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一筆賬。

一首爆款熱歌，可以賺多少版稅？

最近，Billboard估算了來自數據機構Luminate年度報告中美國2024年十大熱門歌曲的數字渠道收益。

根據Billboard的統計，在Luminate年度報告中，按照數字付費下載和點播音頻流的統計口徑，2024年美國數字銷售額最高的前10首歌曲共計創造了約5340萬美元的收入。

其中，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被提及：與唱片時代相比，流媒體時代的熱門歌曲似乎賺錢能力沒有更強。

那么，在時代更迭中，音樂產業的收益結構發生了什么變化？爆款背后的詞曲作者，賺得更多了嗎？

一首熱歌，值多少錢？

先來看Billboard統計的去年美國流媒體播放量和下載量最高的10大歌曲的收益情況。

其中，美國鄉村新星Shaboozey的《A Bar Song (Tipsy)》無疑是2024年美國最成功的單曲之一，突破了多個歷史紀錄，憑借在美國流媒體平臺上的廣泛傳播，其通過點播音頻流和數字單曲銷售獲得的收入已達到659萬美元，并且連續19周穩居Billboard Hot 100榜單的第一位。

緊隨其后的是Post Malone與Morgan Wallen的合作曲《I Had Some Help》，該曲以576萬美元的收入位列第二。同時，今年的榜單新人Benson Boone的《Beautiful Things》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收入為565萬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創造了563萬美元收入的Kendrick Lamar的《Not Like Us》排名第五，而比這首歌賺的略少一點的Teddy Swims的《Lose Control》（557萬美元）排在第四位。

官方解釋稱，盡管《Lose Control》的收入略遜一籌，但其在數字下載上的表現更為突出，而每次數字下載的收入高于流媒體播放。因此，盡管《Not Like Us》在流媒體播放方面占優勢，最終收入的微小差距則反映了兩首歌在不同平臺上的表現差異。

剩下的十大最具數字消費量的歌曲包括Sabrina Carpenter的《Espresso》，收入為520萬美元；Zach Bryan與Kacey Musgraves合作的2023年發行曲目《I Remember Everything》，收入為503萬美元；Tommy Richman的《Million Dollar Baby》，收入為499萬美元；Billie Eilish的《BIRDS OF A FEATHER》，收入為453萬美元；Hozier的《Too Sweet》，收入為439萬美元。

此外，這10首歌曲還通過視頻流媒體、廣播、廣播電臺等渠道的播放獲得了額外3030萬美元收入。在包含這些收入過后，Shaboozey的《A Bar Song》仍然是收入最高的熱門歌曲，總收入達到1074萬美元，Teddy Swims的《Lose Control》排名第二，收入為1022萬美元。

Billboard還指出，一些歌曲在視頻中表現特別好。比如Kendrick Lamar的《Not Like Us》，就因為去年與Drake的Beef在美國的點播視頻流超過 2.16 億次，可能因此產生100 萬美元的版稅。

對比國內，爆款熱歌帶來的收入也很可觀。

根據Tech星球報道，2019年，憑借原創歌曲《綠色》和《你的酒館對我打了烊》大熱的陳雪凝，單是在騰訊音樂人平臺上，個人作品播放量就高達62.9億。其中，將近63億的播放量，一億次播放量就是20萬，光流量分成就已經有1300萬，再加上會員包、廣告分成，還有預付，以及其他的音樂版權授權費用，陳雪凝及其公司在2019年的收入金額至少達到2000萬。

近幾年，盡管流量分化、用戶越來越挑剔，熱歌難爆已成事實，短視頻跳轉到音樂平臺的轉化率也有所下降，但頭部歌曲的減少使得播放單價有所提高，結果就是熱歌的收益上波動不大。

以今年的爆款歌曲《跳樓機》為例，據業內人士預估，目前全網較火的7、8個版本加起來，版稅收入大概在3000萬到4000萬元左右。

如此看來，不考慮匯率因素，國內外熱歌的變現能力都很強。但在背后，其實是龐大的推廣系統、算法驅動的流量分發、平臺規則的精算博弈，讓頭部歌曲攫取了整個版稅池的最多收益。

數字收入，比不上賣唱片？

盡管流媒體讓音樂產業從實體的衰微中起死回生，但如前所述，多位海外音樂經濟學家和行業高層普遍認為，流媒體時代的熱歌賺錢能力似乎沒有變得更強。

他們認為，雖然流媒體平臺為熱門歌曲帶來了長尾效應，讓一首歌曲在多個年度內不斷創造收入，但曾經的專輯銷售模式顯然為藝術家提供了更多的短期財務回報。

以IFPI開始統計錄制音樂收入以來，實體唱片收入最高的1999年為例。當時，專輯是音樂的主要形式，根據Billboard的數據，那一年有88張專輯在美國銷量突破了100萬張。然而，約在12到18個月后，專輯的銷售收入就會大幅下降。

