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土耳其警方拘捕總統埃爾多安的主要政敵、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的市長伊馬姆奧盧，理由是涉嫌貪污和協助恐怖組織。從法律層面來看，這或許是需要辯論多回的拉鋸戰；但從政治層面來看，這無疑是耐人尋味的大動作。

眾所周知，伊馬姆奧盧一直是土國反對黨的耀眼明星，從2019年當選伊斯坦布爾市長、經歷重選又以54%得票率勝出后，就被認為是執掌“后埃爾多安時代”的有力人選。在他之前，執政的正義與發展已經占據伊斯坦布爾市長一職長達25年，埃爾多安正是在伊斯坦布爾開始自己的政治生命，從市長一步步走到總理，最后成為總統。2024年，伊馬姆奧盧再次成功連任市長，證明了自己的政治實力與選票基礎。

而埃爾多安在2023年大選勝出、成功獲得第三個任期后，根據憲法，其總統任期將到2028年屆滿，但如今“修憲”的風聲已經成為話題，伊馬姆奧盧此時突然被捕，當然會被視作埃爾多安的“先下手為強”。尤其伊斯坦布爾大學已在18日表示，因為存在違規行為，所以伊馬姆奧盧的學位已被取消，而根據土耳其法律，大學學位是參選總統的必要資格，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宣告了埃爾多安的“司馬昭之心”。

而伊馬姆奧盧被捕也在土耳其引發一系列動蕩。首先，政局動蕩直接觸發土耳其的里拉及股市暴跌。其中，里拉兌美元曾跌近13%創歷史新低，消息指土耳其央行當天通過多家銀行，甩賣近100億美元外匯干預；此外由于投資人對當地法治的擔憂，土耳其伊斯坦布爾100指數（XU100） 當日收市跌8.72%，期間一度觸發市場熔斷機制。再來是蔓延全國的大規模示威，土耳其內政部長Ali Yerlikaya表示，截至周二（3月25日），已有逾1,418人在示威活動中被拘捕。

顯然，不論市場或民眾，都對伊馬姆奧盧被捕反應不佳。市場更多是擔憂政治不穩影響經濟運行，民眾則明顯是不滿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政治操作，以及對埃爾多安可能修憲爭取總統連任的潛在擔憂。但回顧過去，埃爾多安曾是土耳其經濟起飛的推手，民間威望無人能及，如今卻漸露權力余暉的老態龍鐘，這當然是土耳其經濟高成長一去不復返的直接結果。

簡單來說，民眾不滿“當代蘇丹”的喧囂背后，除了對伊馬姆奧盧的期待投射，恐怕也有對“過去埃爾多安時代”的悵然懷念。

蘇丹與土耳其的雙重崛起

回顧埃爾多安掌權的20余年，基本就是“當代蘇丹”與土耳其的雙重崛起。這段期間，埃爾多安憑借經濟建樹、個人威望，成功馴服了不斷政變的土耳其軍隊，更校正國父凱末爾時代的國家路線，強化了當代土耳其與奧斯曼帝國的記憶連結。

而經濟起飛正是關鍵。2008年至2013年，美歐日等發達市場通過了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國際“熱錢”大量涌入土耳其在內的新興市場，再加上埃爾多安主打持續降息的“非正統經濟學”，促進了土耳其營造業、基礎建設的蓬勃發展，為其個人積累了大量支持，埃爾多安也趁此推動了個人崇拜，將自己打造為“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大街小巷更是隨處可見埃爾多安圖騰，即便不能與凱末爾相比，卻也毫無疑問是凱末爾之后最有威望的領導人。而這一特點，便是埃爾多安馴服軍隊的關鍵。

2008年起，埃爾多安政府開始以“與極端民族主義組織Ergenekon有聯系”為由，對軍方發起調查，被拘留與審問者超過百人，其中還有不少將軍；2010年，埃爾多安又以“密謀推翻政府”之名，逮捕多位軍警高層，官銜包括將軍、上校、指揮官等；2011年最高軍事委員會召開前夕，為抗議政府的大規模逮捕，土耳其總參謀長與陸軍、海軍和空軍指揮官威脅退役，但埃爾多安并未妥協，而是迅速撤換了部隊指揮官；2016年7月，被逼到墻角的土耳其軍隊再度政變，但騷亂被迅速弭平，埃爾多安隨后對軍隊發動了大清洗，曾經的失控巨獸，已難再有反撲力道。

從上述發展可以發現，埃爾多安以民意支持、個人政績為靠山，先是用法律調查削弱了軍隊的民意基礎，再通過不斷的逮捕與撤職，剪除了土軍當中“反伊斯蘭”、“反埃爾多安”的重要骨干，從內外杜絕了軍隊的干政可能，也確立了個人的統治威望。

而有鑒于軍隊向來以“凱末爾路線的捍衛者”自居，反對政治伊斯蘭回潮、更不屑奧斯曼歷史遺產，在2008年調查軍隊的進程啟動后，埃爾多安便開始標舉伊斯蘭、奧斯曼的歷史符碼。

