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言

近年來，越南持續深化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吸引了全球目光。而外界在盛贊和羨慕越南改革成就的同時，卻忽略了其背后面臨的困境和無奈。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越南的改革有著深刻的國際與國內背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越南失去了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援助與貿易支持，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

而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使越南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在國內，越南長期受戰爭創傷，南北統一后，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損毀嚴重。多年奉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盡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冗員嚴重，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問題頻發，民眾生活困苦。在這種困境下，越南實施革新開放，以探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一、越南改革的中國鏡像：借鑒下的暗藏變數

（一）越南改革對中國經驗的借鑒。越南的革新開放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的“翻版”，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越南自1986年開啟革新開放之路，很大程度上借鑒了中國經驗，諸多舉措都能看到中國改革的影子。

在農業領域：革新開放初期，越南農業面臨困境，合作社體制下糧食產量低、農民積極性受挫。此時，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效顯著，越南受其啟發，先是推行類似的“三五”承包制，提振農民積極性。1988年，越共中央出臺10號決議，全面落實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直包到戶，承包期限延長至15-20年。1993年，通過立法明確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民享有土地使用權并發放土地使用權證。這一系列舉措促使越南農業重煥生機，至20世紀末，實現糧食自給自足，還成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國，農產品日益豐富。

在工業領域：起步階段，越南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資金短缺，僅有零散輕工業與小加工廠，產品質量和產量欠佳。中國憑借設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資推動產業發展，越南效仿建立多個工業園區，出臺極具吸引力的外資政策，如給予外資企業長期租賃且租金優惠的土地使用條件，實行“兩免四減半”稅收優惠，引得眾多國際大牌如三星、英特爾、耐克、阿迪達斯等紛紛建廠，帶來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越南制造業迅速崛起，工業產值逐年上升，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升級。

（二）國情差異給越南改革帶來的挑戰。越南與中國的國情存在顯著差異，這也為越南的改革埋下諸多變數。

歷史背景差異：中國有著悠久大一統歷史，歷經諸多朝代更迭與制度演進，積累深厚治國理政智慧，改革時能夠凝聚強大向心力。越南長期受中原文化輻射，但近代淪為法國殖民地，后又經歷漫長抗法、抗美戰爭，國家統一時間短，南北差異、軍政矛盾等問題復雜，給改革增添了不穩定因素。

國家體量懸殊：中國地大物博、國土廣袤、自然資源豐富，為工業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又形成了巨大的消費市場，產業發展空間廣闊，得以構建完備多元產業體系。而越南國土面積約33萬平方千米，不及中國云南省，自然資源有限；人口近億，消費市場規模與縱深難與中國相比，工業易受資源瓶頸制約，產業體系單一，過度依賴外資與勞動密集型產業，抗風險能力較弱。

地緣政治因素：中國作為大國在國際舞臺話語權強、自主性高，能依自身節奏制定政策應對外部壓力。越南地處東南亞，周邊強國林立，地緣政治環境復雜，外交與經濟政策需要兼顧多方利益平衡，改革進程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大國地緣博弈等外部因素干擾，經濟易受沖擊。

二、權力暗流：越南改革的派系博弈與幕后操控

（一）南北派系的歷史淵源。越南歷史上長期南北分治，這為日后的派系紛爭埋下了伏筆。古代越南曾多次出現南北分裂格局，如16世紀鄭、阮兩大豪族對峙，北部莫朝與南部黎朝分庭抗禮。19世紀中葉起，法國殖民統治長達80余年，將越南分為北圻、中圻、南圻，南圻成為法國直轄地，南北發展路徑迥異。北方受中華文化熏陶，政治、文化相對傳統保守，以河內為中心，保留較多封建時期中央集權遺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推行較早，民眾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接納度高。而南部則受法國殖民影響，接觸西方思想、經濟模式，西貢（今胡志明市）等城市較為開放激進，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定發展，私人土地所有制長期存在，天主教盛行，親西方勢力有一定根基。

