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板,新燒的釉里紅可有現(xiàn)貨?”1950年3月8日清晨,景德鎮(zhèn)青石巷的薄霧中,三個布衣漢子踏著石板路叩開了“福林瓷器行”的門板。正倚著柜臺打盹的陳敬齋猛地直起腰,渾濁的眼里閃過精光:“有!有!剛出窯的上品……”
街巷里飄著婦女們慶祝節(jié)日的歌聲,卻壓不住瓷器行里驟然響起的瓷盞碎裂聲。當公安人員亮出證件時,這個滿臉堆笑的商人突然抄起茶壺砸向窗戶,卻被早有準備的特勤隊員反剪雙臂按在地上。浮梁行署的審訊室里,他梗著脖子抵賴:“我本分生意人陳福林,你們抓錯人了!”直到北京發(fā)來的電報拍在面前,這個藏匿二十載的叛徒才像泄了氣的皮球癱軟下來。
時間倒回1927年的黃埔軍校,時任教育長的鄧演達正站在槐樹下訓話。他筆挺的西裝口袋里永遠揣著本《三民主義》,說話時習慣性扶正金絲眼鏡:“黃埔生要做革命的脊梁骨!”操場上列隊的學員里,有個江西籍青年聽得格外專注,他叫陳敬齋,此刻正盤算著如何討好這位嚴師謀個好前程。誰也沒想到,這對師生日后會走向截然相反的人生軌跡。
鄧演達的剛直在國民黨內是出了名的。某次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剛說完“剿共方略”,他便拍案而起:“拿同胞的血染紅頂子,算哪門子革命?”這般鋒芒畢露的作風,既讓他在黨內贏得“鐵骨先生”的美譽,也埋下了殺身之禍。1931年夏,當陳敬齋在《申報》上看到三十萬銀元懸賞時,這個已淪為賭場常客的投機分子,終于按捺不住心底的貪婪。
上海一品香旅社7號房里,陳敬齋與特務接頭的情景頗具黑色幽默。他伸出三根手指比劃價碼,對方卻嗤笑著甩出五根:“事成之后再加兩成。”這個細節(jié)后來被審訊記錄完整保留,叛徒討價還價的丑態(tài)躍然紙上。更諷刺的是,當陳敬齋按約定在愚園路課堂佯裝腹痛時,鄧演達還關切地遞過自己的懷表:“去廣慈醫(yī)院掛急診,別耽擱了。”
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的陰森走廊里,宋慶齡的高跟鞋聲驚飛了檐下的麻雀。她攥著孫中山遺像闖進行營,卻只得到蔣介石陰陽怪氣的回應:“夫人來得不巧,鄧先生去廬山休養(yǎng)了。”而此時的沙子崗刑場,鄧演達正望著天邊的啟明星哼唱粵劇《抗金兵》選段,槍響前的剎那,他忽然想起在黃埔時與周恩來的約定:“他日若見光明,當共飲珠江頭。”
歷史往往比戲劇更吊詭。當陳敬齋揣著縮水的八千大洋逃回景德鎮(zhèn)時,這個滿手血債的叛徒竟重操祖業(yè)當起瓷器商。他燒制的青花瓷遠銷南洋,卻在每件器物底部刻意描錯款識——就像他給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福林”、“福森”、“福鑫”,試圖用封建迷信鎮(zhèn)住心底的惶恐。直到鎮(zhèn)反運動席卷江西,這個戴著瓜皮帽的“陳老板”還在教伙計勾畫釉上彩,殊不知他模仿鄧演達筆跡偽造的賬本,早已成為鎖定罪證的關鍵。
1951年3月的公審大會上,當法官宣讀“死刑立即執(zhí)行”時,陳敬齋突然掙脫法警撲向旁聽席:“我檢舉!南京的葉處長……”話音未落便被堵住嘴巴拖了下去。這個細節(jié)后來引發(fā)諸多猜測,但歷史檔案里只留下一句冷峻的批注:“狡辯抵賴,罪無可赦。”刑場設在當年鄧演達授課的講武堂舊址,槍聲響起的瞬間,恰有群鴿掠過布滿彈痕的灰墻。
景德鎮(zhèn)的老師傅們至今記得,那年的祭紅釉燒得格外鮮艷。有人說是因為新政府取締了窯工的賣身契,也有人說這是英魂歸來點化的窯變。唯有鎮(zhèn)東頭荒廢的“福林瓷器行”,在風吹雨打中漸漸爬滿青藤,門楣上“童叟無欺”的金漆招牌,倒比陳列在革命博物館里的審訊記錄更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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