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國剛（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qū)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fā)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之所以選這個題目，是因為我當年寫《德國的漢學研究》的時候注意到《華裔學志》這個雜志。當時我還在德國，我也去過那個雜志的所在地，叫圣奧古斯汀，在波恩附近。我今天不完全談陳垣先生本人。我們每十年開一次會，對陳垣先生的學術成就有很多研究。

我今天想重點通過這個題目，講講陳垣跟陳寅恪“二陳”。我想陳垣先生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跟政治的關系，他的處理方式其實是符合中國古代的君子人格的。大家都贊揚陳寅恪。在很多年以前，至少十幾年前吧，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學部論壇，第一次論壇就請我去講陳寅恪。我記得當時林甘泉先生，還有張海鵬先生等學部委員都參加了，后來他們兩人說我講得很不錯。

那次講陳寅恪我是花了一些功夫的，也寫了篇文章，但今天關于陳垣先生的這個發(fā)言只是零星斷想，談談他的治學與時代風潮的關系，以及學術風潮與政治風潮。

《華裔學志》雜志是1934年在北平(其實就在北師大，即原來的輔仁大學)創(chuàng)辦的，它的拉丁文名字叫Monumenta Serica.Seres是“絲”的意思，Serica其實就是“中國”的意思。

至于Monumenta，我不懂拉丁文，就請教了我在德國的朋友和我們學校的一個同事，得知這個詞是“史料”的意思。所以Monumenta Serica就是“中國史料”的意思。它還有個英文名字，叫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是輔仁大學的東方研究雜志。所以這個雜志有三個名字:“華裔學志”“中國史料”“東方研究”。《中國史料》有點像唐長孺先生主辦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雜志，其實就是研究論文。

在這幾個名字里面，要屬“華裔學志”這個中文名字最能反應這份雜志的特點，拉丁文和英文的名字都不足以或不能完全反映它的特點，因為要說“東方研究”，那阿拉伯也在東方。《華裔學志》的首任主編是鮑潤生，他當時也是輔仁大學的教授，在雜志創(chuàng)辦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來主要的主持人是德國人福克斯(Walter Fuchs)、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因為資助者是德國的教會。

《華裔學志》在創(chuàng)刊的時候請陳垣先生題了字，我們知道在20世紀20年代輔仁大學成立的時候陳垣先生就是校長。后來陳垣先生他們也辦了一個雜志，這個雜志后來停了，就轉成了《華裔學志》，我的印象是這樣。

什么是“華”和“裔”呢？有人說“裔者，裔遠之邦”，我忘了是誰這么解釋的，其實這是不對的。

“華”者中華，“裔”者四裔、邊裔。《左傳·文公十八年》說:“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混敦、窮奇、梼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四裔”就是邊裔，周邊的那些部族。

《華裔學志》這本雜志恰恰就是研究中國周邊部族，尤其是滿、蒙古、藏的。這是歐洲漢學最典型的特點，特別是在柏林和巴黎。當年的陳寅恪，后來的季羨林，乃至再后來的周一良到西方去學的就是這個。

中國古代周邊部族與佛教文化、印度有交流往來。從印度河到不列顛島之間的整個歐亞大陸西部地區(qū)文化，其實都是印歐民族的遷徙塑造的。

19世紀一個叫瓊斯(W.Jones)的英國學者在加爾各答的一個東方學會上發(fā)表論文，說印度的巴利文、梵文其實跟英文、德文、法文是同一語系的，這樣一來歷史比較語言學便應運而生。

而研究印度歷史又必須研究中國的材料，因為很多關于印度的歷史都記載于來中國求法的高僧傳中，特別是后來在敦煌吐魯番文書里發(fā)現(xiàn)了很多古文獻，因此中國的學問一下子就在整個西方學術體系里成為顯學。

因為印度跟歐洲是同一語系，當時印度又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研究印度對歐洲來說具有現(xiàn)實性，也跟他們本土的主流文化有關。中國不光是漢族，還包括周邊的滿、蒙古、藏等等，所以這是當時的主流。《華裔學志》的內(nèi)容正好符合當時西方這個主流，特別是柏林、巴黎的風氣。

為什么請陳垣先生題字呢?剛才陳先生和好多先生都講了，因為陳先生是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開山人。

