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語里“包”是一種長滿刺的植物，夏秋開花、冬季結出紅色的果實，在貴州的山野里隨處可見。阿包的人生，就像這株小小的植物，在極少的資源下展開。來自大山，經歷早婚、早育，被輟學、被詐騙，拼了命也要托舉自己的下一代讀書。

文丨新京報記者郭懿萌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4467字閱讀7分鐘

57歲的阿包覺得，人的一輩子從娘胎里出來就帶著幾分天定的命數。而她的命，像是被荊棘纏繞的藤蔓，從根上就扎進了苦楚。

8歲喪母后，阿包輟學回家，在饑餓和忍耐中挨過整個童年；20歲還不知婚姻為何物，就被推入了大她18歲的男人家門，三年間生下兩個女兒。

為了支撐起這個家，個頭僅有一米五的她賣菜、倒煤渣、掃廁所，可命運并未因此寬待她——急于謀生的她走進人才市場，卻被人販子誘騙，從貴州的山溝拐到了幾千里之外的河北平原。

身無分文、大字不識，她憑著求生的本能，花了四個月的時間，一路逃回貴州。滿懷期待地奔回家，卻發現丈夫已經把前妻接回，兩個女兒衣衫襤褸，臉上沾滿泥垢。

她咬緊牙關，咽下所有委屈。后來，她在醫院找到了穩定的工作，省吃儉用，把兩個女兒供到了大學。可每當日子要透出一絲光亮，命運便又揮下更重的拳頭——哥哥與丈夫接連患病去世，而她辛苦攢下的積蓄，又被電信詐騙洗劫一空……

直到50歲，她的生活才終于像一條蜿蜒的河流，流入平緩的河道。她對著手機錄音，一字一句講述自己的故事，再一筆一畫謄抄到筆記本上，最終，這些字句凝結成了一本書——《阿包》。

這不僅僅是一個“苦盡甘來”的故事，而是一個女人在命運一次又一次的碾壓下，始終沒有松開攥住希望的手，也從未讓心底的善意被苦難磨滅。

現在的阿包，寫作成為了她的新工作。她的第二本書已經完稿，第三本正在創作中。隨著《阿包》出版后，她跟著出版社去了深圳、廣州、北京，參加分享會，接受記者采訪。

今年4月，她來到北京參加活動，這是她當年被拐后逃亡到的地方。與之前不一樣的是，那時的她戰戰兢兢地待在收容所，而這次，她吃了北京烤鴨、南門涮肉，逛了故宮，伴著鼓樓的鼓聲起舞。

幾乎每場線下分享會，都有讀者紅著眼睛說，家里有長輩跟阿包有著相似的經歷——她們來自大山，經歷早婚、早育，被輟學、被詐騙，拼了命也要托舉自己的下一代讀書。

苗語里“包”是一種長滿刺的植物，夏秋開花、冬季結出紅色的果實，在貴州的山野里隨處可見。阿包的人生，就像這株小小的植物，在極少的資源下展開。她沒有逆襲，也沒有世俗意義上“成功”的結局。她不完美，但足夠鮮活。

以下是阿包的自述。

阿包。受訪者供圖

“再長的路程，也能繞過那道彎”

我叫李玉春，苗族人，苗族名字叫“包里給”。“包”是我的名字，“里”是我爸爸的名字，“給”是我爺爺的名字，家鄉人都叫我“阿包”。

我的老家在黔東南的雷山縣固魯村，家里四個兄弟姐妹，我排老三。8歲那年媽媽病逝，轉年爺爺奶奶勸爸爸再娶個媳婦來照顧我們。后媽帶著4個孩子來到我家，這下家里有8個孩子，一睜眼就是10張嘴要吃飯。

后媽把糧食鎖起來管著，我經常餓著肚皮去干活，一到山上就開始想媽媽，總想著要是媽媽還在，我是不是就不用受這些苦了。

在我11歲那年，后媽說，女孩都不準去讀書了。我把該干的家務干完，挑紅薯藤、割草藥、采茶葉，攢好了兩塊八毛錢的學費，就這樣堅持讀完了二年級。但是爸媽卻說：“家里很困難，錢要拿給家里用，不能再往學校花了。”

就這樣，我輟學了。在學校學的那幾個字，慢慢地也都忘光了，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1973年，5歲的阿包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張照片。（左起）哥哥、媽媽、姐姐，阿包、爸爸、舅舅。受訪者供圖

