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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過去，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我們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說得一文不值，反動透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看問題比較實事求是了。因此對胡適的評價也有了一些改變。

但是，最近我在一份報刊上一篇文章中讀到（胡適）“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好像他是一個鐵桿國民黨員、蔣介石的崇拜者。

根據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因此禁不住要說幾句話。

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一個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他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并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發表的文章：《知難行亦不易》，是針對孫中山先生的著名學說“知難行易”的。

我在這里不想討論“知難行易”的哲學奧義，也不想涉及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這樣主張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說，胡適敢于對國民黨的“國父”的重要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蔣介石從來也沒有聽過“國父”的話，他打出孫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騙群眾。但是，有誰膽敢碰這塊牌子，那是斷斷不能容許的。

于是，文章一出，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黨棍一下子炸開了鍋，認為胡適簡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這群走狗一擁而上。

但是，胡適卻一笑置之，這一場風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胡適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揚“好人政府”，他們大聲疾呼，一時甚囂塵上。

這立刻又引起了一場喧鬧。有人說，他們這種主張等于不說，難道還有什么人主張壞人政府嗎？

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面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隱含著國民黨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國民黨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這里。

這樣的小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是，這兩個也就夠了。它充分說明，胡適有時候會同國民黨鬧一點小別扭的。

個別“誅心”的君子義正辭嚴地昭告天下說，胡適這樣做是為了向國民黨討價還價。我沒有研究過“特種”心理學，對此不敢贊一辭，這里且不去說它。

至于這種小別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范圍之內，也不去說它了。我個人覺得，這起碼表明胡適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忠順奴才。

但是，解放以后，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人創造了一個新術語，叫做“小罵大幫忙”。胡適同國民黨鬧點小別扭就歸入這個范疇。

什么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點小別扭，對他們說點比較難聽的話，這就叫做“小罵”。通過這樣的“小罵”，給自己涂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關鍵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

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涂、這樣低能嗎？

國民黨反動派最后垮臺的歷史，也從反面證明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把胡適說得似乎比國民黨的中統、軍統以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忠實走狗還要危險，還要可惡，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了辯證法，對于這一件事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高的。

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語所說的那樣：一切閃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辯證法弄成了詭辯術，老百姓稱之為“變戲法”。辯證法稍一過頭，就成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就成了真正的變戲法。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時代贓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長封建統治的壽命，而贓官則能促其衰亡。周興、來俊臣一變而為座上賓，包拯、海瑞則成了階下囚。

當年我自己也曾大聲疾呼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的謬論，以為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為了自己這種進步，這種“頓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這一點，我臉上就不禁發燒。

我覺得，持“小罵大幫忙”論者的荒謬程度，與此不相上下。

上面講的對胡適的看法，都比較抽象。我現在從回憶中舉兩個具體的例子。

我于1946年回國后來北大工作，胡適是校長，我是系主任，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是非常多的。

我們倆都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什么委員，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更增加了見面的機會。

同時，印度尼赫魯政府派來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這一批印度客人，經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還請他們吃飯。他把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了我。所有這一切都給了我更多的機會，來觀察、了解胡適這樣一個當時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紅得發紫的大人物。

我寫的一些文章也拿給他看，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這個人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的架子。這一點就是拿到今天來也是頗為難能可貴的。今天我們個別領導干部那種目中無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氣勢我們見到的還少嗎？

根據我幾年的觀察，胡適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學術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

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于這一點似乎并不清醒。

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

可胡適似乎并不這樣想。當時他在北平的時候不多，經常乘飛機來往于北平南京之間，仆仆風塵，極為勞累，他卻似乎樂此不疲。我看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涂人。這就是他留給我的總印象。

我現在談兩個小例子。首先談胡適對學生的態度。我到北大以后，正是解放戰爭激烈地展開，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的時候。北大學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風氣之先的，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方面，也是如此。

北大的民主廣場號稱北京城內的“解放區”。學生經常從這里列隊出發，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鎮壓、逮捕學生。

從小罵大幫忙的理論來看，現在應當是胡適挺身出來給國民黨幫忙的時候了，是他協助國民黨反動派壓制學生的時候了。但是，據我所知道的，胡適并沒有這樣干，而是張羅著保釋學生，好像有一次他還親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勢力讓學生獲得自由。有的情景是我親眼目睹的，有的是聽到的。恐怕與事實不會相距過遠。

還有一件小事，是我親身經歷的。

大約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軍已經對北平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蔣介石集團的末日快要來臨了。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么問題。忽然走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天夜里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

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

只見他聽了以后，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一句：“他們要我嗎？”

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逃跑。

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的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

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

總之，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復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他晚年決心回國定居，說明他還是熱愛我們祖國大地的。因此，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不符合實際情況。

解放后，我們有過一段極“左”的歷史，對胡適的批判不見得都正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撥亂反正，知人論世，真正的辯證法多了，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似是而非的偽辯證法少了。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轉變。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我為胡適說了上面這一些話，供同志們探討時參考。

1987年11月25日

來源：愛思想網，轉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9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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