成的城市當“街溜子”，人自然會追問建筑和城市的意義。對這個問題，單靠打卡和 citywalk 那種物理做功，肯定是無從找到答案的，建筑史和城市發展史是難以逾越的橋梁，特別是建筑思想史，在外行人看來，似乎就是專門負責闡釋空間含義的學問。《建筑思想圖鑒》（『建築思想図鑑』，學藝出版社 2023 年 9 月刊行）正是一部“可視化”的建筑思想史：對史上諸多的流派、概念、藝術運動和藝術現象，按時間軸做了一番梳理，然后拎出六十三個條目，分別用漫畫和小作文加以闡釋，直觀、有趣，卻并不初級。如關于“考現學”，作者給出的定義，是“人們對生于斯并時時感知其變化的城市，嘗試進行科學把握的一種前瞻性的方法論”；“田園都市”被解釋為，“給現代城市規劃以決定性影響的、都市與田園的‘結婚’”，等等。正文之外，書的附錄——如“建筑思想地圖”“建筑思想關聯年表”和“建筑書的影響力”，以及對建筑思想有開拓之功的世界和日本建筑家各三十二位，包括推薦打卡的日本各都道府縣名建筑私選等內容，也都相當硬核，有助于深化對建筑和城市的理解。

新書兩種（此“新書”，是日本出版體系中一種定型化小開本出版物的稱謂。下同），均為巖波新書（新赤版）。2010 年，大江健三郎在巖波書店的《圖書》雜志上開專欄，憶故舊，談書籍和對自己影響至深的“親密書信”。特別是那些如舊友般的書信，具有一種可把人從窘境中舉拔出來的神秘之力。更神秘的是，那些書信并非寫在信箋上的函件，而只能在書中尋找、發現。從這個意義上說，讀書確實就是在與老友對話。連載三年，待大江去世后，專欄文字由巖波結集出版，遂有了這本《親密書信》（『親密な手紙』，巖波書店 2023 年 10 月刊行）。這冊小書像一本“老友記”，除了對恩師渡邊一夫和大舅哥、電影導演伊丹十三的記述，還有對井上廈、大岡升平、愛德華·W. 薩義德、武滿徹、W.H. 奧登，包括成城老街坊小澤征爾等人的回憶。只消將那些名字串一起，一種無形而深刻的連結便油然凸顯。我覺得，那正是大江生前看重的文學品質，即所謂“同時代性”。

《孫文——現代化的歧路》（『孫文——近代化の岐路』，巖波書店 2016 年 7 月刊行），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孫文評傳。漢學家深町英夫以新書篇幅聚焦傳主的生平與思想的演變，幾乎未涉及私生活，遑論八卦，嚴格說來，是一本思想傳記。這本小書試圖回答一個在中文世界很少被關注的大問題：為什么當初力主推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先行者，會轉而“師法俄人”，提倡“以黨治國”，從“憲治”到“黨治”的變軌，是如何發生的？在作者看來，這位屢戰屢敗的革命家有如雅努斯雙面神，人生的不同時期，受制于不同的矛盾，表現為或“民主”或“獨裁”的不同面向。但在孫自己來說，所謂“大道至簡，殊途同歸”，即便是“獨裁”，也是“為民主的獨裁”，且深信這兩條看上去涇渭分明、相互矛盾的路徑遲早會交匯——如此執念從未改變，終生不渝。

文庫兩種：《出久根達郎的古本屋小說集》（『出久根達郎の古本屋小説集』，筑摩書房 2023 年 11 月刊行）和網野善彥的《日本中世發生了什么——城市、宗教和“資本主義”》（『日本中世に何が起きたか 都市と宗教と「資本主義」』，角川書店 2023 年 5 月第十四版）。出久根達郎和網野善彥，同屬于我的“出必收”系作者，基本無遺漏，無論日文本還是中文版。疫情前夕，我入手了后浪推出的出久根的《給作家標個價：舊書店的文學論》；此次出國前，又受贈了由新銳品牌“樂”（lebooks）策劃出版的網野代表作《無緣·公界·樂：中世日本的自由與和平》。這兩種書，我均藏有日文版。

“網野史學”的兩種重要著作：《日本中世發生了什么——城市、宗教和“資本主義”》（左，日文版，角川書店 2023 年 5 月第十四版）和《無緣·公界·樂：中世日本的自由與和平》（右，中文版，夏川譯，崇文書局·lebooks 2023 年 8 月初版）

出久根是草根出身的暢銷書作家，在中央線沿線的高圓寺開過一間舊書店芳雅堂，不定期發行一種叫《書宴》的出品圖錄，做掌柜之余碼字，寫的書也多與書業有關。時而會有意想不到、甚至連其存在都不為世間所知的古本、珍本現形的古書屋，是各色人等出沒、神秘氣場涌動的詭異空間，也催生了古本屋偵探和古本屋漫畫等“日特”主義的出版生態。如果說《給作家標個價》是古書屋版作家論的話，那么這本《出久根達郎的古本屋小說集》則重構了古書屋的日常和傳奇，故事本身是虛構，但故事發生的舞臺、場景和細節，都無比真實，是進入古本屋文化的繩梯。