16歲時我就出去打工了。老鄉給我介紹一個男人老趙，他比我大18歲，離過婚，還有一個7歲的女兒。那時候我20歲了，什么都不懂，連“嫁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以為去他家就是“走親戚”。

跟了老趙轉年，大女兒就出生了。那時老趙有點重男輕女，覺得再生一個應該是男孩，結果又是個女兒。我只知道有孩子了就拼命地掙錢，讓家里兩個小孩讀書長大。

我去人才市場找工作。有個女人說跟她去上海送趟東西能賺300塊，我就和另外兩個女人跟著上了開往北方的火車。那時候哪知道這是個騙局啊，我還傻乎乎地任由她把我身上的東西收走保管，下了車看到“河北省”才隱約感覺被騙了。我荷包里一分錢也沒有，只能聽她的。

就這樣我被賣到了一個家庭，我告訴他們我是被騙過來的。那家人得知我有兩個孩子還結扎了，氣得讓我寫信給貴州家里，打3500塊錢，這是他們買我的價格。

信寄出去石沉大海，我只能自己想辦法逃。隔壁四十來歲的阿姨看我天天哭，悄悄告訴我路線。有一次去集市賣花生，我趁機逃了出來。好心人把我送到北京收容所，警察給我買了回家的火車票。

就這樣，在離家4個月后，我回到了貴州。可還沒進家門就看到兩個孩子身上臟兮兮的，大女兒告訴我，老趙把前妻接回了家。

那幾天我整宿整宿睡不著，我拼了命，從被拐的地方回來，他卻等不了我4個月。

20歲這一年，阿包嫁給了大她18歲的煤礦工人老趙。受訪者供圖

那英有一首歌《山不轉水轉》，最后一句歌詞：再長的路程，也能繞過那道彎。我想，人生道路漫長，自己想得開就總能走過去。

我把身份證和結婚證都揣在荷包里，要是離婚，就帶兩個女兒回貴陽租房打工。后來老趙讓他前妻走了，我就繼續跟他過。那時候是真恨他，可為了讓孩子們有個完整的家，這口氣我忍了。

孩子幾乎成為了我后半輩子的念想。讓她們倆好好讀書、長大成人是我唯一的目標。為了她們，我什么苦都能咽得下。

希望這些苦日子不再發生在孩子身上

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故事不太光彩。可能有人看了會同情我，也有人會覺得我是因為太笨才會過得這么狼狽。直到書要出版前一個月，我才慢慢想開了。別人愛笑話就笑話吧，我裝作看不見就好。

我這一生對寫字最難忘的印象就是在北京和武漢的收容所里。他們叫我簽字，我覺得我寫得很不好，因此擔心他們不會送我回家。那個時候我真的很后悔小時候沒有爭取到讀書的機會。后來我遇到的這些苦難，包括被拐賣和電信詐騙，也是因為沒有文化導致的。

仔細想來，最早冒出寫書的念頭，也是在我被拐賣逃回貴陽之后。我想告訴兩個女兒，媽媽那些日子是怎么熬過來的。但是那時我不識字，念頭只是一閃而過。

真正讓我重新想這件事，是后來和潘哥在一起生活的時候。潘哥退休前是大學教授，40年前他和我表姐在一起，我給他們帶過幾年孩子。

2023年阿包和潘哥。受訪者供圖

2018年潘哥突然聯系我，他說自己腰椎間盤突出，完全不能動彈，想讓我去照顧他。后來我得知，他這些年過得也很波折，與表姐離婚后的下一段婚姻也不順心。找到我的時候，他身體特別差，免疫力低下，連喘氣都費勁，甚至找了攝像師錄了遺言。

那時候我的哥哥和老趙已經相繼去世了。哥哥是在2004年因為尿毒癥走的，因為后期我和嫂子家里都沒有一點可以給他做透析的錢了。我想把腎給他，但是手術的20萬元更是天文數字。

哥哥走后8年，老趙查出來直腸癌晚期，已經轉移到肝了。化療的藥10顆就要3000多元，但是還是救不回來他。離世的時候，他身上皮包骨頭了。之后的幾年里，大女兒和二女兒相繼出嫁，我就只有一個人了。