早在1917年，他就發(fā)表了《元也里可溫教考》，這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質的研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陳垣先生的哲嗣陳樂素先生就在一篇文章里講，說《元也里可溫教考》在西方傳教士中很受重視。

后來陳垣先生還有關于開封一賜樂業(yè)教、火祆教、摩尼教的研究，合稱“古教四考”。這樣陳垣先生就成了宗教學專家，請這樣一位專家來題寫《華裔學志》當然非常合適，而不是因為他的身份是校長。

“古教四考”奠定了陳垣先生的學術聲望，這個時候陳寅恪還沒什么成果，當時只有一篇《與妹書》。他當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時候，梁啟超說他的一張紙片都比我的學問強，梁啟超當時能跟曹校長說這個話，主要因為陳寅恪確實有學問，當時也不看發(fā)表。

你看我們現(xiàn)在學科評估，要破“四唯”，一個“唯”就是“唯論文”，還有一個就是“唯學歷”，陳寅恪也沒什么學歷。我去看過陳寅恪的材料，在檔案里面他寫自己是上海的Gymnasium畢業(yè)的。Gymnasium就是德國的文科中學、文科高中，畢業(yè)之后就可以上大學，如果不是Gymnasium畢業(yè)就不能上大學，只能上學院、專門學校。

這個時候陳垣已經(jīng)名滿天下了，而且陳垣先生的這些研究使中國學術界一下子跟國際漢學界接軌了，可以進行平等的對話了。王國維當然是可以跟國際學者對話的，但他主要還是做中國的學問，陳垣先生的學問則是以中文資料研究外國人感興趣的學問，就是“裔”，就是這些從外國傳來的宗教的歷史。這時陳寅恪先生還在念書，他之所以能跟國際學術接軌，是因為他是留學回來的。

除了“古教四考”，陳垣先生后來還繼續(xù)有宗教史方面的著作，一直到抗戰(zhàn)期間的一些關于佛教的著作。

有意思的是，陳垣先生的很多著作，包括《元西域人華化考》，都是請陳寅恪先生為他寫的序。我查了一下，在陳垣先生的書信集里，他們倆來回通信有21封，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后來就沒有了。

有的通信很簡單，就是陳寅恪給陳垣寫信推薦學生找工作，有的是找適當?shù)母咧校械氖堑捷o仁大學任教;陳寅恪在信里保證說，如果這個人不行的話，他來負責任。

就在《華裔學志》創(chuàng)辦的那一年，陳垣先生在《輔仁》雜志發(fā)表了《三點看法》，這三點看法實際上是被《華裔學志》踐行了的，即運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系統(tǒng)整理中國的史料；通過翻譯工具書、參考書來推動中、西學的研究工作；借助發(fā)表漢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促進國際學術合作。

陳垣先生沒有留過學，年輕時參加的是科舉考試。陳寅恪到處留學，先在日本，再在美國，后來在德國，他自己說他的德語最好，英語次之，因為他在德國時間最長。

但是陳垣的學術眼光一點也不亞于那個時代的留學者，他高屋建瓴，目標很高。他說:“現(xiàn)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他的話恰恰就像是留學過英國和德國的傅斯年在創(chuàng)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發(fā)表的宣言。但是傅斯年主要做學術組織工作，用寫作這樣的實際行動來奪回漢學中心的是陳垣。

雖然陳垣一直在做官，但他同時一直在寫作，就像剛才陳其泰先生講的，他“勤于寫作”，我覺得總結得非常好。

當時的國際漢學界最時興“華裔”的研究。Herbert Franke有本書叫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就是《德國大學的漢學》，出版于20世紀60年代，在第13頁有這樣一句話，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漢學研究和教育條件相當好，吐魯番考古隊出土文書的發(fā)現(xiàn)進一步給東亞學研究以有力推動，柏林民族博物館組織多次考察旅行到中國，獲得許多手稿、印本殘片，他們對于以中亞語言和漢學為基礎的中亞歷史的研究具有決定性的促進作用。”最后一句話其實就是在說“華”和“裔”的研究。