《日本中世發生了什么——城市、宗教和“資本主義”》，是網野在前著《無緣·公界·樂：中世日本的自由與和平》基礎上的拓展性研究，將學術畛域從“中世”論推進到“資本主義”論，從而構筑和完善了“網野史學”的兩個最重要面向。今天的學術圈在論及日式資本主義的萌芽時，學術視界會越過近世，直抵中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了這本書。

雜志、MOOK 兩種。綜合文化月刊《創》（『創——The Tsukuru』），三十二開，一百五十頁左右，作為雜志，倒有點像《文藝春秋》那樣的論壇志，是我每次來日本必入的刊物。這本雜志的特點，是關注出版、媒介和藝術，且毫不掩飾其對弱勢群體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族群的同情立場，左派的味道很濃，我關于日本出版和書業的有限知識，多源自這本刊物。如 2023 年 12 月號上，便推出了題為“街頭的書店正在消失”（「街の書店が消えてゆく」）的特集，由五篇文章構成，加上目錄后面、正文前面的彩色插頁，以近四十頁的篇幅，聚焦了處于時代拐點上的出版流通業、即將閉店的三家東京的書店和一家名古屋的書店，以及作為“正能量”典型來報道的、位于東京文京區千馱木的古書店“往來堂”的情況。而往來堂正是我常打卡的文藝系書店。

攝影季刊CoYote（『コヨーテ』），是我關注的新銳攝影刊物之一，嚴格說來是 MOOK，一年出四本，由藝術出版機構 Switch 社發行。2023 年冬季號（No. 81）是荒木經惟特輯，封面報道題為“新浪潮·荒木”（「ヌーベルバーグ?アラーキー」），顯然借了法國“新浪潮主義”運動的標簽，是對這位另類攝影大師逾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的溫情回望，特別是對其融“私攝影”和書道、平面設計于一體的獨特的海報藝術的一次梳理。在我個人的日本攝影事典中，荒木是與森山并重的攝影家，這本冬季號剛好與五年前入手的森山大道特輯（No. 64）湊成“一對”，于我有特殊的意義。

新銳攝影季刊 CoYote（『コヨーテ』）的兩種重要特輯：左，2023 年冬季號（No. 81），“新浪潮·荒木”；右，2018 年春季號（No. 64），“森山大道：關于攝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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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東京堂往左（西），過了內山書店，在通向小學館 Gallery 的狹長走廊的入口處，有書街案內所（本と街の案內所），其實是神保町古書業行會常設的信息服務窗口。我在那兒斂了幾種關于即將拉開帷幕的神田古書祭的 Free Paper，便去了“PASSAGE”。令我有些意外的是，PASSAGE 離我的住處竟如此之近，近得毫無懸念，就在虔十書林的隔壁。虔十書林是我專門淘老電影海報，外帶索取免費書簽的小書店。

PASSAGE 無疑是最能代表疫后書街潮流的店鋪，說是神保町的新地標亦不為過。說到新地標，不能不提舊地標。歷經疫情三年的試煉，神保町的書店地圖被改寫，最大的變化是綜合書店三省堂本社大廈的解體。2022 年 5 月，大廈的外立面垂下一面覆蓋四層樓的巨幅廣告，呈長方形書簽狀，“書簽”的余白上豎寫著三列大紅字：“暫且夾上一枚書簽。”（いったん、しおりを挾みます。）“書簽”底部的紅地兒上，印著兩行小字：“神保町本店即將翻篇，進入第二章——暫時閉店為重建。”（神保町本店は、第二章へ。建て替えのため、一時閉店いたします。）

2022 年 5 月，三省堂神保町本店大廈的外立面垂下一面巨幅廣告，呈長方形書簽狀，“書簽”的余白上豎寫著三列大紅字：“暫且夾上一枚書簽。”

至此，這座在三省堂創設一百周年時開業迎賓的樓齡四十一歲的大廈，暫時退出公眾視野。新大廈地上十三層，預計將于 2026 年 1 月竣工。在那之前，為滿足書客的需要，三省堂在距本店大廈東側一箭之遙的神田小川町三丁目開設了臨時店鋪。于是，那兒也成了我隔三差五的打卡之地，前后總共入了不下十種書。書的斬獲是其一，對我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福利，那就是三省堂版 Book Cover。疫后，因人手緊張，原先付款后由店員代為包裝，現改為自助服務：店鋪中央有一張小桌，桌下敞開式的抽屜中收納著各種開本的紙型，書客可根據自己所購書的開本，隨意抽取，然后在臺面上 DIY 包裝，這在我不啻雙重的滿足。

除此之外，位于神保町核心區的音樂專門店古賀書店和被稱為“獨立小影院先驅”的巖波會館的關張，以及坐鎮南北兩極的學士會館和山上酒店這兩間關涉書業甚深的百年老店的歇業，似乎也肇示了書街生態的退行。不過，作為書肆、版元（即出版社）林立，大學、書咖之稠密冠世界之首的“飛地”，書街的基本盤猶在，不僅遠未衰落，且新生業態始露頭角，應該說正處于新舊交替的轉折期。而轉折期的標志，非新地標莫屬。

