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粉川黑、挺烏挺俄、哈以沖突、中醫問題、女性主義……隨便一個話題拋到公共輿論，都能引發一場惡戰，最終甚至超越了輸贏這一辯論目的，而是欲除之后快，仿佛消滅了“敵人”就能天下太平。

我們是不是只有兩種思考方式？一種是完全支持，一種是堅決反對。我們是不是只有兩種說話方式？一種是夸上天，一種是踩到底。

我加過一些討論熱烈的群，某人拋出一個觀點，哪怕語氣溫和論證詳細，也有人破口大罵。要問我支持誰，我說不好，我可能反對前者的觀點，但反對后者的態度。

不要小看語言方式，言為心聲，口出惡言的時候，哪怕發心為善，也被嗔恨染污了。而且我相信正義總是善良的，金剛怒目背后是慈悲為懷。問題是我們沒有菩薩阿羅漢的定力和智慧，語言的詰問并非以棒喝目的，不過是猙獰的口舌之快。很多人在溝通中跳過論證過程直接看結論，迅速判斷立場，分辨敵我，敵人反對的我必然反對，朋友支持的我必然支持。立場遮蔽語言，表現為語言方式的異化，大致表現為以下幾種。

扣帽子。比如有人分析川普上臺的因素，是民主黨人在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DEI問題上走得太邪，由此認為川普的“矯枉過正”或許會促進一些美國的改良。我們可以認為這一前提有一定道理，但不認同邏輯和結論。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分析和反駁都需要搜集一些資料，也就是有一點門檻。大多數人往往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但往往有樸素的正義感。于是，扣帽子就成了反駁的常見方式，“你這個為XX洗地的狗東西”、“你這個維護主子的奴才”，“你這個……”句式就是典型的扣帽子行為，在討論事實和邏輯之前，先把對方置于“必敗之地”，其中的可取之處便自動過濾，本來復雜的問題被簡單化。世界上少有人能全對或全錯，圍繞事實和文本的厘清、針對不同層面問題的梳理，能讓討論溝通變得豐富而深入，扣帽子則只會讓矛盾變得不可調和，卻“拋開事實不談”。

反諷。日常對話中的反問句，常常會殺死對話本身，比如朋友問我周末去不去看電影，我回一句“看那玩意兒干啥”，老人想讓你多吃點菜會說“咋地菜不好吃啊”，孩子問家長一件東西放哪兒了，一些父母回答“在我臉上呢”，再配上翻飛的白眼，足夠讓孩子喪失與你溝通或求助的意愿。反諷作為文學修辭當然沒有問題，而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反諷模式只會讓對方離你的目標越來越遠，善念在出口的剎那轉為惡意，呼之欲出的傲慢拒人千里之外。習慣性否定，是很多人的通病，反諷就是否定對方的利器，長期否定對方只會招來兩種人，奴才和杠精。

訴諸身份。我還發現有些人喜歡標榜自己的身份，或者借用權威的力量，仿佛有這些外在符號會讓你有天然正當性。比如討論一部電影，有人說“我是專業的博士”或者“某某也批評這部電影”，全然不顧這與電影的敘事結構、鏡頭語言、表演能力毫無關系。邏輯在我們的教育甚至文化中經常缺位，大量使用比喻論證，再借助權威來定性，常常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并一再固化權威不可冒犯的形象。也常常導致對話的方向偏離，從一部電影的討論，轉向某個影評學者的能力問題上。不斷跑題，成為很多群聊或者對話的常態，最終很多共識無法達成，討論的語言現場一片狼藉。

道德攻擊。這也是一種常見現象，不管對方說得有沒有道理，先祭出與議題不相關的道德瑕疵，試圖用人品問題來證明對方不可信，終于從跑題上升為人身攻擊。這往往成為討論的終極形態，從扣帽子開始，最后變成了證明這個“帽子”，問題早就扔到九霄云外。我時常納悶，國人為何對道德問題如此癡迷。或許因為儒教喜歡制造道德楷模，以榜樣的力量來教化民眾，問題在于道德意義上的圣人幾乎不存在，幾乎沒有人經得起長久的審視。一個人的人品和他在某件事上的觀點，并不一定存在必然聯系。“相對論”都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被摒棄，這種荒唐的歷史應該給我們足夠的警示，要就事論事，不要因人廢言，這些常識問題本來不需要一再強調，可看看如今的討論空氣，還是強調點基本常識吧。

我在某種意義上相信“言靈”的存在，語言方式不僅是態度和技巧問題，更是心性的外顯。一次次的串習惡言，只會積累更多怨氣和憤怒，爭論的目的不是為了打敗對方，甚至不一定要說服對方，更多是在聽者的心靈里種下一顆種子。當然，在表達的時候也在重新耕一遍自己的心田，檢視自己的不足。這樣的切磋琢磨，才讓我們因討論而精進，世界變好，從好好說話開始。否則不過是一遍遍地加固信息繭房，讓人類變得越來越固執，可能最后連話都不用說，直接按下YES或者NO的按鈕，然后打成一團，像人類當年在樹上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