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3年夏天，河北暴雨成災。

涿州市刁窩鎮大柳村的農田泡在水里。

村民受災嚴重，顆粒無收。

大柳村的張桂云，是一名執業中醫師，在涿州開著診所。

平日里與病患、醫院打交道，本該算是熟門熟路。

可她沒料到，有朝一日，沒有精神病，會成為一個無法自證的命題。

1

2024年5月，洪災賠償款發放后，張桂云嫂子的耕地上卻要修建水泥路。 嫂子多次進行阻攔，并要求查看耕地紅線。 她認為村里不講理，于是拉著張桂云直奔刁窩鎮政府，想找書記劉陽評理。

結果鎮書記說在開會，一面沒見著。

兩人又跑到涿州市紀委想再遞材料。

可剛到門口，大門沒進，就被保安攔住。

兩人無奈，只好在外面等：

一連等了一夜。

那天是2024年5月9日，早上，兩輛120救護車忽然來了，車上下來的警察也不少。

還沒等張桂云反應過來，就被人強行拉進了救護車，三部手機全給搶走。

她想報警，卻被告知，丟了手機自己找鎮黨委書記要，書記劉陽又推給包村干部陳沖。

可陳沖不承認自己拿過手機，至今手機下落不明。

2

被人搶回去后，張桂云仍覺得不能就此算了。

幾天后，她和嫂子又去了保定市紀委、河北省紀委，都吃了閉門羹。

5月16日，她們索性跑到北京的中紀委，想著更上一層樓，或許能解決問題。

在中紀委大院門口走完安檢后，兩人被安排到一處棚房。

她們原先以為這是接訪程序的一部分，進去才發現早有人等著：涿州市檢察院的魏檢察長、涿州市公安局的李立軍，還有一位亮著警官證的警察以及某個身份不明的人。

這個不明人員，正是之前在涿州市紀委大院和刁窩鎮政府控制著她們的人。

張桂云和嫂子只好又把洪災賠償、耕地紅線等事情向他們重復一遍。

對方一邊點頭，一邊說：

問題會解決的，有人接你們回去。

張桂云和嫂子覺得不對勁，兩人趁機跑出棚房。

接下來的幾天，她們在北京暫且躲一躲。

直到5月20日，又去中紀委排隊反映。

果然，刁窩鎮包村干部陳沖和另一個男人一直跟在后面。

兩人心里害怕，跟前面排隊的人說，截訪的來了，只好加快速度往安檢處擠，好歹進了信訪大廳。

結果得到的回復依然是，回當地處理。

她們又換到全國人大信訪處去排隊，直到下午才離開。

可剛出大門沒走多遠，一輛出租車突然橫在她們的車前，從上面跳下四五個人，把兩人從車里拽出來塞進另一輛京牌榮威轎車。手機、身份證都被搶走：

車一路狂飆，回到涿州。

3

涿州市內，張桂云和嫂子被先帶到安定醫院，隨后轉到安康醫院。

直到推門進了病房，張桂云才發現這是家精神病醫院。

駕駛員把張桂云的身份證、包等移交給刁窩鎮一個姓趙的人。

隨后，兩個男護士按著她胳膊，把她帶到一個封閉式病房。

走廊盡頭有鐵門上著鎖。

那天晚上，一男一女兩個護士過來，拿走了張桂云的眼鏡——

她有800度近視，卻沒人理會。

護士說要給她服藥。

她一聽是精神科藥，就表示拒絕。

男護士冷冷地說：

不吃，就給你下胃管。

還叫了好幾個人，擺出要動手的架勢。

她只得順從，接受口服帕利哌酮等抗精神分裂藥。

一日兩次，每次都要當場用手電筒照口腔，確認吞下后，還得灌水。

吃了三四天后，她自感心慌，心率高達一百多。

可醫院里的人說：

你想太多。

在那種環境下，她不敢鬧，更不敢表現出情緒。

這里向來有一條潛規則，

任何言行不符合聽話標準的患者，都可能被捆綁：

或是被加大藥量。

4

在被關的第18天前，張桂云想起自己今年還有執業醫師定考，報名就要截止。

她多次跟醫院提出，若耽誤了報名，誰負責？

刁窩鎮政府的人發話，說可以讓精神病院院長替她報名，但前提是：

要寫一份懺悔書。

那是已經準備好的模板：

“我是涿州市刁窩鎮大柳村張桂云，因為跟政府有爭論，深刻反思，出去遵紀守法，做良好公民，不向政府提不合理要求，就此事不再追究。”

他們還逼她加上“如果干擾政府工作，自負法律責任”的條款。

張桂云開始堅決不寫。

當時，刁窩鎮的劉主任和男護士長都在場，直接說：

不寫，就別出去。

張桂云思來想去，只得照著模板寫完簽字，又捺了手印。

她被放回家后，當晚才發現，刁窩鎮政府還逼著她的哥嫂、姐姐們簽下一份所謂承諾書。

上面誣陷她參加非法宗教，偏執型人格，只為給那18天的被關找個借口。

于是，從2024年5月18日到6月6日，一個普通的執業中醫師，就這樣在安康醫院度過了18天。

其間，無論她怎樣強調自己沒病，都沒人聽，也無法自證。

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的經歷，對于一個向來靠醫術謀生的人來說，本身就透著荒誕。