神保町“新地標”：共享書店 1 號店 ALL REVIEWS by PASSAGE

筆者之所以視 PASSAGE 為神保町的“新地標”，概出于對書街歷史和日本書業的了解。我當然知道，此地標并非物理意義上的，神保町的物理地標過去是、未來（2026 年 1 月以后）仍將是三省堂，目前只是舊館拆除、新館竣工前的“空窗期”而已，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連地下一層、地上六層的貓頭鷹店都無法與之爭鋒。可饒是如此，2022 年 3 月，當 PASSAGE 官宣開業時，縱是隔著日本海，都使我平生一種“時間開始了”的亢奮感。而彼時，筆者的肉身仍被綁在“動態清零”的戰車上，何時能去東京，尚在未定之天，但我直覺日本書業已然走出疫情，正在重啟。那些日子，我迫切地想與人分享內心的感覺。猶記得那年夏天，我在晚間散步時，用微信語音給書評家朋友蕭軼講 PASSAGE 的來歷，及其之于神保町的意義。平時從來不發語音的我，居然先后發了三四十分鐘的語音，當然也得到了蕭軼兄的熱烈反饋。

簡言之，那間書店的誕生與神保町研究第一人、法文學者鹿島茂有直接的關系，也可以說是書評的產物。鹿島在《神田神保町書肆街考》文庫版（筑摩書房，2022 年 10 月初版一刷）的后記中，詳細記述了書店落地的來龍去脈。作為在神保町活過大半輩子的文化人，過去二十年，鹿島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造成日本出版業不景氣的結構性成因究竟何在？結論之一，“原本是耐用消費財的書籍，卻變成了一般消費品”。那么，何以緩解這種矛盾呢？他的解決方案是，讓書評召喚出版物：

做一個可最大限度地網羅過往所有見諸印刷媒體的書評的網站，那些在書店或出版社的倉庫中躺平的新書，或存放在古書店里的舊書，只要是曾被某篇或幾篇書評論及、甚至提到過的書，便有可能重新進入流通渠道，再度獲得作為出版物的生命力，從而避免淪為一過性消費品的宿命。（筆者譯）

鹿島著有一本專門談洋書蒐集秘辛的書話集，叫《古書比孩子重要》（『子供より古書が大事と思いたい』，青土社 2008 年 4 月初版刊行），書名顯然源自太宰治的小說《櫻桃》中的頭一句話：大人比孩子重要（「子供より親が大事、と思いたい」），恰恰是那本里提到的孩子（次子由井綠郎），因先天攜帶其父的戀書基因，同時又有廣告代理商和數字新媒體的實戰經驗，結果成了老爹的商業合作伙伴。2017 年 7 月，父子倆和書評家豐崎由美共同主持的書評網“ALL REVIEWS”上線，筆者有幸成為最早的注冊用戶之一。書評網兼具網店功能，且運營方式獨特：源源不斷地發掘有價值的舊書評，予以重新刊布，并以之為線索來鉤沉那些老出版物。讀者若是經由網站推介的某篇書評而從網店下單的話，網站會從交易書金中，以一定的比例向書評作者返還傭金。因了這種媒介化經營方式，書評的時效性被延長，書評文字像隨筆和嚴肅政論一樣，成為一種“賞味期限”足夠長的文體。而書評所鉤沉的對象物——那些被書店退貨后，長年躺平在出版社倉庫中的書籍，則重回流通渠道，重拾“耐用消費財”的尊嚴。書評網破天荒式的經營，打破了傳統書業的玩法，攪動了死氣沉沉的出版界，一時間人氣爆棚，用戶激增。鹿島從中悟出了兩點心得：

一是無論再高端的虛擬書店，也不如一間普通的實體店。二是書評網的用戶多為作家、批評家和翻譯家，也有不少出版家。鹿島作為其中的一員，自揣比較了解用戶的想法。“當他們走進某一間書店時，必然會生發的一個疑問是，咋沒見我的書？”而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是已故書評大家橋本治的一句萬能公式般的名言，所謂“若想......自己......就是”。套用在這里，就變成“若想在書店里看到自個的書，自己開一間書店就是”。事實亦如此，書評網上線后不久，鹿島父子心中便萌生了“無論如何，也得有一間自己的實體店鋪”的念想，且與日俱熾。

鹿島茂《古書比孩子重要》：日文版，青土社 2008 年 4 月初版；中文繁體字版，臺灣麥田出版 2015 年 6 月初版（左）。《古書比孩子重要》中文繁體字版，鹿島茂簽名本（右）

大疫三年，是書街的煉獄。在東京都先后頒布的四次“緊急事態宣言”和兩次“蔓延防止重點措施”期間，古書店被視為所謂“三密”（密閉、密集、密接）空間，首當其沖，基本處于歇業狀態。不過凡事皆有兩面，大蕭條之下，卻也不無機遇。因地產重新洗牌，鹿島父子得以在神保町核心區確保了商鋪門面，且不止一處。所以，在最后一次“蔓防”措施結束的當天，PASSAGE 開張大吉，也堪稱“因禍得福”。

我作為書評網的活躍用戶，也是鹿島茂的粉絲，隨時從社交媒體上關注神保町和日本書業的動靜，按說一間古書店的開張并無甚驚喜可言。況且，PASSAGE 對我來說，原本就屬于“預先張揚”的書店。可書店開業后，我一邊在推特等社媒上圍觀，一邊搜集日媒的相關報道，加以研究，突然就有了一種“不明覺厲”感。從那一刻開始，PASSAGE 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道“硬菜”，時時誘惑我，盡管我還不知道何時才能過去品嘗。但在執箸享用之前，我有必要先弄清它的前世今生、烹制過程，包括色、香、味。

