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郵件,半小時的回復,開啟了朱天與中歐的不解之緣。從海外的學術殿堂到回歸祖國懷抱,他帶著對經濟管理的滿腔熱忱,將教學與研究深深扎根于中歐這片沃土。歷經二十載春秋,他不僅在講臺上揮灑智慧,更在研究中洞悉經濟脈搏,與中歐并肩前行,一同成長。這是一位經濟學家的初心與堅守,更是他對中歐深厚情感的真實寫照。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
兼中方教務長
經濟學教授
桑坦德經濟學教席教授
01
結緣中歐
我是1981年上大學的,當時還不到17歲,所有的高考志愿都是經濟管理。那時,中國正站在改革開放的起點上,宛如一艘巨輪剛剛揚起風帆,駛向未知的廣闊海洋。社會上悄然興起了一個新穎且極具前瞻性的觀點:中國的落后,并非僅僅局限于科學技術領域,管理上的落后同樣是一道亟待跨越的鴻溝。提升經濟管理水平,已然成為那個時代刻不容緩的關鍵使命。這一理念深深吸引了我,讓我堅定了學習經濟管理的決心。
那時,清華大學剛剛成立經濟管理工程系不久,我有幸成為經管系招收的第二屆本科生。作為一名江蘇學子,我北上求學的道路頗為曲折:一個人從家鄉乘汽車去無錫,再排長隊買火車票,還沒有座位,幾乎一路站到北京。但心中對上大學學習經濟管理專業的熱切向往,讓我將旅途的艱辛與疲憊都拋諸腦后。大學畢業后,我又考取了北京大學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隨后又前往美國西北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4年,是極具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中歐正式成立,我也在美國一家銀行開啟了職業生涯。當時,中美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美國的薪資水平大約是中國大陸的50倍之多。所以畢業后沒有考慮過立即回國,但早晚要回國工作的念頭一直都有。由于銀行的工作對我來說,在智力上缺乏挑戰性,日復一日的重復工作難免讓人感到乏味。更重要的是,我始終牢記讀博時的初心——在學術界有所建樹。所以,在銀行工作一段時間后,我毅然前往香港科技大學,踏上了執教之旅。
1995年,參加博士畢業典禮
從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中國經濟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雖然1998年金融危機對香港和整個東亞都有一些影響,但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很快又恢復高速增長,各方面都蒸蒸日上,當時我就很心動,想回國執教。同時,作為一名扎根中國的經濟學家,我內心深處始終涌動著一種強烈的情感:希望自己的教學和研究能夠與中國這片土地更加緊密相連,能夠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哪怕一絲微薄的力量。
早在2000年,我就已經聽聞了中歐。之后,我的幾位老朋友陸續加入了中歐,他們鼓勵我來中歐試試。
前段時間,我偶然查閱了過去的郵件記錄。發現在2004年9月28日,我給張維炯院長發了第一封電郵,僅僅半個小時以后就收到了回復。張院長告知我中歐正在廣納賢才,并鼓勵我前來參觀考察。不得不說,我趕上了好時機。那兩年,中歐正大規模招聘常任教授,若放在當下,我申請成功的希望或許十分渺茫。
最終,我被安排在2005年3月23日前往中歐面試。面試當天見到張院長時,他的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歡迎回來,一起做點事。”這便是張院長的風格,沒有豪言壯語,務實又非常接地氣。
拿到中歐的錄用通知后,我迅速賣掉了香港的房子,在上海購置了新居,決心扎根在這里。盡管香港的房價后來也有所上漲,但與上海相比,漲幅相去甚遠。如今回首,加入中歐無疑是我人生中極為明智的投資決策。
2024年,與張維炯院長在EMBA開學模塊上
02
在教學中研究
相較于國內其他院校,中歐的國際化程度極高。無論在管理模式還是制度建設方面,中歐都始終緊跟國際步伐,與國際標準無縫對接。在課程設置上,中歐更是獨具特色,它摒棄了傳統的本科教育與普通碩士項目,將重心聚焦于MBA、EMBA及高管教育課程。而正是這種獨特的學生群體構成,為教學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剛加入中歐時,我才40歲出頭,企業管理的實戰經驗和案例積累尚顯單薄。當面對如何為高管們授課這一難題時,我的內心滿是忐忑與不安。畢竟在中歐,單純局限于學術層面的經濟學教學,根本無法契合學生們對知識的實際需求。
授課之初,各種難題紛至沓來。一方面,部分課程由于沒有固定的授課教授,我不得不硬著頭皮承擔起同時備幾門課的重任。頻繁切換教學內容,不僅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讓我無暇深入鉆研每一門課程,教學質量自然難以達到理想狀態。另一方面,有些課程一講就是四天,可我對學生的實際情況了解有限,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前幾次授課的效果也不盡如人意。
那段時間,我時常被沮喪的情緒困擾,但好在總能迅速調整心態,以正確的姿態直面挫折。畢竟在學術探索的道路上,遭遇挫折是再尋常不過的事,論文被拒、發表受阻乃家常便飯。而此時,我總能快速收拾好心情,重新踏上征程。挫折與失敗本就是生活的底色,若一直風平浪靜,反倒會失了本真。
我開始靜下心來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逐漸意識到原有的教學思路存在明顯的偏差,迫切需要做出調整。在學術研究領域,常見的教學模式是從抽象到具體,先闡述概念,再列舉例子進行說明,這就像搭建一座空中樓閣,先構建框架再填充細節。然而,在商學院的教學中,采用案例教學、從具體到抽象的方式才更為合理且行之有效。只有將理論知識與企業實踐、經濟政策緊密融合,才能讓同學們覺得所學內容既有意義又實用。
在中歐課堂中
同事們曾給予我這樣的評價:工作認真,有責任感。雖說這話從我自己口中說出,難免有幾分自夸之嫌,但在實際工作中,我確實也算是比較認真的。為了更高效地搭建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我開始頻繁地在課后主動與同學們進行深入交流:探尋他們涉足的工作領域,深入了解他們所在公司的具體運營細節,細致地指導他們的課題報告,為他們答疑解惑。在這一來一往的密切互動里,我開始對不同類型公司的實際運營情況有了更為深刻、透徹的洞察與理解。
同學們拋出的一個個問題,也好像一顆顆智慧的種子,成為我深入思考的動力。比如,在講授中國經濟相關課程時,他們往往會提出五花八門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他們興趣點的直觀體現,更是大眾普遍關注的熱點所在。我會針對這些問題做深入的研究,力求給出經得起推敲的答案。