輔仁大學成立之前西方的漢學機構和學者，從最早法蘭西學院的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馬禮遜(RobertMorrison)，倫敦大學的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到福蘭閣(Otto Franke)、高延(J.J.M.de Groot)、孔拉迪(August Conrady,或者翻譯為孔好古)、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

除了孔拉迪和衛(wèi)禮賢，前面幾位其實都是外交官，有的是傳教士，像高延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工作了很多年。原本在中國的傳統(tǒng)學問中，史學跟語言是不放在一起研究的，語言算小學，像《爾雅》這些都是歸為經(jīng)學范疇，不在史學范疇里。

到這時史學和語言發(fā)生聯(lián)系了，歷史比較語言學成為國際顯學，像“中央研究院”就建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印歐語系、歷史比較語言學這些概念出來以后，印度來華求法高僧傳就非常重要，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三篇來華高僧傳。可以說，當時最聰明的人都選擇學習“華”和“裔”的學問。

在漢學中心柏林，研究“華裔”的“裔”是主體課程。

我曾經(jīng)調(diào)查過陳寅恪的學習情況，他的檔案里一門課的成績都沒有，但他留下了幾十份筆記，這些筆記季羨林先生介紹過，就是陳寅恪先生留學時上課的聽課筆記或者閱讀筆記。

我根據(jù)筆記里面記錄的課程線索，去找當時柏林各個教學機構開設的課表，比如柏林大學、柏林民俗博物館，都開設哪些課供學生選修。這些課表記載著哪一年開設什么課，什么時候，在哪個教室，幾點鐘，再根據(jù)筆記一對就知道陳寅恪當時選了哪些課。

可以說，陳寅恪先生當時在外國是在學習“裔”的學問，可是另一位陳先生，即陳垣先生在國內(nèi)則是在研究“裔”的學問。

我們作個比較，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13 種14冊，其中他最有名的著作其實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而不是他在歐洲學的那些，后來作的《柳如是別傳》，那離得更遠。

陳垣先生不一樣，他以自己的研究實踐真正躋身國際學術界，是真正的預流者。他的著作也不止這些，還有很多關于史料學、目錄學、校勘學等各方面的著作，范圍很廣，但是就從當時以研究“華裔”為主流的國際漢學界來看，陳垣先生是預流者，而且卓有成就。

在陳垣先生已經(jīng)寫了很多著作的時候，陳寅恪先生在《學衡》發(fā)表了《與妹書》，他說“我之久在外國"，好多好書沒錢買，現(xiàn)在想得一筆巨款購書，購了就回國了。因為雖然他1925年才到清華國學院任教，但當時他已經(jīng)得到清華的職位了。

當時陳寅恪發(fā)表的就只有這封信，以前都沒有論文，梁啟超說就他一封信就不知道頂我多少著作，就是指的這封信。

這封信在后面講了他“所注意的”兩件事，一是“歷史，唐史，西夏”，這里的“西夏”可能錯了，應該是“西藏”；二是“佛教”。這里西藏、佛教這些其實都是“華裔”的“裔”，當然也離不開“華”，而這些都是《華裔學志》涉及的范圍。所以陳垣先生不但是為《華裔學志》題字，而且他確實是做這個學問的。

考古學家李濟先生有回憶說:“那時華北的學術界的確是很活躍的，不但是純粹的近代科學，如生物學、地質學、醫(yī)學等均有積極的研究工作表現(xiàn)，受人重視。”我們看，湘雅醫(yī)學院的湯飛凡，搞地質的李四光，都是可以和歐美學者一爭長短的。

那么在人文領域里呢，其實就是跟“華”有關的“裔”的學問。這個學問中國人在史料方面是有獨特優(yōu)勢的，當時最聰明的人都支持去學這個學問。最典型的就是陳寅恪，季羨林也是，當然時間上就晚一點，季羨林的老師就是陳寅恪在柏林的同班同學瓦爾特施密特教授;到周一良已經(jīng)是余脈了。

總而言之，陳垣先生是中國培養(yǎng)的學人，但是有廣闊的學術視野，有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學術格局和能力。陳垣、陳寅恪各有優(yōu)長，但就柏林和巴黎漢學的特點來說，陳垣更符合，而陳寅恪則沒有收獲他所期待的果實。

陳垣像攝影 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