“PASSAGE”全稱，是“PASSAGE by ALL REVIEWS”，凸顯了與書評網的關聯。起初我以為 PASSAGE 是英文，可作為英語，這個詞的語義略顯單薄，難以承載豐富的聯想，加之鹿島茂是法國文化學者，其為自己在非常時期，孜孜矻矻艱難推進始落地的處女店取名，理應用法文。多少讀一點鹿島茂便會發現，他對圣日耳曼德普雷之癡迷，完全不讓神保町。理由說來也簡單：“我在巴黎總是落腳于左岸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因為那兒靠近舊書店、版畫店。”對深度沉湎于法蘭西文化的左岸圣徒來說，圣日耳曼德普雷情結最難將息。法國作家、詩人雷奧·拉吉埃說：“如果你去那個區逛過一次，你就會想在那里度過一生。”作為一個妥協方案，波西米亞分子也許只能在自己的城市嘗試去發現（或開發）疑似的巴黎左岸，否則便意味著孤獨。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界，像神保町那樣可與圣日耳曼德普雷完美對標。拉吉埃文字的后半段寫道：

我們可以在無數巴爾扎克式的旅館租一個學生房間，到文具店買作業本和墨水，那里的生意當然很紅火，因為就靠近學校。我們可以在那里寫寫東西，不僅僅寫巴黎的美麗故事，也可以寫寫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章節。

只需把文中的巴爾扎克換成夏目漱石，把巴黎、法國置換為東京、日本，你會發現，這簡直就是對神保町的白描。如此也就不難理解，鹿島茂何以會用“PASSAGE”這個在英語中略帶歧義的法文詞來為自己的書店命名。鹿島作為神保町的“原住民”，是日本書業一等一的通人，可他的專業是法國文學，收藏也以洋書為主。他有本著作《巴黎夢幻拱廊街》（臺灣麥田出版，2009 年 10 月初版），可以說是其本雅明趣味的大暴露。因此，他為自己的店取名“拱廊街”，便不足為奇了。拱廊街是巴黎的文化象征，用鹿島自己的話說，它“將十九世紀巴爾扎克、福樓拜身處的那個年代，原原本本地真空包裝，封存起來”，既有知識考古的價值，又是歷久彌新的都會商業空間。在法文中，“拱廊街”寫作“passage couvert”，原意是“玻璃屋頂覆蓋下的通道”，因日耳曼人瓦爾特·本雅明的名著《拱廊街計劃》（Le livre des passages）過于出圈，弄得普天下的小資無人不曉，后來“passage”就變成了“拱廊街”的簡稱（但在英文中并無此意）。鹿島父子的 PASSAGE（日文片假名拼寫是法語風的“パサージュ”，而不是英語風），不僅是與圣日耳曼德普雷對標，也是對本雅明的致敬。那個店的 logo，乍看像一個躺平的“P”，其實象征拱廊的斷面，又像是一把鑰匙，不失為多義的設計，大美至簡。

鹿島茂《巴黎夢幻拱廊街》，中文繁體字版，臺灣麥田出版 2009 年 10 月初版，作者簽名本

經過疫情的試煉，書業在蕭條中調試，業態在悄然進化。實話說，PASSAGE 若只是一間單純的舊書店，未必值得我們如此費心關注。但在我看來，它恰恰不是一間普通書肆，而是集中了種種日本書業特有的文化、品質的新型書店，也是一種創意文化空間。就結果而言，當初鹿島偶然受到橋本治話語的觸發，攜子創業，不但讓父子倆夢想成真，而且成就了一批書評家、作家和翻譯家的書店夢，堪稱是一樁功德。

準確地說，PASSAGE 是一間共享書店，或曰眾籌型書店。以 ALL REVIEWS 書友會為核心，導入會員制（入會費 13200 日元），并面向所有的作家、同人讀書會或公眾出租書架，每只書架（其實是架上的一格，標準尺寸為 59cm × 23cm × 29cm）月租金 5500 日元。銷售的書籍可新可舊，亦可是簽名鈐印本，一概由書架承租人（日語是“棚主”）提供并上架，店家只負責按棚主的定價進行銷售和管理。每本書走貨后，店家扣除 15% 的管理費，將書金的 85% 匯入棚主賬戶。通過這種方式，一些在傳統古書店只能放在均一臺上以 100 日元賤賣的舊書，在 PASSAGE 卻能以 1000 日元以上、甚至接近新書出版定價的價格來銷售。而所有的物流、銷售環節，均通過 PASSAGE 自行開發的 POS 系統，實現自動分賬。也因此，PASSAGE 是整個書街上唯一只支持電子支付、拒收現金的書店。結賬時，如客人需發票，可提供電子郵箱或社交媒體賬號，發票會以電子版傳上。而有的書客收到發票后，會發到社交媒體上，讓更多人看到或分享，從而帶來更大流量。從電子支付到流量營銷，也是 PASSAGE 的特點之一：與通常神保町書店不同的是，這是唯一一間不但不禁止攝影，反而歡迎拍攝的書店。