二戰后，越南南北分裂局面延續，北越在胡志明領導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南越在美國扶持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達20年的越南戰爭使南北矛盾進一步激化，不僅是意識形態沖突，還涉及經濟利益、權力分配等深層次問題。1975年北越統一全國后，南北差異并未消弭，反而在新的政治格局下以不同形式呈現，成為影響越南改革進程的關鍵因素。

（二）改革中的派系紛爭。革新開放以來，越南南方派由于地處對外開放前沿，與外界聯系緊密，思想逐漸向西方發達國家靠攏，他們長期對傳統國家體制表示不滿，認為應加快政治多元化、經濟自由化改革，主張效仿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大力削減國企比重，給予私營經濟更大空間，在金融、貿易等領域全面放開管制，如推動土地私有化改革試點，吸引外資時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期望借助外部資本與技術快速提升經濟水平；北方派大多從事黨務宣傳等工作，堅守社會主義傳統，注重意識形態領域把控，強調國家對關鍵產業、經濟命脈的掌控，擔憂過度市場化、自由化會引發社會動蕩、貧富分化加劇，沖擊社會主義根基，主張漸進式改革，在引入外資時注重產業引導，推動國企股份制改造的同時保持國有控股地位，加強對金融市場監管，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在人事任免、政策制定等關鍵環節，越南北南兩派明爭暗斗。例如在制定外資準入政策時，南方派力主放寬限制，北方派則強調國家安全與產業保護；國會選舉、高層職位競爭中，南北陣營各自推舉代表，競爭激烈，常導致決策難產、政令不暢，內耗嚴重影響改革效率與國家發展步伐。

（三）權力平衡的動態調整。為維護黨內團結與國家穩定，越南共產黨構建起獨特的權力制衡機制。1991年越共七大確立“四駕馬車”并行的政治結構，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分別由不同派系背景人士擔任，且大致遵循南北人數、權力對等原則。總書記一般由北方派擔任，掌控黨務與意識形態主導權，確保社會主義方向；總理多由南方派出任，主管經濟工作，憑借南方經濟優勢推動發展；國家主席、國會主席由中部地區人士擔任，起協調平衡作用。

當某一派系勢力過強、改革步伐失衡時越共中央會進行干預調整。如阮晉勇執政時期，南方派在經濟領域話語權大增，推行一些激進改革引發爭議，隨后阮富仲上臺，強化北方派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管控，查處系列腐敗案件，打擊南方派在經濟領域的違規操作，重新平衡南北權力天平，確保改革在穩健軌道推進，避免國家走向分裂或陷入混亂，維系社會主義制度在越南的持續發展。

三、改革的十字路口：越南深陷的困境與未知命運

（一）國企改革誤入歧途

國資委的成立與初衷：2018年，越南學習中國國企改革之路，成立國資委，旨在整合國有企業資源，推動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改革。彼時，越南期望通過這一舉措，將分散于各處的國有企業擰成一股繩，優化資源配置，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以應對全球化經濟浪潮的沖擊。同時，越南還效仿中國在黨內設立中央企業黨委，試圖強化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確保改革方向不偏離正軌，讓國企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國資委面臨的困境：在越南改革的棋局上，局勢遠比想象中復雜。一方面，軍隊與公安旗下的企業并未被納入國資委的管轄范疇，這些企業憑借特殊背景，在市場中占據諸多優勢，成為游離于改革之外的“特殊群體”。另一方面，南北派系斗爭由來已久，軍政公安之爭暗流涌動，央地矛盾、條塊沖突交織其中，甚至外部勢力的干擾也如影隨形。在這樣的亂局下，越南國企深陷泥沼，難以自拔。諸多國企虧損嚴重，入不敷出，成為國家財政的沉重包袱。而主導國資委工作的王庭惠，也在2024年因卷入腐敗案黯然下臺，這一事件如同導火索，使得原本艱難推進的國企改革徹底陷入停滯。