我照顧了潘哥一段時間，他的身體慢慢好轉，后來提出想和我一起生活。我猶豫了很久，最后還是答應了。

他每天就是吃飯、鍛煉、看書。有次我說，我的經歷要是寫出來，說不定也能成一本書呢。之前他也聽我講過一些往事，說我以前真是吃了太多苦。他鼓勵我把這些都寫下來，爭取出版。

寫書對我來說太難了，因為我根本不識字。潘哥拿來書和電腦，教了我十幾天打字，可我實在是學不會。好在現在手機能語音轉文字，我就對著手機說自己的故事，感覺說到一百來字了，就停下來抄在本子上。

那段時間我經常晚上10點開始寫，等潘哥和外孫女都睡覺了，我就安安靜靜地回憶，小聲地講。一年的時間里，我寫好了整本書。因為沒有標點，潘哥拿到學校全部謄到電腦上，花了一個月時間修改好。

到現在常見字我都能認得了，可以說寫書的過程補上了我小時候沒上完的識字課。

女兒看完書說：“媽媽你那么苦，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那么苦的日子，沒必要告訴孩子。我只想給她們說一些鼓勵的話，讓她們好好過日子。

后來記者采訪的時候，女兒也哭了，她們覺得媽媽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她們回憶上大學的時候，班上同學都是父母貸款或者借錢供讀書，畢業后讓他們自己還債。我的兩個孩子，我從沒貸款給她們上學。我賣過菜、倒過煤渣、掃過廁所、做過保潔和保姆，沒有文化，只能靠賣力氣賺錢。但是她們倆每個月的生活費和學費我都提前準備好。

不少媒體找到我采訪，發出來的報道我會看評論，但是不會轉到朋友圈。到現在為止，親戚朋友也不知道我寫過一本書。

我一生的酸甜苦辣基本都寫在這本書里了，寫的時候不知道哭過多少次。書出版后，我從來沒敢完整地看過，怕看了又會傷心。

我希望這本書可以一直讓后代的人看到，希望我經歷的這些苦日子不要再發生在孩子身上了。

“人是三節草，不知哪節好”

剛和潘哥在一起的時候，人多嘴雜，我倆身邊都會有很多閑言碎語。他們覺得我沒有文化，潘哥找我不是娶媳婦，而是找個保姆伺候他。

我也偷偷觀察過潘哥。他不管去單位還是和朋友聚餐，都會帶著我，逢人就介紹“這是我愛人”。他會給我夾菜，也會在下雨天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我披上。他們學校辦活動人多我不愛去，他就把水果點心和糖果帶回來給我。

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時候，被媽媽疼著的時候。

潘哥喜愛攝影，沒事就開車拉著我去寨子里拍照。這7年間，我倆跑遍了貴州黔東南幾十個村寨，跟苗族老鄉一起過年、跳蘆笙舞。他還帶我去了他曾工作過的湖南，專門去了張家界玩。

和我在一起之后，他的身體也好了許多。后來他母親病重到去世，都是我們倆在床前伺候湯藥。漸漸地，那些說閑話的人也改了口。

老人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這句話到現在我還是信的。從河北逃回貴州的路上，我身無分文，遇到的警察和好心人給我買飯、買車票。我一直感謝他們。

這么多年，我也一直憑自己的良心來做事。跟著潘哥下鄉拍照時，我看見有的老人鞋都穿爛了。后來我在湖南看到一家超市打折賣解放鞋，25元一雙，我買了4雙，放在車的后備廂，現在送出去兩雙了。我荷包里還總放著幾張10元錢，見到可憐的老人就塞一張，老人高興半天。

去年12月，潘哥和阿包去云南麗江旅游。受訪者供圖

潘哥拍照的時候，小孩子圍在他身后好奇地看，我買二三十塊錢的糖揣在荷包里分給孩子。看見他們，就想起我小時候眼巴巴望著城里人的樣子。現在兩個外孫女長大了，她們小時候的衣服我洗得干干凈凈包好，遇到家里孩子多的就送一包，告訴他們這是洗好的，穿臟了丟掉就行了。

看到他們高興，我也跟著開心。

我們農村有一句俗語：“人生三節草，不知哪節好。”意思是人像草一樣，不知道哪一節會長得好。所以永遠在過得好的時候不囂張，在過得不好的時候要有希望。

現在這平平淡淡的日子，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福氣。也許這就是我的命——苦了大半輩子，終于等到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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