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紅軍長征，大家都知道可謂是十分困難，大江大河高山峽谷，險峻的地勢環境、惡劣的氣候條件、密集的行軍打仗使得戰士們生病成為十分常見的現象。瘧疾、痢疾、疥瘡、下肢潰爛、戰傷、肺炎、腸傷寒……每一項都是戰士們所要面臨的生死考驗。在缺醫少藥的長征途中，缺醫少藥又沒有后勤補給，在長期的運動作戰過程中，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中央紅軍長期徒步行軍作戰，人體機能嚴重下滑，長期的饑餓，將士們體能下降，營養極度缺乏。幾個月的頻繁戰斗，特別是時東、時西、時南、時北的渡江、作戰、渡江、爬山，使紅軍廣大指戰員長期得不到休息，極度疲勞，戰斗力大受影響。

大家可能會疑問，為什么專門要揀這樣的地方走呢?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躲避強敵，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紅軍沒有制空權，正應了兵法上說的：“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居高臨下，隔水為營”，居高則占優。單一說中央紅軍在贛南閩西根據地時，老蔣調集百萬大軍、配備200多架飛機和大炮對中央蘇區進行鐵壁合圍，無奈只好往敵人薄弱地戰略轉移，在長征路上，對沿途對紅軍隊伍圍追堵截，所有戰機傾巢而出，利用空中優勢對地進行空中偵察，一旦發現前進中的紅軍隊伍或駐地，就機槍掃射或狂轟濫炸。有時也利用飛機向紅軍駐地散發反動傳單，造謠污蔑，企圖擾亂軍心民意。在戰斗中，空軍配合炮兵，首先對紅軍陣地猛烈轟炸炮擊，形成立體作戰優勢，掩護步兵進攻。敵機肆虐之處，紅軍隊伍往往傷亡慘重。

僅湘江一役，8.6萬中央紅軍就減員至3萬余人。國民黨調集大量飛機對渡江紅軍輪番掃射轟炸，碧綠的江水被染成一片血色。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紅軍將士與武器裝備和參戰人數都處于絕對優勢的敵軍殊死戰斗五個晝夜。過江后紅8軍團番號撤銷，從此不復存在。紅5軍團34師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戰至彈盡糧絕，腹部受重傷被俘，他趁敵不備用手扯斷自己的腸子壯烈犧牲。還有許多英勇善戰的同志，沒有倒在與敵人短兵相接的戰場上，卻慘死或重傷在敵機的轟炸掃射中，其中不乏紅軍的高級領導干部。

1935年4月22日，美國《時代》雜志有一篇報導：“兇猛的委員長對紅軍窮追猛趕，讓他們無處藏身，接著成百上千地進行屠殺——盡管他是位溫和儒雅的基督教衛理公會教徒……委員長的轟炸機所過之處，片甲不留。”我們從國際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窺見，雖然有些言過其實，但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把持空中優勢的國民黨軍隊是何等囂張，飛機真的令紅軍將士吃盡苦頭，然而，在“紅米飯，南瓜湯”的年代，紅軍的武器裝備連“小米加步槍”都無法普及，我們只能往偏遠的地區躲避。

客觀上講，當時國民黨軍隊的空軍力量也不強大，飛機數量不多，機型不夠先進，技術條件也比較簡陋。作戰飛機大都是單螺旋槳的，因此最高飛行高度只有3000米，通常飛得都很低，且飛行噪音非常大，容易被提早發現并預警。敵機的飛行速度也不快，紅軍隊伍得到預警后有幾分鐘的時間可以組織疏散和隱蔽。另外因技術條件簡陋，敵機無法在雨天、霧天飛行，夜間也不能飛行。但是，相對于一架飛機也沒有，制空能力為零的紅軍隊伍來說，國民黨軍隊的空中優勢對維持其地面部隊作戰士氣的確起到了明顯作用。國民黨政府的官媒也大肆吹噓其“空軍大施威力！”

也正是敵機如影隨形一路騷擾紅軍隊伍多數是夜行軍。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描寫了夜行軍的艱難與危險：“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有時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條子，好讓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后面的同志要將雙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了，后面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當時，紅軍既沒有防空作戰經驗，也沒有遠程高射武器，更沒有自己的飛機。軍民大多孤陋寡聞，不知飛機為何物，對飛機參戰的威力認識不足，以至于敵機來襲時不僅不躲避，反而奔走相告，爭相競睹。在吃了幾次虧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針對這種情況，紅軍總部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空襲預警機制和應急預案，規定部隊行軍一般選擇在夜間、拂曉或陰雨大霧天氣，白天必須披戴防空偽裝；統一防空信號，一旦發現敵機，或吹號放炮，或敲鑼鳴鐘、燃放煙火報警，引導軍民就地疏散、隱蔽。紅一方面軍還利用戰斗間歇，搶挖了一批俗稱“飛機洞”的簡易防空設施。

