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大學生想不開，做出一些很讓人憤怒或惋惜的事情時，總會有社會評論家出來指點迷津，認為這是社會太浮躁、獨生子女太脆弱、時代風氣太功利……造成的。

除了這些“分析”，還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大學里文科教育太少、太不 受重視，導致學生缺乏正確的價值觀、足夠的共情能力、豐富的心靈世界……如果那個可惡的/不幸的學生剛好是學理工科的，那這套分析被提及的概率將大大提升。

說這種話的人大概沒調查過，文理科各個專業中，做出這些事情的學生比例各有多少；大概也沒思考過，大一大二多開幾門公共課是不是真的能對人的心靈和頭腦產生重要影響。

不過本文不想糾纏這些讓人尷尬的問題。我們來談另一個與之相關的有趣現象。

文科學者乃至文科學生常常喜歡在理工科出現問題的時候大聲宣告文科的重要性，似乎理科之所短即文科之所長。

關于理科之所短，常見的說法有，理科機械干癟，無法解決情感問題、道德問題、價值問題，只盯著手段，不會思索目的。而終極目的、終極價值才是真正的人生大事，因此理工科再厲害，終究還是遜了我們文科一籌。

簡言之，這套論證思路是這樣的：理工科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所以需要文科，因為理科之所短即文科之所長。

乍看之下，這似乎挺有道理，但事實上卻錯得離譜。

讓我們看一個用了同樣思路的例子：清華北大的學生不會飛，所以我們三本生大有用武之地——因為我們三本生會飛。這個例子可能太可笑了，作為歸謬法來用都顯得過分荒謬了。

“理科之所短，文科之所長”，這一思路之所以深入人心，大概是因為有這樣一套廣為人接受的邏輯：這世上的問題不歸文則歸理，因此理科搞不定的問題，那自然是文科問題，而既然是文科的問題，那文科自然能解決。

我相信大部分接受“理科之所短，文科之所長”這種思路的人都模糊地接受這套邏輯。接受這套邏輯，所以會覺得“理科之所短，文科之所長”聽起來很有道理；“模糊地”接受，所以看不出其中的問題。

顯然，這套邏輯問題重重：理科搞不定的問題也許還是應該等未來的理科來搞定，而并不當然是文科問題；就算理科搞不定的都是文科問題，文科也不一定能解決這些問題。

事實上，文科幾千年來似乎沒解決什么重要問題，我們依然在爭論孔子、蘇格拉底等人討論過的問題。

總之，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理科干不好的事情文科就自然能干好。

話說回來，文科、理科這種標簽本來也太粗糙了，在嚴肅的討論中有必要被更細致地界定。

我們現在所謂的文科，基本盤是文史哲，而體積遠大于文史哲的社會科學則不是典型的文科。最簡單地講，社會科學主要就是模仿自然科學的思路、方法，來研究社會問題、人的問題的學科。

因此我們不妨把社會科學看作自然科學的“殖民地”：它曾經是文科的領土，如今統治權大半割讓給理科了。

現代自然科學出現之后，文科的合法性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一種流行的看法是，一切問題終究都是科學問題，哪怕科學現在無法回答，我們也只能等科學進一步發展，而不是求教于巫術、玄學、宗教……

科學是知識的典范，文科不得不在這一典范的壓力下，不斷為自己的合法地位辯護。

這是一項延續了數百年的嚴峻挑戰，遠不是“理科之所短，文科之所長”這種頭腦簡單的說法能搪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