國資委無奈解散：國資委解散表面上是越南政府機構改革的一部分，而實際上在蘇林上臺后，由于執政基礎不穩，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在進行一系列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將原本國資委管理的企業重新劃歸各部委，看似簡單的“歸位”，背后卻蘊含著復雜的政治權衡。一方面，這些企業能為部委帶來實際利益，成為部委手中的“王牌”，借此穩住部委人心；另一方面，裁撤國資委后空出的人員，也能順勢安置到部屬企業，緩解就業壓力，減少改革阻力。與此同時，蘇林還對各部委權力結構進行大調整，將內閣黨組改為黨部，各部委黨組升級為黨委，削弱行政首長權力，強化集體領導。如此一來，既給了文官系統甜頭，又集中了權力，從而為蘇林的執政基礎打上一劑“強心針”。但從長遠看，這一舉措無疑使越南的國企改革倒退，曾經努力構建的政企分開格局被打破，未來越南經濟領域山頭林立、派系紛爭的局面恐將愈演愈烈。

（二）軍隊成為商業利益集團

歷史溯源與形成：越南軍隊經商的歷史根源錯綜復雜，可追溯至上世紀60年代。彼時，越南深陷戰爭泥潭，先是抗法戰爭，后又遭遇抗美戰爭，國家經濟遭受重創，民生凋敝，財政瀕臨崩潰。為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越南軍隊不得不開啟“自救”之路，利用戰爭期間運輸物資的船只，順帶采購民用商品，回國后售賣以補貼軍用，這便是越軍經商的雛形。

戰爭結束后，越南并未迎來喘息之機，經濟困境依舊嚴峻。蘇聯解體更是雪上加霜，原本依賴的外部援助驟減，越南政府無力承擔巨額軍費，軍隊經商便愈發規?；?。從種植經濟作物起步，逐步拓展至房地產、通訊、金融、外貿等諸多領域，軍隊憑借特殊地位，迅速在市場中搶占先機，構建起龐大的商業帝國。如工程兵部隊組建大型地產公司，壟斷諸多建設項目；通信兵成立越南最大的電信企業，掌控通信命脈；后勤部隊涉足物流、金融，成立銀行與郵政股份總公司，全方位滲透經濟領域。

現狀與危害：時至今日，越南軍隊經商已然尾大不掉，成為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大頑疾。有數據顯示，越南軍隊經商一年利潤高達數百億美元，遠超軍費開支數倍，這使得軍隊在經濟上高度獨立，對政府財政撥款的依賴降至極低。在商業版圖上，軍隊掌控著電信、金融、房地產等關鍵行業，如越南軍用電子電信公司壟斷電信業務，越南軍隊電信工業集團成為電信業巨頭；越南軍事股份商業銀行在金融領域舉足輕重；房地產市場更是軍隊的天下，各大城市核心地段皆有軍隊的開發項目。

這種局面帶來的危害是全方位的。在經濟層面，軍隊企業憑借特權壟斷資源，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環境，阻礙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在政治領域，軍隊勢力因經濟實力膨脹，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干擾正常政治秩序，甚至滋生權力尋租與腐敗現象，削弱政府公信力。在軍事上，軍官與士兵忙于商業經營，軍事訓練與戰備被擱置，戰斗力下滑嚴重，國家安全面臨潛在威脅。在社會層面，貧富差距因軍隊經商進一步拉大，民眾不滿情緒積聚，社會穩定根基動搖，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埋下隱患。

（三）公安系統掌握政治權力

架構與職能演變：越南公安部在國家架構中堪稱龐然大物，其源頭可追溯至1930年的紅衛兵隊，彼時為保護越南蘇維埃政府與革命運動的武裝力量。1946年，胡志明簽署法令，越南志愿軍、警察等統一整合為越南公安部，置于內政部麾下。受前蘇聯與東德安全部門模式影響，越南公安部逐漸構建起準軍事化架構，成為集公安、安全、司法、監察、應急等諸多職能于一身的超級大部，貫穿中央至地方各級行政區域。