PASSAGE 的店堂（1F）

PASSAGE 分兩層，營業面積約七十平米，共設置書架 362 格。據說僅出租書架一項，月入就超過 200 萬日元。店中書架的編號全部用法文標識，自成系統，諸如巴爾扎克通、蒙田通、莫里哀通，等等，不一而足。走在密林般的書架間，有如穿行于一幅十九世紀巴黎的人文地圖。如筆者購入最多的鹿島茂書架，編號為“Rue Balzac 7（15）”，表示在“地圖”上的定位是“巴爾扎克通”第 7 只書架的第 15 格。PASSAGE 開業一年整，2023 年 3 月，二號店“bis！BOOKS & CAFE”開張；兩年后的 2024 年 3 月，三號店“SOLIDA”開張。三店均位于神保町的黃金地段，擁有書架超過 1000 格，三號店開業后，書架的月租也從 5500 日元下調到 4000 日元。一年一店——ALL REVIEWS 呈彈射狀的發展節奏，委實令人瞠目，對疫后方興未艾的共享書店潮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就在與 PASSAGE 所在的鈴蘭通相隔一條馬路的櫻花通上，2024 年 4 月，直木獎作家今村翔吾創業了本丸書店，是一間主營歷史推理等類型小說的共享書店。目前除東京外，共享書店已蔓延至橫濱、福岡、山口等城市，生態規模有進一步擴大之勢。

2023 年 3 月，二號店“bis！BOOKS & CAFE”開張

還是回到 2023 年 10 月 25 日。在那個時點上，我實際發生物理鏈接的共享書店其實僅限于新地標店“PASSAGE”及二號店“bis！BOOKS & CAFE”，三號店“SOLIDA”的開業是后話了。我還是盡量本著 2023 秋的那次旅行來展開敘事。

從 10 月 25 日當天下午，直到 12 月 2 日回國，除了去地方城市，我“盤踞”于神保町的據點，凡十四天，前后去 PASSAGE 及二號店（位于同一棟樓的三層）打卡總有七八次，以平均每次兩本計，我從兩店（主要是一號店）購書應不下十五種，且大多為簽名本。茲按不同的著者，隨手各錄一二，權當夾在書頁中的便簽：

必須從鹿島茂開始。雖然鹿島的書，我保有絕大部分，卻沒有簽名本。此番在 PASSAGE 的“巴爾扎克通”，我站在鹿島的專架前，悉心翻檢，最后入了兩冊單行本，都與性有關（鑒于本土媒體的尺度，姑隱去書名）。鹿島作為法文學者，庋藏宏富，其中頗不乏維多利亞時代秘本、巴黎風俗本等珍本。用法語創作的春宮文學，連官能小說大國日本也難比肩，且代有人才，長盛不衰，包括近年來頗流行的由女性創作、以取悅女性為訴求的新感官小說，法國也是先驅。鹿島精通法語，深諳西文春宮本之曼妙，在“米兔”（#Metoo）等全球性女性主義浪潮尚未波及日本的二十一世紀之初，曾在《文藝春秋》《周刊文春》等主流文化刊物上連載，當仁不讓且旗幟鮮明地扮演了“情色圖書館”導讀的角色。這兩本書便是角色扮演的腳本，只不過經過重新編纂，增訂了學者對談等資料，顯得更體系化，也更有文化。兩本書的環襯上有鹿島茂粗油性筆的簽名和日期，封底貼著鹿島私家版藏書票，主題是穿紅裙的貓女，有點藤田嗣治的風格。書票的上方，是 PASSAGE 的 logo——拱廊街斷面；下方分兩行，印著“鹿島茂の本棚　バルザック通 ７”（鹿島茂書架，巴爾扎克通 7）。

鹿島茂簽名本的封底，均貼有藏書票和書架的方位指示標簽。如左書，即購自 PASSAGE 書店，鹿島茂書架，巴爾扎克通第 7 只書架的第 15 格

攝影大國日本也是攝影媒體的大國，各種攝影紙、志、展應有盡有，且無不形態考究、富于質感，攝影批評亦由來已久，至今不衰。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與攝影家一樣，璨若星辰的攝影評論家，絕大多數是男性。若問女性攝影評論第一人是誰，答案只有一個：大竹昭子。大竹的日本攝影史著作，我藏有日文版和臺灣版，這次在 PASSAGE 入了四種，均為近年出版的新著。其一《歡迎來到迷走寫真館：如何看攝影》（『迷走寫真館へようこそ　寫真を見るとはどんなこと』，赤赤舍刊行），是一本以攝影展的形式編纂的攝影本：全書按主題分成三個展示室，每個展示室遴選十二幀作品，每一幀都附有幾百字的解讀，嚴格說來，是一部攝影隨筆集。小三十二開平裝本，裝幀制本質樸而精湛。這本居然是 2023 年 10 月剛付梓的新書，估計中盤商還來不及鋪貨，便已躺平在 PASSAGE 的大竹昭子專架上。因為 PASSAGE 是書架承租人自己負責進貨，繞過了中盤商配本的環節，鋪貨效率之高，幾乎與出版商對作者提供樣書同步，這應該也是共享書店的一大優勢。另外三種是大竹對幾位攝影大師的追憶或對談，配以相關的攝影作品。這套小書是文庫本，清一色的極簡裝設風，連書衣都省了。可畢竟是攝影書，用紙和印裝的品質都堪稱一流。大概是受制于印量，感覺書價也相當硬核，七八十頁的小書，每本定價都在 1000 日元上下。叢書共出了十三種，我只挑自己感興趣的攝影家，入了三冊，分別是中平卓馬、荒木經惟和畠山直哉。貼附于封底的標簽表明，大竹書架的方位為“Rue Molière 7（1）”（莫里哀通7，第一格），記得是靠近門口的顯赫地段。

