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萬歷皇帝與利瑪竇，網上有不少介紹文章，包括正規媒體發布專家教授的文章，其中核心是“萬歷非常欣賞利瑪竇”！

比如，去年北京日報客戶端發表的《利瑪竇與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就有“此后的數十年間，他歷經曲折，最終得到萬歷皇帝的信任，得以在北京居住”，接下來還有“鑒于利瑪竇所做的巨大貢獻，明廷將阜成門外的滕公柵欄作為他的墓地”等。

甚至，某些文章中還有萬歷欣賞利瑪竇進獻的自鳴鐘，請利瑪竇駐留京城，讓利瑪竇去欽天監指導工作，以及讓利瑪竇出入宮廷數十年，甚至給利瑪竇畫等身立像，賜以終身恩俸等等。

問題在于：萬歷皇帝真會如此欣賞一個洋和尚嗎？其實，這就是一個謊言，明實錄揭開了真相。更重要的是，這一謊言的誕生更值得思考，背后隱藏的邏輯讓人不寒而栗！

明朝實錄戳破謊言

《明實錄》是明朝歷朝官修的編年體史書，記錄了明朝崇禎之前歷代皇帝的歷史，是研究明朝歷史的基礎史籍之一。其中，《明神宗實錄》中有利瑪竇拜見萬歷的歷史，共有三條，詳情如下：

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在華居住近20年的利瑪竇得到萬歷召見。

明實錄記載：“天津御用監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并行李。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既稱神仙自能飛升，安得有骨。”

利瑪竇進獻的是“天主天主母圖”，但明朝官員認為“既屬不經”。更重要的是，利瑪竇隨身攜帶的“神仙骨”，顯然是人骨，應該是要給萬歷表演騙人的把戲，但明朝官員質疑“既稱神仙自能飛升，安得有骨”，因此認為是“兇穢之物”，按規矩這些東西是不能入宮的。

這種靠把戲騙皇帝的神棍行為，古代儒家讀書人極為厭惡，太監也厭惡，因為迷住了皇帝豈不與他們爭寵？因此，利瑪竇沒能進宮覲見萬歷皇帝，而是按照慣例，給予一些宴賞和財賞，具體是“比照暹羅國存留廣東有進貢者賞例”，可能考慮到利瑪竇遠道而來，加上年歲已高，所以賞賜規格不低。

但最后還強調一句：“勿令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枝節。”所謂“潛”，就是潛藏的意思，就是躲在南京北京，朝廷意思很明確，就是不讓利瑪竇潛居于兩京，還不能與內監交往。

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五月，內容是禮部上奏利瑪竇還沒走，現在利瑪竇年歲已高，讓萬歷皇帝給個處理利瑪竇的準話，其中提到要么遣返回國，要么讓他去其他地方，比如“遣赴江西”。不過，萬歷到底有沒有回復，史書上沒有記載。

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應是非法滯留在京城的利瑪竇去世了，萬歷給的批示是“賜西洋國故陪臣利瑪竇空閑地畝埋葬”。北京日報《利瑪竇與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說“利瑪竇也成為第一位被允許安葬在北京的外國人”，以此反證利瑪竇的貢獻，其實不是這樣，他死在北京了，又是遠道而來的“獻琛者”，那么還能怎么辦？

以上，就是明實錄中的利瑪竇記載，其中萬歷皇帝沒有接見利瑪竇，同時也沒有利瑪竇進獻萬國全圖、自鳴鐘等的記載。

謊言背后細思極恐

以明實錄來看，不僅“萬歷非常欣賞利瑪竇”是謊言，而且利瑪竇的其他歷史可能也充滿了謊言。但問題是，萬歷皇帝欣賞利瑪竇的謊言從何而來呢？

關于利瑪竇在京城事跡，《明史》、《國榷》與《明實錄》的記載大致一樣。其中，在利瑪竇去世這一條上，談遷國榷增加了一些內容，比如“所著《交友論》《山海輿地全圖》等書。制自鳴鐘、鐵琴、地球等器，俱巧異，其游南京。”

談遷提到的《山海輿地全圖》，是不是我們熟知的《坤輿萬國全圖》，不得而知，也沒有說是獻給了萬歷皇帝；利瑪竇制作的自鳴鐘、鐵琴、地球等器，是不是在1601年進貢時送給了萬歷皇帝，也不得而知，反正禮部奏折中沒有提到這些東西。

因此，從中國正史看，萬歷沒有接見利瑪竇，且他屬于非法滯留京城，其他的《坤輿萬國全圖》、自鳴鐘、地球等有沒有進獻也不得而知。既然如此，萬歷接見利瑪竇，以及欣賞利瑪竇、甚至讓他出入宮廷、指導欽天監的謊言從何而來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從《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而來，這本書是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寫的。詭異的是，這本書在中國發行的書名叫《利瑪竇中國札記》，仿佛是利瑪竇親身經歷的實錄（其中就有利瑪竇見到河南猶太人的記載，中國史書上卻對河南猶太人沒有記載），而且也不像《基督教遠征中國史》那樣殺氣洶洶。如果書名是前者，估計這本書在中國也賣不出多少。

筆者猜測，金尼閣這么寫，一方面是為了“表功”，說明他們在中國傳教的巨大成就，將中國皇帝都征服了；一方面忽悠中國人，萬歷皇帝都欣賞利瑪竇，意味著欣賞基督教，那么中國人自然不該抵觸基督教，自然應該擁抱基督教。

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金尼閣怎么寫，而是中國人該如何看待這段歷史：是相信明實錄等中國史書，還是相信金尼閣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讓人細思極恐的是，包括很多頂尖學者在內，偏偏相信國外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卻不信明實錄等中國記載，于是就有了“萬歷非常欣賞利瑪竇”的歷史。

總之，所謂“萬歷非常欣賞利瑪竇”，以及讓利瑪竇出入宮廷十年等，純屬西方傳教士編造的謊言。因為它既與中國史書記載不符，也不符合常識，因為盡管晚明社會風氣比較開放，但主流還是儒家，因此還不至于讓“獻琛者”出入宮廷影響皇帝，且這個“獻琛者”還外來的傳教士——明朝主流文人認為他宣揚的是“邪教”。

最后，在與中國相關的重大歷史研究中，究竟該以誰的記載為主？正常來說，顯然應盡量以中國史料為主，參考他國史料，但令人遺憾的是，如今涉及中西歷史的研究，很多卻以西方史料為主，除了本文話題之外，還有河南猶太人歷史，還有漢使對中西亞的記載、如今對其解釋卻是“迎合”西方敘事等，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

參考資料：明實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國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