紅軍隊伍嚴重缺乏防空武器，國民黨的飛機往往一通狂轟濫炸后便肆無忌憚地俯沖進紅軍隊伍瘋狂掃射，如入無人之境。當時的紅軍高層領導人李德后來寫了一本叫《中國紀事》的書，書中說“因為白天天氣好時，國民黨的飛機幾乎整天不間斷地飛行、轟炸和掃射。”“特別狡詐的是那些低空飛機，他們從一座山背后貼著地面飛過來而沒有一點聲響，然后用密集的機槍火力向我軍掃射”。對紅軍進行地毯式轟炸，的確阻遏了的攻勢。

據參加過長征的主席警衛員陳昌奉回憶：那一時期，敵人很猖狂，飛機整天在頭頂上轉，像“狗皮膏藥”一樣，老是跟蹤我們，還不時地掃射和扔炸彈。紅軍渡過大渡河后，進入四川滎經縣境（今天的四川雅安境內），在一個花嶺坪住了幾天，這天正是1935年6月4日清晨5點，為了躲避飛機，那一天天還沒有放亮，軍委縱隊就出發了這里出發，要到達目的地是水子地，連日來，因為國民黨軍隊飛機襲擊，已經有不少戰士和馬匹被炸傷。為了盡量減少損失，紅軍總是很早就啟程，等敵機飛來時，部隊早已安全行軍二三十里了。

今日茶合崗一帶

部隊剛剛來到一個名叫茶合崗的地方，這里片開闊地，除了青色的小竹子什么都沒有，完全找不到隱蔽處。一路跟著行軍的主席問警衛班長胡長保到了目的地之后想吃什么，胡長保仔細想了一想，他說：“俺就是想吃一碗放了滿滿辣椒面兒的湯面。”主席打趣他說：“小胡啊，果然你們江西人走到哪都離不開辣椒。”胡長保不好意思的撓了撓頭，他說：“首長，你不是江西人還不是照樣能吃辣椒，我看吶，這吃辣椒不分人，咱們叫紅軍，就愛吃那紅彤彤的辣椒。”警衛員胡長保20歲出頭，跟隨主席已經好多年了，他工作盡心盡責，深得大家的喜歡。

就在大家說笑之間， 突然天空響起了嗡嗡的馬達聲, 大家抬頭一看, 天上出現三架敵機, 氣勢洶洶地向隊伍俯沖過來。主席仰望天空, 兇狠的敵機已飛臨頭頂, 他急忙喊:“大家隱蔽!隱蔽!”可是已來不及了, 話音未落，敵機“嗚”地一聲尖叫, 便俯沖下來, 飛機上的機關炮咕咕咕地掃向地面, 地上的樹木被一排排地攔腰擊斷, 呼嘯的炸彈落地開花, 頓時一片震耳欲聾的爆炸聲。

緊接著，又一顆巨大的炸彈落在陳昌奉行走的地方附近，山坡上掀起了一陣巨大的煙柱，隨著一聲聲巨響，伴隨著大地的顫抖，濃烈的炸彈氣浪一下子把他推到身后一個坑里。當時，他感覺像被人打了一悶棍似的，頭暈暈的。他顧不了許多，心中掛念著主席的安危，一爬起來，他看見主席我被爆炸的氣浪推倒了，主席也被煙霧罩住了，曚眬之中他看到主席沒有受傷，正蹲在一個負傷的同志身邊，正在撫摸著班長胡長保的頭。胡長保躺在地上，雙手緊捂著肚子，頭上冒著密麻麻的汗珠，一聲不響。主席急忙地說：“快，給他上點藥！”只見胡長保擺了擺手說：“主席，我不行了，把藥留下，你們繼續前進吧！”他原來那張紅潤的臉，這時變得像黃紙一樣。

左三為陳昌奉

后來陳昌奉才知道，這顆炸彈落地時，膽大心細、身手敏捷、武藝高強、忠心不二的警衛班長胡長保見狀說聲“不好”，就奮不顧身騰空而起撲向主席撲去，趁勢將他推出幾米遠，并且用身體擋住了他。轉瞬間，胡長保倒在地上，被彌漫的硝煙吞沒。所幸的是，安然無恙。好險啊，幸好是他騰空躍起救了領導，要不然后果不堪設想。