不妨再列三種：張愛玲的兩種名作《傾城之戀·封鎖》，由著名漢學家藤井省三教授譯成日文，疫情前由光文社推出，列入“光文社古典新譯文庫”，豈有不入之理？《世界遠未到終結的時候》（『世界は終わりそうにない』，中公文庫 2018 年 1 月刊行），是女作家角田光代的隨筆集，另附她與其他作家的五篇對談，系簽名鈐印本。角田是我的同時代人，作為小說家，有向田邦子范兒，作為書評家和隨筆家，也有相當的辨識度。她在《朝日新聞》和《文藝春秋》上的書評，一向是我追讀的文字。《第一藝人文藝部》（創刊準備號），是喜劇藝人出身的芥川獎作家又吉直樹掛帥的文藝志，刻意做成新書的開本，容量也與主流的新書相仿佛，一百三十頁左右，由吉本興業圖書（Yoshimoto Books）出版。作為一本刊物，“它是藝人們剛剛寫就的文字，是凝聚著游心和情熱的文藝志”（腰封語），內容不拘一格，有故事、詩歌、隨筆、書評，包括段子集錦。而何謂“第一”呢？“其實并沒有第二，吾輩遂妄稱第一。”透著文化自信。所謂“創刊準備號”，其實就是試刊號。我雖不是創刊號控，但覺得該入一本。書金是 1000 日元（含稅）。

左：張愛玲的兩種名作《傾城之戀·封鎖》，藤井省三譯，光文社文庫 2018 年 5 月初版；右：《第一藝人文藝部》（創刊準備號），又吉直樹主編，吉本興業圖書（Yoshimoto Books）2023 年 11 月初版

《世界遠未到終結的時候》，中公文庫 2018 年 1 月刊行，角田光代簽名本

最后附帶提一句。在 ALL REVIEWS 旗下三間門店中的任何一間購書，每本書會附贈一枚書簽。書簽正面是巴爾扎克的名言——“讀書會為你帶來未曾相識的朋友”，背面是機構的社交媒體賬號二維碼（臉書、Instagram 和推特）。購書超過 2000 日元的書客，會得到一張軟飲優惠券，可在二號店書咖使用，抵 100 日元。不過，盡管我的錢夾中已積攢了七八張優惠券，卻始終未啟用。因為我知道，“bis！BOOKS & CAFE”豈是普通的書咖？那兒同樣是由美本的密林和誘人的小物構筑的魅惑空間，外加咖啡的氤氳，空氣中都彌漫著巴黎拉丁區的味道，區區 100 日元抵金券，何用之有？我決定待下次來東京時再使用，好在抵金券并無有效期。

goods of ALL REVIEWS：書店地圖，書簽，歌人俵萬智隨書給書友的福利——一張手寫便簽，二號店“bis！BOOKS & CAFE”優惠券

4

出了 PASSAGE，看時間還早，我便左轉繼續往西走。過了專賣成人亞文化讀物的荒魂書店，沒幾步就是三幸苑餃子店，鈴蘭通到此為止了。順著白山通往北經過兩家店鋪，便是白山通和靖國通交叉的十字路口（被認為是書街的地理中心）。朝西穿過白山通，左手邊就是神保町圖書中心（神保町ブックセンター）。書街上的圖書中心，聽上去有些莫名其妙。其實，那是巖波書店的店鋪，確切地說，是一間書咖，除了咖啡，也提供輕食。若是搜羅巖波版圖書，或者講談社學術文庫、中公文庫、平凡社新書這類調性相近的嚴肅出版物，圖書中心是首選。從 10 月 25 日下午，到回國之前，我去那里打卡總有四五次，購書應不下十種。此時，只消掃一眼為作此文而臨時攤在地板上的書堆，我便能輕易抽出五六冊巖波版書，因為那些書均包著圖書中心設計的 book cover，一目了然：

巖波書店的神保町圖書中心

第一本《納粹也做過“好事”嗎？》（『ナチスは「良いこと」もしたのか？』，小野寺拓也、田野大輔著，巖波書店2023年7月刊行），是巖波小冊子（Booklet）中最新的一種。所謂巖波小冊子，是巖波系列出版物中的“快餐”，創設于 1982 年，大三十二開平裝本，每本百十來頁，裝幀印刷都是極簡風，很像是出版機構做的專門收錄長論文的抽印本，是對某個當下社會熱點問題的即時歸納和反應。如這本便是對日本國內外隔三差五便會沉渣泛起的“歷史修正主義”論調的正面回應。雖說是“快餐”，卻都是出自學術大咖的去學術化寫作，文字淺顯易讀而切中肯綮，故受眾頗多。如這本“好事”，2023 年 7 月 5 日出版，兩個月后，便增印至第六刷。