記得幾年前,一所海外商學院的學生到訪中歐,一位巴拉圭同學滿臉困惑地問我:“為什么巴拉圭的發展似乎停滯不前,多年來未見明顯增長?”當時我對巴拉圭的情況了解甚少,只能倉促地與他簡單交流幾句。然而,這個問題如同一記警鐘,讓我深刻意識到拓寬視野、關注更多國家發展動態的重要性。后來,在教授來自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家的學生時,我會去主動了解這些國家的經濟特點和發展模式。比如,我會思考中國高儲蓄率的根源何在,土耳其儲蓄率偏低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邏輯。
隨著對不同國家情況的認知日益加深,我也開啟了系統的研究之旅。這種跨文化的交流與比較,讓我逐漸形成了從全球比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經濟的獨特思路。通過全球比較,我發現以往對中國經濟的理解存在諸多偏差,而這一過程也真正實現了教學相長,讓我與同學們都能從中獲益、一同成長。
與此同時,隨著思考的越發深入以及教學經驗的不斷積累,我逐步構建起了屬于自己的教學理念和風格,課件內容也日益充實、豐富。后來,我把這些教學成果整理成書,書中的內容大多脫胎于課堂上的講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成功將教學過程轉化為了學術成果。
課后與同學們交流
我在書里特別感謝了中歐的同學們。正是與他們的熱烈討論和深入交流,才激發了我無數寶貴的思考,讓我在教學與研究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03
在工作中鍛煉
2017年,我出任EMBA課程主任。初擔此重任時,我緊張與忐忑交織,擔心在我的任期內,會將中歐EMBA辦成“中國第二好”的課程(中歐EMBA一直是全球最大、亞洲最早、中國最好的EMBA課程)。不過,這種擔憂很快便煙消云散。因為中歐EMBA在課程管理、招生工作以及運營體系等各個方面都已十分成熟穩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所面臨的挑戰其實遠沒有想象中那般艱巨。
管理一個課程部與單純當一名教授,有著截然不同的體驗。對我個人而言,這無疑是一次寶貴的鍛煉機會。課程部涉及大量行政工作,需要管理團隊成員,這就要求管理者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和領導力。雖然我并非專業出身,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我的管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對組織理論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擔任EMBA課程主任這些年,我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繼續提高課程質量,大力開發實踐性課程和海外模塊,在招生上,加強了在中西部地區的推廣力度。
最近,我很榮幸接過了張院長的接力棒,出任學院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20年前,我完全沒有想到過,自己會在20年以后接張老師的班。現在來看,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站在新的起點上,我深感責任重大。中方教務長不僅是學院的管理者,也是學院精神與文化的一個傳承者。作為中歐的“定海神針”,張院長的務實作風和平易近人讓所有中歐人深受感染。我希望能追隨他的腳步,堅持學院“認真 創新 追求卓越”的校訓,多做實事,同時也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經驗和特長,為學院發展帶來一點新的思路和想法。
出任學院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
丁奎嶺理事長(右)頒發聘書
我計劃將工作的重心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教授的招聘、培養和留任。優秀的教授是學院發展的基石,我們將努力吸引和培養更多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深厚的學術造詣的教授,為他們提供優良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讓他們在中歐這片沃土上盡情施展才華。
另一方面,我會著重關注各課程部之間的協同合作。中歐的課程部各具特色,但又相互關聯。我期待能夠充分利用自己在擔任EMBA課程主任期間所積累的經驗與優勢,進一步強化課程部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促進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共同提升學院的教學品質與學術影響力。
04
60歲,正是奮斗的年紀
中歐很獨特,研究和教學并重。很難想象還有任何其他學校比中歐教授更加重視教學,同時我們又不想只注重教學,也要同樣重視研究。但對我來講,要做行政工作,一定程度上就要在研究和教學中有所取舍。
我十年前曾向太太感慨,說自己從事學術研究二十余年,卻似乎未見顯著成就,往后或許就安心教書,研究就放一放吧。我太太聽后,反問我道:“其他同事是怎么做的呢?”經她這一問,我立刻想到了吳敬璉老師。吳老師的許多重要著作都是在55歲以后發表的。如此一對比,我頓感慚愧,但同時也深受鼓舞,意識到自己沒有理由停止研究。
我給自己立了一條規矩:只要當天沒有課程安排或出差,就要抽出兩個小時,專注于研究和寫作。我不大會拖,人一拖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做事情貴在堅持,對我而言,每周七天都是工作日。
循著這樣的節奏,過去幾年我竟然完成了三本書的創作。如今,我已年屆六十,倘若以吳敬璉老師為榜樣,我還有30年的拼搏歲月,繼續為中歐的發展添磚加瓦。
過去幾年中陸續完成三本書的創作
經過30年的積累,中歐已穩居世界一流商學院陣營。能夠在這樣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學院里學習和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經歷之一。我也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學院的未來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相信,中歐的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
編輯| 張溪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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