警衛班長胡長保壯烈犧牲，后來主席讓陳昌奉取來自己的一條毛毯。然后他和小陳一起將毛毯拉開，又蓋在烈士身上。他又吩咐戰士們：“把他好好掩埋起來，在墳前立個牌子，為革命犧牲的同志，我們將永遠懷念他們！”大家遵照毛主席吩咐，含淚將自己的戰友胡長保的遺體，抬運到半里之外的水子地掩埋。警衛戰士們一鍬鍬地用土把胡昌保安葬在這片他犧牲的土地上。接著，主席又從戰士手中接過鐵鍬，親自為胡昌保的墳培土。隨后他緩緩地從口袋里掏出一瓶辣椒水，灑在了胡長保的墓上。滿足他犧牲前一個小時前說的要飽飽地吃一碗辣椒面兒的湯面的要求。

在四川雅安滎經茶合崗扔下炸彈，使主席警衛班長胡長保犧牲的幾架敵機，投彈之后雖然當時洋洋自得地揚長而去，然而，似乎是蒼天有眼現世報應，根據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軍空軍指揮部指揮官、空軍少將張有谷在《國民黨空軍對紅軍的追堵》一文中介紹說，這次執行轟炸紅軍中央縱隊任務的三架飛機，在執行任務返航時有兩架遭遇惡劣天氣撞山，飛行員徐夏、陳瑾云當場喪命，隨后發給死亡撫恤金每人一萬元。

不過，張有谷的描述沒有更多的細節，但從眾多參加紅軍長征高級將領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警衛員胡長保犧牲的那一天，時值大雨滂沱，瘴氣彌漫，這一帶險峻陡峭，竹樹叢生，不見天日，極難翻越。懸崖數丈，絕壁時生，石坎參差，爛泥太深，攀葛附藤，舉足不敢進。我們從安葬胡長保的地方的照片變可以看到的確是山峰險峻，飛到這里的危險系數是非常高的。

據張有谷回憶錄記載，在圍剿紅軍過程中，他手下的飛行員死亡三分之二，首先是設備差，那時中央軍使用的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雙翼雙座戰機，一名駕駛員一名機槍射手，掛兩到四枚橄欖球大小的炸彈，有個兩三百米的土質跑道就起降了，飛行事故率極高。還有一些飛得低被紅軍用步槍擊落的。但不管如何，身為追剿紅軍的空軍司令張有谷，的確是用紅軍官兵的鮮血染紅了官帽。

張有谷，1905出生貴州平壩夏云鎮馬武屯，他是家中長子，12歲那一年開始就讀于縣區立國民小學，后考入省立師范學校。后來云南航空學校招生，他與堂叔張丕茲一同應考，均被錄取。叔侄二人步行20余日至昆明入學。畢業后巫家壩機場進行飛行訓練，他成為一名合格的飛行員。北伐期間，張有谷與后來成為空軍中將的晏玉琮、少將張汝漢三人前往效力，在汀泗橋、賀勝橋決戰時，他駕機助陣，后在江西九江、南昌諸戰役中，均有優卓表現，故得蔣介石之青睞，晉升為少校，時年20歲。后來在軍閥混戰時期，他駕機投彈炸死軍長樊鐘秀再獲特別嘉獎，銜晉上校。

在隨后的五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張有谷擔任司令長官的國民黨空軍第三航空大隊，駐扎在駐南昌，是專門對付紅軍的，那時候這支空軍被人稱為“天之驕子”，因為對紅軍作戰一支最舒服的兵種，那時紅軍既沒有飛機，也沒有高射炮，更沒有任何防空能力的情況下，無論偵查、轟炸、低空掃射，如入無人之境，對紅軍的殺傷力是非常之大、極具優勢的。每一次出征打仗，就好像是出門旅游一樣，像這種給占據著城里的友軍送個錢，空投點食物什么的，可以算是最輕松的任務。

在中央紅軍的第二次反“圍剿”時，張有谷率領的第三航空大隊在江西吉安東固六渡坳偵察，六渡坳是東固羅坑村與張家背村之間的一個坳口，距離東固鎮有15里，距離興國的賀堂鄉也是15里，當年坳上有三棟房屋，其中有伙店、茶館，是一個供商人旅行人打尖的小村落，他竟然發現此處有指揮部，毫不留情地進行狂轟濫炸，致使致使后事授予軍事家，文韜武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紅三軍軍長黃公略肋部中彈，子彈打破血管，當時離有醫院的地方又遠，紅軍缺乏止血器械，止不住血，雖然經過當時隨隊軍醫的全力搶救，終因失血過多壯烈犧牲。