較之于小冊子，巖波新書的題材更硬核，受眾面也更廣。這次入手的兩種巖波新書，均為新赤版系列，均關涉語言學，這與疫情前后我個人學術興趣的轉移有關。《語言哲學的開端》（『言語哲學がはじまる』，矢野茂樹著，巖波書店 2023 年 10 月刊行），是一本語言哲學的入門書。作者梳理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葉，戈特洛布·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這三位天才哲學家關于語言本質的思考與挑戰，回溯了語言哲學的源流。二十世紀哲學最顯著的特征，是語言學轉向，語言至今仍是哲學的主戰場。作者對人人都在有意無意中漫不經心地使用的日常用語，從根本上逼問其意義，也再次證明是語言使思考成為可能，而不是相反。《日本語和漢字——無正書法語言的歷史》（『日本語と漢字――正書法がないことばの歴史』，今野真二著，巖波書店 2023 年 4 月刊行），可以說是一部日語和漢字的交融史。漢字深深嵌入日文中，且居于核心位置，它深刻影響了日語，但也被日語重新定義。相當于英語的“heart”、中文“心”的日本語，可寫作“こころ”或“ココロ”，當然也可以寫成“心”。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中有如是描寫：“円卓に肱を持して、この靜かさの夜に勝る境に、憚りなき精神を溺れしめた。”（吳樹文譯本：“他把胳膊肘支在圓桌上，無所忌憚地使精神沉溺在這勝似靜夜的境地。”）在漱石原文中，“精神”一詞旁邊標注的振假名，是“こゝろ”。這說明至少在明治期，假名“こころ”，也可以變換為“精神”。就是說，一個用假名標注的日語詞，其“文字化”時可以有不同的選項，而沒有所謂“標準答案”，即正書法。這是我個人非常關注的問題。

文庫本兩種，新潮文庫和巖波文庫各一冊。我入《題未定：安部公房初期短篇集》（安部公房著，新潮社 2023 年 4 月刊行），純因為不久前剛買過這本書的臺灣版，有的篇章想對讀之，臺版書名是《靈媒傳說》（聯經出版社，2016 年 8 月刊行）。《渡邊一夫評論選：瘋狂論》（『渡辺一夫評論選 狂気について』，渡邊一夫著，大江健三郎、清水徹編，巖波書店 1993 年 10 月刊行），是一本我屢屢失之交臂的小書——這本付梓于 1993 年的文庫本，今已增印至十一刷。渡邊一夫何許人也？法文學者，文藝復興研究者，拉伯雷的日譯者。他的東大法文科后輩大江健三郎說，渡辺一夫是人道主義者，其“對暴力的厭惡，對機械化人類的厭惡，以及對人本身的愛，從來不曾改變”。而對我來說，評論集所附的渡邊談讀書、早年蒐集法文版毛邊書的文字，有種秘藏的趣味，親切感油生。

部分巖波版小冊子、新書、文庫和巖波書簽。最是巖波書簽，讀客的主題畫與店招牌相呼應，是我的大愛

從神保町圖書中心往西走百十來米，過了易學書店原書房和動漫系的澤口書店，就到了山本書店。因這家店緊挨著神保町地鐵 A1 口，故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書街地圖的起點（從西向東），我個人傾向于將其看作神保町漢學系“御三家”之首，以漢學古籍和大陸版舊出版物為主。盡管我每次去山本書店多少都會有所斬獲，但一進門便撿到一個漏，還是始料未及的。那書就插在進門右手邊的均一箱中，書口朝下，書脊朝上，像是罐頭里的沙丁魚。也不知怎的，我第一眼就瞄到了那條“魚”：《晚清的魅力》（夏曉紅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書幾乎是全新，拿在手里一翻，居然是簽名本：

大木康先生雅正

夏曉紅 奉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顯然是作者簽贈給日本漢學家、明清文學專家大木康教授的。因是從均一箱挑出的貨色，書金只有區區 100 日元（稅前），簡直形同白撿。作者是晚清思想和梁啟超研究的名家，她談所謂“借途日本，學習西方”的中國知識人的“和文漢讀法”，談梁任公“盜用”蘇富德峰文章的作文，讀來饒有趣味。而作為一冊學人隨筆，最后一輯無關晚清主題的“記憶拾零”，其實是最吸引我的文字。

夏曉紅致大木康的簽名本，是我在山本書店撿的第一個漏

老北京文化研究著作兩種：《天咫偶聞》（[清]震鈞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刊行）和《北京市街巷名稱錄》（嚴肅編，群眾出版社 1986 年 5 月刊行）。前者是一本晚清筆記，記述北京地區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風土人情，極具史料價值。有“野翰林”之稱的歷史小說家高陽說：“民國以來，談掌故的巨擘，當推徐氏凌霄、一士昆仲；但專記燕京的遺聞軼事，風土人情者則必以震鈞的《天咫偶聞》為之冠。”此書成稿于 1903 年，初刊刻于 1907 年。著者曼殊震鈞系滿人（“曼殊”即滿語的“滿洲”），自號涉江道人，漢名為唐晏，生于清咸豐七（1857）年，卒于民國九（1920）年。震鈞于光緒八（1882）年中舉人，曾任江蘇江都知縣。宣統二（1910）年，執教于京師大學堂，后到江寧將軍鐵良幕府，并任江寧八旗學堂總辦。辛亥革命后，一直居住在南方。書分十卷，其內容分別為皇城、南城、東城、北城、西城、外城東、外城西（第一至第七卷），郊垌（第八、九卷），瑣記、自敘（第十卷）。點校本出版，經歷了不短的過程，全書的點校作業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顧平旦擔當。