據一位資深唱片業高管估計，那一年，美國市場上的一張的黃金唱片（50萬張銷量）能夠創造超過600萬美元的收入，按當時12美元的批發價計算，考量通貨膨脹調整后，相當于現在的1130萬美元。對比來看，2024年最大熱門歌曲《A Bar Song (Tipsy)》，其通過流媒體、付費下載、視頻、廣播等渠道的收入共計僅1070萬美元。

在短期的收入激增后，一首熱門歌曲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衰減 60%、70%、80%，最終歌曲會下降到一個更低的基礎水平，但由于流媒體的長尾效應，歌曲還能繼續創造收益。以《A Bar Song (Tipsy)》為例，這首歌在2025年還擁有不少聽眾：僅今年就有超過14億次點播音頻和視頻流，以及額外19.2萬美元的流媒體收入。

全球知名獨立音樂公司Concord CEO Bob Valentine表示：“在流媒體時代，歌曲一旦發布，就能夠迅速獲得大量的消費和收入，因為流媒體平臺的算法會讓歌曲保持在歌單和循環播放中，從而增加歌曲的曝光度。”歌曲的粘性變得更強，用戶會更加頻繁地聽到這首歌，使得它的流行性更持久，收入也更穩定。

雖然Concord以擁有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經典曲目而聞名，但去年，該公司還是憑借 Tommy Richman 的《Million Dollar Baby》取得了Luminate十大熱門歌曲，據Billboard估計，這首歌產生了約740萬美元的收入。

如果說Concord的經典曲庫就像債券一樣，產生可以依賴數十年的穩定收入，那么熱門歌曲更像風險投資，一旦在熱門歌曲的初始投資，可以帶來巨大的增值。

因此，雖然流媒體看似“比不上賣唱片”，但卻賦予音樂作品以更長遠的生命線。

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好音樂本就是一種可以被時間反復激活的文化資產。正是在數字時代，這種理念似乎離我們更近。

為什么詞曲作者賺得更少了？

1999年，音樂產業正值黃金年代，內容與媒介強力綁定、民眾消費意愿高漲，美國音樂市場總規模達到146億美元。

雖然彼時MP3與數字下載技術初露端倪，Napster等文件分享平臺悄然興起，盜版對商業市場的沖擊尚未完全顯現。

音樂的價值被整體打包進物理產品中，并以相對統一的價格售出。當時，CD的利潤空間也遠超今日。以12美元的批發價為基準，零售價可輕松達到18至20美元，唱片公司、發行商、零售渠道、藝術家、創作者，都能從中分得一杯羹。

時間進入流媒體時代，一切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這場從唱片經濟向流量經濟的大遷移中，并不是每個參與熱門歌曲創作或演出的人都比過去賺得更多，很多詞曲作者甚至在1999年可能賺得更多。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流媒體顛覆了音樂產業的收入變現和分配邏輯。

CD時代，每首歌曲在專輯銷售具備捆綁消費與均攤紅利的效果，熱歌帶動整張專輯銷量，冷門曲目也能因此“搭便車”，享受收益分成。因此，一張銷量百萬的專輯，即便其中某首歌只被極少數人單獨聆聽，其創作者也能獲得相當可觀的收益。

但隨著流媒體平臺的主導地位確立，收入從“專輯單位”轉向了“單曲單位”， Spotify、Apple Music 等平臺的版稅結算，是根據單首歌曲實際的播放量占比、付費下載次數進行計費的。一首歌的播放量在版稅池中的占比越高，詞曲版權收入越多；反之，播放量低的歌曲幾乎沒有收入來源。2023年，Spotify甚至限制了年播放量1000次的分成門檻。

這意味著，每一首歌的命運都要獨自面對市場的審判。這種精細化、量化驅動的“按需支付”機制，也導致了收益的集中化。

此外，流媒體播放的收益單價也在逐年降低，尤其在免費用戶的廣告模式下，單次播放對創作者的經濟回報遠不及過去一張專輯的銷售提成。

今年年初，海外投資公司Duetti對Spotify、Apple Music、YouTube、Amazon Music等多家主流流媒體平臺進行了調研分析，數據顯示，在2024年全球每1000次流媒體播放的平均版稅（僅針對錄音版權）約為3.41美元。與2021年每1000次流媒體播放收入為4.04美元相比，這一全球支付率有所下降。