尤其是那種無助感——無論如何解釋，都抵不過別人口中的一句：

她有問題。

還能冠冕堂皇地稱之為，保護性治療。

這世上最讓人無能為力的，莫過于“我沒瘋，但我無法證明自己沒瘋”。

這世上最難的不是證明自己有病，而是證明自己沒病。

5

坦白說，2023年的洪水在涿州讓不少老百姓顆粒無收，甚至流離失所。

有一些后續問題發生，是可以預見的。

可不正常的是，這問題從村里吵到了鎮里，鎮里不搭理。

上到市里、市紀委，又是保安攔、又是閉門羹。

好不容易到省里，再到中紀委。

最后，驚喜不驚喜，意外不意外——

等你的是兩輛120救護車和十來個警察。

在某些人看來，洪水賠不賠不重要。

怎么把會嚷嚷的人弄閉嘴，才重要。

你要問為什么？

答曰：“你精神病唄。”

很多人都見怪不怪了，因為這就是某些地方解決麻煩的終極大法：

一張精神病診斷，比一張紅頭文件還管用。

且不說在中紀委大門口蹲守多久，一路上那幫村鎮干部跟殺青后劇組散伙似的，穿插、跟蹤、尾隨，場面簡直有點專業：

出租車、榮威車前后包抄，把你硬塞進車里，手機、身份證、隨身包一股腦搶走。

這氣勢，看得人心驚肉跳，也只能感慨——你要是只想安安靜靜活著，不給領導找麻煩，或許還能風平浪靜。

可一旦想對發洪水的錢和修水泥路的事問個清清楚楚，那就得先把你送到一個無比安全的地方——精神病醫院。

多么體貼的安排！

于是，一位執業中醫師就這么莫名其妙地被塞進了涿州安康醫院——一家精神病醫院。

沒人問你醫師資格證，也沒人問你之前是否有確診精神疾病，你在那兒就只有一個身份：

有病的人。

醫院里邊也很講究程序正義，先把眼鏡收了，防止你看清他們的臉色：

即使張桂云提出自己800度高度近視。

再想拒絕吃藥？

行啊，那就給你綁床上下胃管。

下胃管是什么滋味？

相信很多人（包括某些濫用職權者）一輩子也不想體會。

更高明的是，每回吃完藥，護士都會用手電筒往嘴里照，用水灌：

你要是敢不咽，那就再來一遍。

十足的專業操作。

無論你原本健康不健康，總之你就老老實實被按在焦慮抑郁、精神分裂的診療程序里了。

最戲劇性的，還在后面。

人要走？

可以。

可怎么走，不是你說了算。

寫個懺悔書先。

寫什么？

簡單，這里有范本：

“我因跟政府有爭論，現深刻反思，出去遵紀守法，不再對政府提不合理要求……”

如此云云。

就算你是好端端的執業中醫師，也得在紙上認下自己有過錯、以后不再追究——

不然？

拜拜，請回病房繼續享受帕利哌酮的治愈之旅。

而這還不是結束。

更妙的是，為了把精神病這個鍋扣得牢牢的，村干部甚至逼迫你的親屬也要寫書面證明，說你偏執型人格甚至參加非法宗教活動。

想想看，家里人要是不簽，這事還沒完，你不一定能出院。

6

有人經常問我，你不怕嗎？

怕。

但害怕也沒有用。

面對這種冷漠和權力的任意組合，我們能做的，就是一遍遍說出來，讓更多人看到。

這一次，我們看見了一張醫生證、三部被搶走的手機、一紙被逼迫寫下的認錯書。

下次，還會是誰？

這世間，總有那么些人擅長把其他人撕碎，讓你在大庭廣眾下落荒而逃。

洪水退了，農田仍在，耕地紅線究竟該怎么畫，村民也許一輩子都等不到答案。

最要命的是，這些沒人回應的疑問，有時會比洪水漫得更高：

你喊話，他們讓你閉嘴。 你不閉嘴，他們就給你安排治療。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當這一切成了某些習以為常的操作，類似的故事還會不會再發生在更多普通人身上？

總有人天真地以為：

只要你有理有據，只要你沒違法亂紀，只要你真誠守法，就不用怕所謂被精神病。

可現實殘酷地告訴你：這一套邏輯并不總能行得通。

正因為你在他們眼里成了麻煩制造者。

所以要么你就得被關進小黑屋；

要么——至少先被送往精神病院，讓你變成真正的失聲者。

18天后，張桂云離開了精神病醫院。

可那段經歷，無論如何洗腦、涂改，都不會被忘記。

從檔案袋、村委辦公室，到街頭巷尾的捕風捉影，到中紀委門外的棚子，再到精神病院被強制灌藥……

一環扣一環，像極了古舊的連環套。

對張桂云而言，18天在精神病院的經歷沒有任何診斷依據，卻足以把一位執業中醫師打成有問題的人。

回看整件事，無非就是多問了幾句，想要個說法，結局卻變成了，被關進醫院，寫下懺悔書。

肯定有人會問，是不是她也有過激之處？

這些追問終究會被推來推去，最后落在一紙含糊的結論里：

她精神病了，事情就算完了。

但愿這樣的劇情，有一天能真正落幕。否則，每一個努力活著、卻又無法證明自己沒瘋的普通人，都會在某一刻猛然發現：

所謂正義，居然離你如此遙遠。

所謂精神病，居然離你如此接近。

寫于2025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