后者是一本城市地理研究的工具書，書編得很地道，也很體貼，可以說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內心的一種刻板印象（或曰偏見），所謂“國人不會編辭書”（盡管“名錄”并不是典型的辭書）。如書中所錄街巷名稱，是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的。但為便于不懂漢語拼音的讀者查找，還編有筆畫索引。單看書的編纂年代，便知道有多么重要——彼時，改開已啟動八年，社會財富有所增加，但大規模城市化尚未來臨，“拆那”的推土機還未開到京城的胡同口。書的正文部分已足夠重要，但對我個人來說，各種附錄和附圖也極有價值：如中央國家機關地址、電話號碼一覽表，北京市公安局及各區公安分局地址、電話號碼一覽表；北京市城區街巷分區圖，北京市城區公安派出所轄區示意圖等。電話號碼清一色六位數（應是程控電話普及之前），前兩位局號和后四位數之間，用英數格式的圓點分隔。看這些附錄（圖）還有一個收獲，那就是城市化進程的今昔對比：“攤大餅”并不單指城市的物理規模本身，“大政府”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推進的。

《西方之中的東洋》（『西洋のなかの東洋』，吉川幸次郎著，文藝春秋新社 1955 年 12 月刊行），是吉川幸次郎的美國紀行，也是這位東洋儒者卷帙浩繁的學術書寫之外不多的閑適文字。不過，學者就是學者，即便是在“閑文”中，其朝斯夕斯、念茲在茲者仍然是學術文化。所謂“西方之中的東洋”，其實主要是對美國東亞區域研究，特別是對日本和中國問題研究的關注。吉川訪美是應美國務院的邀請，從西海岸到東海岸，遍訪全美名校、智庫，受到美國學界的禮遇，自不待言，也受到在美大學任教的中國學人的敬重：“在有中國教授的地方，我被當成中國人，受到款待。”文人雅集，詩酒唱和，不亦樂乎。以至于那段時間，吉川使用最多的兩句話是“您好”和“你貴姓”。就這樣，在一般國民尚不能去國外自由旅行、日本對外部世界情報相當饑渴的年代，吉川便有了對冷戰前期美國東亞研究總體狀況的把握，而且是日中對標，具體而有針對性：

一個確實的情形是，甭管哪所大學，相較于中國學部，日本學部無論人員還是書籍，均呈弱勢。倒也不是沒有例外的情況，如耶魯、密歇根等學府。可縱然如此，在我等日本人看來，現狀仍難盡如人意。（筆者譯）

還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圖版。吉川行次郎著作等身，但照片很少流出，這本書中有高清黑白照，頗珍貴；二是扉頁上鈐有一方朱文篆刻印章“穆堂”，顯然是此書前主人的名章或齋號。但究竟為何方人士，尚待考。

《西方之中的東洋》，吉川幸次郎著，文藝春秋新社 1955 年 12 月刊行

《雜書雜談》（增田涉著，伊藤漱平編，汲古書院 1983 年 3 月刊行），是魯迅弟子增田涉的書話集，由三部構成：第一部，“雜書”雜談；第二部，古書雜談；第三部，雜書雜談。從寫作時間上，是第三部最早，主要寫于戰時；第二部次之；第三部最晚，基本是戰后的作品。作者深受魯迅影響，平生愛玩石，工書法篆刻，迷戀“小擺設”，為雜書擲銀不眨眼，“拿在手上的書若有一行是需要的，哪怕貴些也要買下來”（片山智行語），可謂深得“玩物喪志”之三昧（松枝茂夫語）。增田作為漢學家，雖然也不乏諸如《中國文學史研究》等硬核專著，包括參與日文版《大魯迅全集》的翻譯與注釋那種頂級學術工程，但他始終是一位書話家。其書話寫作數量龐大，內容駁雜，很難歸類。他的名著《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也有一個副標題“‘雜書’札記”，嚴格說來，也是一部書話。《雜書雜談》是在增田歿后七回忌時，由其弟子伊藤漱平（漢學家、東京大學教授，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與松枝茂夫合譯《紅樓夢》）編纂成書，由松枝茂夫作序，編者伊藤漱平作跋。前環襯頁夾著一幀毛筆簽贈條幅，小楷清雅，十足文人范兒：“留念風外魯船居士七回忌 編者伊藤漱平代贈”，底下鈐印是一方漢白文章“兩紅軒”。風外魯船居士可能是增田涉的法號，兩紅軒疑為伊藤漱平的齋號（這兩點均為筆者的推測，有待詳考）。這本書精裝仿真皮面，帶函套，裝幀制本極精湛。不僅裝設，內容的編纂也相當用心。對全書“雜談”三部中介紹和提及的漢籍和本，有“雜書古書書名索引”附于書后，可按日文假名順序檢索，經筆者統計，網羅竟有五百零七種之多！

《雜書雜談》，增田涉著，伊藤漱平編，汲古書院 1983 年 3 月刊行

我在東京勾留期間，去山本書店僅此一次（因山本經營以古籍為主，短期內反復打卡無甚意義），購書不下八種。茲點檢上述中、日版計五種，權當購書筆記，強化記憶以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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