以影視作品為例，土耳其在近10年大量推出了強調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歷史劇與紀錄片，包括2011年的《輝煌世紀》、2012年的《奧斯曼帝國往事：叛亂》、2013年的《征服者》、2014年的《菲林塔》與《復活：埃爾圖魯爾》、2015年的《輝煌世紀：科塞姆》、2017年的《阿卜杜勒哈米德》、2019年的《創建：奧斯曼》、2020年的《帝國崛起：奧斯曼帝國》、2021年的《巴巴羅斯：地中海之劍》等。這些作品雖被部分阿拉伯國家禁播，卻在巴爾干、中亞等地廣受好評，也形塑了一代土耳其人的歷史新意識。

與此同時，宗教學校也在土耳其復蘇，清真寺迎來大量擴建與新建，伊斯蘭實踐也開始重回公領域，埃爾多安更在2020年恢復了圣索非亞的清真寺地位，并在該處舉辦1934年來的首場大型禮拜，由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埃爾巴斯主持，埃爾巴斯之后還多次出席政府活動進行祈禱，引發了世俗主義者抨擊。但沒有軍隊支持的抨擊，充其量是輿論的口誅筆伐，無法撼動埃爾多安的統治格局。

整體來說，100年前的凱末爾厲行改革，在百廢待舉的帝國廢墟上創建了當代土耳其，其改革層面之廣、力道之強、影響之深遠，被后世稱作“凱末爾主義”；而今埃爾多安雖未明言改革，卻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執政20年間再次改造了土耳其，影響遍及內政、經濟、外交、教育、宗教與世俗關系各場域，讓土耳其從一個軍隊干政的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繼承奧斯曼文化與地緣遺產的富庶中等強國，也將自身威望推到無以復加的高地。

埃爾多安終究走下神壇

但巔峰過后即是下坡，埃爾多安馴服軍隊后，新的反對派也開始累積崛起能量，時至今日已經動搖埃爾多安的統治基礎，伊馬姆奧盧就是代表。

而推動這一變化的，就是土耳其的經濟危機。如前所述，2008年至2013年，因為美歐日等發達市場通過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國際“熱錢”轉而涌入包括土耳其在內的新興市場，刺激了后者的經濟高成長，埃爾多安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時代象征，政壇上獨霸一方、無人能敵。

但2013年美國聯儲局放風可能加息后，外資便大舉外撤，包括里拉在內的新興市場貨幣開始貶值，土耳其經濟成長持續放緩；2017年美聯儲先后三次加息，土耳其經濟漸被資本外逃、貨幣貶值、股市不穩的陰霾籠罩，2018年美國又對土國鋼鋁制品加征一倍進口關稅，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土耳其金融危機就此連動爆發。

而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埃爾多安顯然希望犧牲物價、保全經濟成長，故采用了極端的經濟手段，面對高通脹仍堅持降息。結果雖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經濟增長，卻導致里拉跳水式重貶、物價飆漲、債券市場幾乎崩盤，民眾叫苦連天，諸如伊斯坦布爾等大城更是爆發多起示威，這當然也反映在近年的地方大選結果上。

而為轉移民眾不滿，埃爾多安開始積極調動軍事、歷史傳統、大國外交場域的民意支持，以充填經濟成長放緩下的“土耳其崛起”敘事，彌補自己的政治失血。

例如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后，土耳其外交明顯更加“東方”與“軍事化”：在埃及議題上，其借著對穆兄會的支持，涉入當地政局；在敘利亞與利比亞戰場上，其自2016年起先后派兵介入該處內戰，并成功取得一定戰果，前者使土耳其有效隔開庫爾德勢力與土耳其東南境的聯系，后者則讓其在東地中海油氣沖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緣樞紐；在海灣場域，土耳其與伊朗皆與卡塔爾保持密切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催發了2017年的卡塔爾斷交風暴，但因土耳其與伊朗堅持不退，最后風暴以沙特在2021年讓步復交結束，土耳其成功保住在海灣的政治成果。

俄烏戰爭爆發后，埃爾多安當然也不放過任何宣傳可能。以2022年3月俄烏外長在土會談、7月《黑海糧食協議》落地為例，土耳其官媒大力宣傳了埃爾多安的“和平締造者”角色；至于阻擋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土耳其官媒則用以主打埃爾多安“捍衛國家利益”、“無懼得罪西方”、“打擊庫爾德恐怖主義”的硬漢形象。

只是從2023年大選結果來看，在經濟凋敝、執政多年的包袱下，調動軍事、歷史傳統、大國外交的敘事情境，似乎不太能“大力出奇跡”：埃爾多安僅以51.91%的得票率險勝，這還是在反對黨未能完全整合的背景下。

當然，眼下示威尚不足以推倒埃爾多安政權，如果伊馬姆奧盧失去學位、身陷司法泥淖成為定局，埃爾多安確也解決了一大勁敵，能為推動修憲、2028年后再連任鋪路。只是土耳其的經濟高成長已告結束，如何緩沖經濟風暴、尋找“埃爾多安經濟學”外的新解方，都是短期無解的艱難課題，且2023年大選結果已經證明了，海外用兵、大力宣傳似乎都不是完美解方。

在這種背景下，伊馬姆奧盧的倒下，或許有機會為埃爾多安的政治生涯續命，卻很難推動土耳其與“當代蘇丹”的二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