特別是在紅軍長征的湘江之戰中，張有谷率領的航空隊從南昌起飛，對正在渡江的紅軍實施空中打擊。第三中隊裝備了剛從意大利進口的CR型驅逐機（戰斗轟炸機），該種戰機是由意大利菲亞特公司生產的雙翼飛機，當時采用金屬和布混合蒙皮，配備了420馬力大功率發動機。飛機的耗油量很低，運行穩定，最大時速為360公里／小時。在飛機機頭上方安裝了兩挺7.7毫米維克斯機槍（或12.7毫米布雷達一薩法特機槍），機身下方兩個掛點可增掛2至12顆小型炸彈，還裝有一臺RA80-1型無線電臺，在當時來說是世界上性能較好的戰斗機之一。他對渡江的紅軍多次轟炸、掃射，中央機關和掩護部隊損失慘重，擔任掩護的紅5兵團34師和紅3軍團一部幾乎喪失殆盡，血染湘江十里。

接下來又一路追擊紅軍，紅軍長征還沒有進入四川，老蔣便任命張有谷任總指揮官，并火速在雅安開辟野戰機場，投入對紅軍的作戰，他指揮各隊追剿轟炸紅軍各部。更為令人厭惡的是，他總結出空中打擊紅軍的眾多實用的法子，諸如：哪里馬多就炸哪里，因為紅軍領導的才騎馬；哪里有煙就炸哪里，紅軍圍在一起吃飯了；我們單說警衛班長胡長保犧牲的地區，美國人斯諾后來撰文證實：“在那個山頂上，一個軍團損失了三分之二的馱畜……。”駿馬走騾死傷大半，今天這里矗立著的一塊紀念碑就記載著這一切，由此可見給紅軍造成多大的損失。

張有谷介紹說，那時他手下的飛行員的待遇是很高的，張有谷自己是上校那一會，月薪為487.5，比陸軍高20%以上，而且空中飛行一小時另外獎金二元，飛行員死亡的撫恤金一萬元，后任國民黨航空委員會軍令廳少將副廳長、中央空軍軍官學校教育長，收入就更為可觀了。然而，接下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張有谷的命運便發生了變化，雖然小有戰績，但總體是敗多勝少，空軍因耗損過重，張有谷等將級軍官只有自己親自駕機參加空戰，在1939年的南昌會戰中，張有谷駕機作戰中戰機不幸中彈，他奮力向敵機沖擊，兩機同時墜毀。張雖在爆炸前彈射逃生，身負重傷，經數月治療，又重回藍天駕機保衛中國殘存之空域。不想卻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引為憾事。

1941年，時任成都地區司令官張有谷命令駐成都的空軍大隊率領十六架飛機，飛往西北天水方面躲避。在飛機降落前，日機忽然從云層中鉆出，進行奇襲，機群毫無作戰準備，遇到敵機猛襲，損失慘重，全軍覆沒，老蔣非常生氣，將張有谷押解重慶冶罪，擬判死刑，后來一些老蔣故意把繳獲日軍的空戰紀錄片放給蔣看，片中一架中國戰機單機沖到一架日軍97式轟炸機的上空將其擊落，盡管自己機身已多處中彈，仍搖搖晃晃撞向另一架敵機，兩機同時墜毀。蔣問這人是誰，旁邊有人回答說是張有谷，這些人的斡旋下蔣這才由"槍斃"改判為"軍法會審"。

死罪雖免，但活罪難逃，削職為民的張有谷吃了不少苦頭。不過，畢竟他熟諳空軍業務，技術還是過硬的，畢竟是個人才，還有不少的門生舊部故友之類，照顧他當了參謀長、專員之類的職務，也算是混口飯吃。到了解放戰爭期間，他擔任云南防空副司令，后來憑借自己的影響力，率部2000余人、飛機17架在昆明參加起義，建國后擔任昆明機場司令員、空軍航校副校長、陜西省林業廳副廳長。1989年，在西安病故，享年84歲。

縱觀張有谷的一生，雖然在前期給紅軍造成巨大損失，但他后來知錯便改，毅然做出了符合民族大義的選擇的起義，有寬廣胸懷的新政權自是對他的過往一概是既往不咎，給他良好的待遇和副廳級干部，可謂是他最好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