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自西安事變后，被蔣介石父子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終于恢復自由。

彼時，他已近90歲高齡，“少帥老矣”，花白的頭發有些謝頂，臉上出現了老人斑，但從挺直的鼻梁，依稀可見年輕時的意氣風發和英俊瀟灑。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人物，他一生的半數歲月都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在歷史舞臺上出現的次數并不多，但就是那樣少數幾次的粉墨登場，便起到了改變歷史進程的作用。

東北易幟、九一八事變以及西安事變，樁樁件件改變中國近代史走向的歷史事件，都離不開他的身影，并因為他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人們對他的情感很復雜，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對他的關注從不曾降溫，國外媒體對他亦如此。

1990年，張學良恢復自由后，日本NHK的記者就曾采訪張學良，詢問他有關西安事變的談話內容。

這里西安事變的談話內容，指的是蔣介石在被張學良扣留西安后，為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周恩來曾飛抵西安，同蔣介石會見談話，而張學良當時就在現場。

對于張學良來說，周恩來的出現，可以說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因為西安事變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其實并不能混為一談，西安事變發動的作用以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歷史作用，也非等同。

張學良后來在回憶決定發動西安事變的心情時曾說：

“現在我自個兒想我自個兒，可以說我失敗。我年輕時候，做事全憑我自己，我也沒有跟人商量，有時候很大很大的事……我從來沒跟誰計較過，全憑我自己。”“我自己現在想起來，是我自己驕傲了，我沒跟人家考慮好了。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么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

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張學良曾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干部會議，宣布了這項驚世駭俗的兵諫計劃。

會上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人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后怎么樣放他呢？”

張學良則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么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于是，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此后12月12日到14日，張學良多次去扣押地見蔣介石，而蔣介石或閉口不言，或破口大罵，或聲言要自殺，壓根不給張學良說話的機會，更不用說兩個人坐下來談一談了。

更讓張學良始料未及的是，東北軍內部求和派和少壯派發生分裂沖突，另外蘇聯方面指責張學良此舉“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助日本使中國分裂”。

事態的發展一時處于茫然狀態，張學良想要實現逼蔣聯共抗日的兵諫目的難以實現，陷入困境。

就在這時，張學良接到了一封電報，頓時喜出望外，直言：“他來了，一切就有辦法了。”

這個他，說的便是周恩來。

而那封電報，是毛主席和周恩來聯名發給他的，電報寫明：“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后大計”。

在此之前，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秘密戰線出色的領導人，身份其實還在“地下”，為了隱蔽，他留著大胡子，多次親自搏殺在秘密戰線的最前沿。

而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作為我黨全權代表，才正式從“地下”轉到“地上”，剃掉了大胡子，年輕了10歲，以一個風度翩翩的共產黨人亮相人前。

1936年12月16日，周恩來偕中共代表團登上了前往西安的飛機。臨行前，毛主席親自送行，并囑咐：“恩來同志，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看著西安。西安很復雜，大政方針雖然確定，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

這句“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可以說是給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充足信任和自由度。

另一邊，南京政府則派出了代表宋子文。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關系也是千絲萬縷，兩人既是郎舅關系，又互相心存忌憚，淞滬抗戰時為籌措軍費，郎舅反目，宋子文挨了一耳光憤而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后又被任命為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

不過西安事變發生后，宋子文為救蔣輾轉于西安和南京之間，22日陪同宋美齡再飛西安，受蔣指定，宋氏兄妹與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展開談判。

經過兩天的談判，終于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

當晚，周恩來去見了蔣介石。

25日，遵守信諾的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和宋氏兄妹返回南京。

宋氏兄妹曾保證張學良的安全，不料一到南京，張學良即被監禁，而且自此一監禁就是54年。

1990年，日本記者在采訪張學良時便詢問他：“蔣介石先生在西安會見了周恩來先生，當時張先生您在場吧？”

張學良當時便道：“你問到這個事情，很尖銳的事情。我簡單說一句話，就是請你不要往下再問我這個事情。不單是我在場，周恩來見蔣先生是我領他去見的。”

日本記者又希望張學良稍微講講當時談話的內容。

而張學良直言：“對不起，我不能往下講。我很不愿意回答這個主要的問題。簡單說，請體諒我的苦衷就是了。”

只是日本記者不依不饒，又問：“宋美齡的回憶錄中寫了當時宋子文、宋美齡和周恩來三人會談的情況，您知道他們都談了些什么嗎？”

張學良回答：“當然知道，我就在那里。關于談話的內容，對不起，我不能講。當然我也能打個借口，說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樣講。”

說完，張學良再度表達了自己的歉意，希望對方能體諒自己的苦衷。

最后鑒于對方誠意的提問，張學良簡單地說明了自己不想講也不能講的兩個原因，他說：

“一個是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自我的口，從我口里說出來就成了自夸自滿了，我不想讓別人夸獎我，另外我也不想為自己辯護；二是我也不愿意傷害人，如果我在這里全都說了，就會傷害許多人。”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日本記者沒再繼續追問。

而從出自張學良口的這些話不難看出，關于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仍有外界至今不知道的“密事”。

而這些“密事”的知情者只有張學良、蔣介石、周恩來、宋子文、宋美齡5人。這些事情公布之后，肯定會傷害某人的人格。而受傷害的還不是一個人。

首先根據張學良晚年歷次公開談話，他對周恩來的評價很高，曾幾次公開談及“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把我刺透了”，他“肯定是個相當高明的人物，反應快，對事情的理解很深，對談話的反應極其敏感。他話不多，但卻常能一語中的，見識非常廣。因此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很對脾氣，像老朋友一樣彼此敞開了胸懷”。

照此分析，受傷害者并不是周恩來。

而到1990年時，知道“密事”的5人中也只有張學良和宋美齡還在世了。

在張學良眼中，宋美齡于他有“保命之恩”，蔣介石之所以沒有殺他，主要是宋美齡保了他，張還曾說：“宋美齡活著一天，我也能活一天。”這樣看來，張學良堅持不說，可能還考慮到了宋美齡。

最后不管怎么樣，當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關鍵時刻，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挺身而出，運籌帷幄，多方談判，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此國內戰爭在無聲無息中結束，歷史邁向了聯合抗日的必由之路。

素材來源：
[1]西安事變期間周恩來蔣介石會面問題新證《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3期127-132
[2]郭松林.周恩來如何在西安事變中扭轉時局[J].紅巖春秋,2021,(12):40-45.DOI:10.16684/j.cnki.hycq.2021.12.009.
[3]王海晨.張學良的身后傳奇[J].領導文萃,2002,(06):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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