在組織架構方面，越南公安部長期采用“部—總局”模式，下設八大總局，涵蓋安保、部隊建設、情報、預防犯罪等關鍵領域。2014年，為順應時代發展與提升行政效率，開啟精簡改革，八大總局縮編為六大總局，職能進一步優化整合。至2018年，再掀改革浪潮，總局級機構全部撤銷，重新劃分為政工、治安、安全、情報、行政、技術后勤六大板塊，以應對日益復雜多元的社會治理需求。

在職能范疇上，越南公安部遠超傳統公安范疇。對內，肩負維護政治穩定、社會治安的重任，打擊各類犯罪，從街頭巷尾的盜竊搶劫，到經濟領域的商業欺詐、金融犯罪，再到政治領域的顛覆破壞活動，都在其管控范圍之內；對外，嚴密防范外部勢力滲透，守護國家主權安全，尤其在應對“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潛在威脅時，筑起堅固防線。同時，深度涉足國家經濟活動，在諸多行業領域擁有監管與參與權。

政治影響力：在越南政治舞臺，公安系統堪稱一股強大勢力。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公安部長一職幾乎成為越共政治局的“?？汀薄ＶT多公安系統出身的干部在政壇嶄露頭角，逐步晉升至高位，掌控關鍵決策權?，F任國家主席蘇林，出身公安系統安全總局，深耕公安領域數十年，從基層逐步崛起，憑借強硬手腕與精準決策，在打擊犯罪、維護穩定等工作中成績斐然，贏得黨內認可，進而邁入越共政治局核心圈層，最終登頂越共中央總書記。政府總理范明政，作為典型情報干部，自河內外國語大學畢業后，扎根公安部情報總局，長期從事對外情報工作，后一路高升，成為政府掌舵人。

公安系在越南政壇崛起并非偶然。從歷史上看，越南長期南北分裂，統一后內部矛盾錯綜復雜，南北思維差異、意識形態分歧暗流涌動，維穩成為當務之急，公安系統憑借專業能力與資源優勢，在彌合分歧、鞏固政權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積累了深厚政治資本。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越南長期面臨外部勢力滲透風險，公安系統作為“國門衛士”，全力抵御威脅，確保國家安全穩定，政治地位隨之水漲船高。再者，在革新開放進程中，公安系統緊握國家資源分配權，借助對外交往便利，為自身發展與干部成長開辟廣闊空間，許多干部順勢脫穎而出，成為越南政壇的核心力量。

四、越南改革的相關啟示

越南多年來對中國改革模式的模仿，不可謂不全面。從革新開放的大戰略，到農業、工業領域的具體舉措，如土地承包制、設立工業園區吸引外資，再到國企改革、軍隊管理等諸多層面，處處都有中國的影子。但這種看似亦步亦趨的學習，最終成效卻與中國大相徑庭。

歸根結底，在于越南忽視了兩國國情的巨大鴻溝。中國憑借深厚的歷史底蘊、龐大的體量、強大的資源支撐與獨立自主的地緣政治優勢，能在改革中穩步推進，系統解決各類問題。越南雖有改革的雄心，卻在復雜的內部矛盾，如南北派系、軍政公安沖突、央地條塊紛爭，以及外部地緣壓力的夾擊下，改革舉步維艱，暗流涌動。

以國企改革為例，簡單照搬中國國資委模式，卻無法將軍隊、公安旗下企業納入，改革不徹底，最終只能退回政企不分的老路。軍隊經商尾大不掉，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損害公平競爭環境，這是中國在改革中通過堅定決心、強大執行力所避免的亂象。公安系統權力過度膨脹，涉足經濟領域過深，也為政治生態帶來隱憂。

從表面上看，越南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通過客觀冷靜分析就不難發現，當下的越南，其改革已然陷入困境和迷途，未來的發展道路充滿了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那些鼓吹越南改革即將騰飛、妄圖借此抨擊中國發展模式的言論，根本經不起深入推敲和嚴格論證。中國的發展是基于自身國情，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探索得來的成果，越南的現狀和波折則恰恰警示：改革絕非簡單模仿和一蹴而就，而是必須要立足自身，精準施策，排除萬難，才能走出一條真正適合本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