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3日，中南海頤年堂內，彭老總與毛主席的談話持續了五個半小時。這位曾指揮百萬雄師的元帥，在廬山會議后已蟄居三年，此次談話是他與偉大領袖的最后一次見面。

談話中，彭德懷反復陳述對“大躍進”和廬山會議結論的看法，毛主席則回應：“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可是這場長達五個多小時的談話并未有一個結果。最終，考慮到主席的作息習慣，彭老總主動提出：“以后有機會再談。”可這一句“再談”，成了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

廬山會議后，彭德懷身邊的工作人員陸續接到組織提醒：“彭老總情緒低落，需密切關注。”

保健醫生張愈發現，彭老總的安眠藥用量被嚴格控制在每日兩片，連止痛藥也需層層審批。一次，彭老總因胃痛難忍向張愈索要藥物，卻被反問：“您真的需要嗎？”他沉默良久，最終擺擺手：“把藥留給有需要的人吧。”

1965年11月時，彭老總遷往北京郊區的吳家花園，開始了長達八年的監管生活。在這里，他開墾了三畝荒地，種菜、養雞、喂豬，甚至用竹筐自制肥料。

體力上的消耗讓他逐漸消瘦，但精神卻因勞作煥發出難得的活力。張愈常與他深夜長談，彭老總會突然起身，指著窗外的玉米地問：“你說，這玉米要是種在黃土高坡，能不能活？”談話內容從民生疾苦到婦女病防治，從農村醫療到“軍事俱樂部”的指控，他始終保持著對時局的關注。

某日，張愈被通知調離，彭老總親自送他到村口。汽車啟動時，他突然抓住車門：“小張，你看見那挑糞的老漢沒？他三天沒吃飯了！”

監管下的彭老總，仍試圖通過每一絲縫隙觀察真實的世界。面對張愈關于“自殺”的擔憂，他拍案而起：“我彭德懷不會自殺！更不會當反革命！要死，也得死在戰場上！”

1973年初，彭老總被確診為直腸癌。侄女彭梅魁多次申請探視，卻只被允許通過工作人員轉交物品。

病榻上的彭老總拒絕住院檢查，堅持要“先治政治病”。當專案組終于同意手術時，他提出了三個條件：與毛主席談話、與侄女見面、專案組來人。

11月24日，彭梅魁獲準探視。病床上的彭老總瘦骨嶙峋，卻仍緊握侄女的手：“我要見毛主席，把話說清楚！”彭梅魁哽咽反問：“伯伯，你能見著嗎？”

空氣凝固了許久，彭老總突然松開手，閉上眼睛：“那就手術吧。”這場持續了八年的抗爭，最終以妥協告終。然而，這場遲來的手術并未能拯救他的性命。癌細胞已擴散至腹腔，手術僅延長了他一年半的生命。

1974年11月29日，彭老總病逝于北京。臨終前，他顫抖著寫下“我不是反革命”六字，卻因體力不支未能成句。

若他多活數年，親眼見證撥亂反正的歷史時刻，或許能如他所愿“談清問題”。但歷史沒有如果，這位“硬骨頭”元帥用生命詮釋了什么是共產黨人的氣節——寧折不彎，九死不悔。

彭老總的“執念”貫穿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并非執著于自身沉冤，而是堅信歷史的公正性。

廬山會議后，他多次對身邊人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那些被迫害的同志！”臨終前，他仍反復念叨：“要告訴后人，彭德懷是冤枉的……”這種近乎固執的堅持，折射出一個共產黨人對信仰的忠誠。

然而，權力與人性的沖突在此刻顯得尤為殘酷。

最后的日子里，他只能通過收音機收聽新聞，卻在聽到“批林批孔”運動時喃喃自語：“這不是又要搞運動嗎？”這種清醒的認知與無力改變的現實，構成了他悲劇命運的底色。

參考資料：《彭德懷傳》（金沖及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彭德懷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錄》（張愈口述，當代中國出版社，2018年）、王立勝：《彭德懷廬山會議前后的思想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