即使一首歌曲的播放量達到數百萬次，按照詞曲版稅僅占總版稅收入的20%來折算，留給詞曲作者的收入更加有限。

更何況，如今參與一首熱門歌曲的詞曲作者人數明顯增加。

海外音樂分析師Chris Dalla Riva表示，1970年代Billboard Hot 100榜首單曲平均僅有1.8位詞曲作者，而到了2010年代，這一數字躍升至5.3位。而一旦涉及采樣、插曲與聯合創作，一首歌可能列出十幾位甚至二十多位創作者。例如Beyoncé的《Alien Superstar》，詞曲作者多達24位。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每一位詞曲作者所能獲得的版稅，取決于他們在創作過程中所占的比例，而這一比例的分配，往往被市場需求、制作公司以及平臺的商業策略所決定。

國內的詞曲作者，生存境況更慘

國內的詞曲作者，面臨的挑戰似乎更加嚴峻。

從公司的視角來看，國內平臺與音樂公司的合作方式與結算機制大多是單獨談判的，每個合作方根據不同的協議單獨協商結算，因此導致了單價差異的情況。尤其是不同平臺之間的結算規則不同，且結算標準與公司大小、平臺影響力等多重因素息息相關。

三大唱片和國內頭部公司有較為優越的結算條款，其次是音樂平臺旗下的音樂公司，而中小公司則面臨較差的結算條件。尤其是小公司，其歌曲收入往往被平臺高額的渠道費和不利的結算條款所壓榨，導致他們的版權收入相較于大公司較為微薄。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告訴音樂先聲，在國內，行業內結算從來不僅按播放量算，而更多是看市場份額和一首歌的付費驅動能力（如會員訂閱）。也就是說，一首播放量很高但缺乏用戶付費行為的歌曲，未必能帶來可觀收入。

另一位業內人士表示，雖然行業內的成功案例常被放大，但鮮有人看到背后“死掉”的公司數量。

現在的環境下，隨著AI技術的迅猛發展，已經開始消滅較為平庸的作品，一批未能及時擁抱科技進步的詞曲作者面臨著淘汰的風險，更不會有公司會拿平庸的作品去冒險賭一筆大額的推廣費。

這種背景下，國內熱歌市場日益飽和，競爭日益加劇，許多作品的風格和形式高度趨同。一旦某一風格或類型的歌曲獲得市場認可，緊隨其后便會有大量同質化的作品涌現，填滿這個風格的內容池子來分食流量。

熱歌公司也傾向于鼓勵詞曲創作者去模仿那些已經獲得成功的歌曲，重復成功的公式。長此以往，詞曲作者的創新，更多是在既有的框架和市場要求下進行微小的變化，難以突破既定的創作模式。

想要突破這一局限，尤其是要成為能夠獨占收益的獨立音樂人，已然變得異常艱難。例如，一位新晉詞曲作者的作品，盡管有可能突然爆紅，那么很大可能這首歌已經被熱歌公司以低廉的價格買斷詞曲版權，無法從后續的版稅收益中獲益。

對于更多簽約的職業詞曲作者來說，收入的主要來源通常是每月的底薪，通常在5000到6000元之間，往往每天都面臨著對新作品的不斷交付壓力，而這些作品同樣很少能突破熱歌市場的條條框框。

當然，即便作品成功發布并獲得了一定的數據，也并不意味著詞曲作者能夠從中收獲相應的版稅收入。許多公司在面對已經爆火的作品時，會采取“保住人才”的策略，壓制創作者的版稅收益，大多創作者在作品火了之后，往往在第二年才會按季度被分配版稅。一旦在這期間詞曲作者離開公司，那么就無法分到自己作品的版稅。

值得注意的是，熱歌與平臺的收益明細往往完全掌握在公司手中，平臺上的版稅和收入分配通常不公開，創作者根本無法知曉具體的分配細節。這種信息的不對稱，進一步加劇了創作者與公司之間的收入鴻溝，令大多詞曲創作者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中處于被動無力的處境。

即使是登上榜單Top 1的熱門作品，詞曲創作者最終能夠獲得的版稅收入，也僅占極小的比例，通常只有5%至10%左右。更何況，大多時候，詞曲作者本身也不知道這首歌到底在平臺上賺了多少錢。

不過，也有一些音樂公司會從長遠角度給出相對優厚的合作條件。據業內人士透露，某國內某音樂公司簽約的十幾位詞曲作者中，在爆款歌曲的加持下，大概有2、3位詞曲作者的年收入能達到100萬元左右，能夠從長期的版權收入中獲得可觀的回報。

但絕大多數詞曲人而言，都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面臨著相對于海外更不透明的收益結構，且真正能通過音樂獲得可觀收益的難度更高，成為了卡在時代轉型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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